汤显祖创作特征（论汤显祖邯郸记的成就及其影响）

汤显祖的《邯郸记》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度脱剧，它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汤显祖从唐代有关文献和从明代现实生活中开掘素材，加以独到创造，使《邯郸记》做到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它深刻地描写了封建社会里人性的扭曲，形式上是喜剧，实质上是悲剧。《邯郸记》的影响，一是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二是对同类戏曲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三是在文人圈子里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

以唐人沈既济《枕中记》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存在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包括元人马致远与李时中、花李郎、红字李二共同创作的《邯郸道省悟黄粱梦》，明人苏元俊的《吕真人黄粱梦境记》，其中被度者均为吕洞宾；第二个系列包括明人谷子敬《邯郸道卢生枕中记》，脉望馆钞校于小谷本《吕翁三化邯郸店》，以及汤显祖的《邯郸记》，其中被度者均为卢生。

这两个系列的作品，分别以马致远《黄粱梦》和汤显祖《邯郸记》为代表作，它们分别是这两个系列作品中成就最高者。如以二者相比较，可以看出它们的构思大不相同。《黄粱梦》以“外”扮被度者吕洞宾，而以“正末”扮度人者钟离权，钟离权又先后幻化成为高太尉、老院公、樵夫、邦老，给吕洞宾带来种种好运或厄运，同时向吕洞宾反复宣扬酒、色、财、气的危害，最后使吕洞宾蘧然梦觉。《邯郸记》以被度者卢生为主角，让他在梦中经历几番浮沉荣辱，大起大落，直至享尽荣华富贵，仍然不肯撒手，最后从梦中醒来，这才幡然省悟。从剧本的重心看来，《黄粱梦》重在钟离权的度脱，而《邯郸记》重在卢生本人的体验，二者明显不一样。可以说，《邯郸记》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度脱剧。

与基本构思相应，两剧的结构安排也大不相同。《黄粱梦》全剧四折的唱词都由钟离权（或其化身）所唱，可以说是灌输重于体验。《邯郸记》则吕洞宾只在第三出《度世》、第四出《入梦》前半、第二十九出《生寤》后半、第三十出《合仙》上场，其他诸出均由卢生等人在那里表演，可以说是体验重于灌输。这样的处理，接近沈既济《枕中记》的原来面貌，也有利于表现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为了表现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汤显祖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开掘。

一是从唐代有关文献中开掘。例如李晓先生在《〈邯郸记〉本事考及主要版本》中指出的：“本事中提到卢生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时宰为谁？汤氏从《唐书》中找出个宇文融来，这是个很重要的补笔。”李晓先生说得很对，相关材料除《唐书》之外，还可以补充《明皇杂录》中的《宇文融》条：玄宗命宇文融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诬谮。密奏以为卢从愿广置田园，有地数百顷。帝素器重，亦倚为相者数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于一时，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从愿为多田翁。从愿少家相州，应明经。常从五举，制策三等，授夏县尉。自前明经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员外至侍郎，只七个月。值得注意的是此条引出一位卢从愿。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卢从愿不但可以说是汤显祖《邯郸记》中卢生的原型，而且也可以说是沈既济《枕中记》中卢生的原型，这一点似乎未经人道。上面一条还可与《新唐书》列传第五十四《卢从愿传》参看：“卢从愿，字子龚。六世祖昶，仕后魏为度支尚书，自范阳徙临漳，故从愿为临漳人。擢明经，为夏尉。又举制科高第，拜右拾遗，迁监察御史，为山南黜陟巡抚使，还奏称旨，累进中书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选自中宗后纲纪耗荡，从愿精力于官，伪牒诡功，擿检无所遗，铨总六年，以平允闻。帝异之，特官其一子。从愿请赠其父敬一为郑州长史，制可。初，高宗时，吏部号称职者裴行俭、马戴，及是，从愿与李朝隐为有名，故号‘前有裴、马，后有卢、李’。开元四年，玄宗悉召县令策于廷，考下第者罢之。从愿坐拟选失实，下迁豫州刺史。政严简，奏课为天下第一，宝书劳问，赐绢百匹。召为工部侍郎，迁尚书左丞、中书侍郎，以工部尚书留守东都，代韦抗为刑部尚书。数充校考使，升退详确。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将以括田户功为上下考，从愿不许，融恨之，乃密白‘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帝自此薄之，目为多田翁。后欲用为相屡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复为东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论输籴于官取利多，贬绛州刺史，迁太子宾客。二十年，河北饥，诏为宣抚处置使，发仓廥赈饥民。使还，乞骸骨，授吏部尚书致仕，给全禄终身。卒，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文。”可以看出，卢从愿事迹与《邯郸记》中卢生颇有相似之处。上引两则文字相比，《新唐书》记录为详，但几个关键情节，如卢从愿族望宦婚，以及升迁之速，则《明皇杂录》所写更为具体。至于宇文融的诬陷，则都是一致的。

关于卢生被贬之地，《枕中记》说是驩州（今越南义安、河静等地），汤显祖《邯郸记》改为崖州（今海南三亚），这里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唐代名臣杨炎、韦执谊、李德裕等先后贬崖州，作为贬谪之地，崖州的影响更大。第二，这一改动，似乎更符合沈既济初衷。第三，汤显祖曾经贬官徐闻，这里地处雷州半岛，与海南隔海相望，因此他对海南更为熟悉。汤显祖作于徐闻的一首诗中，还写到李德裕，诗为《琼人说生黎中先时尚有李赞皇诰轴遗像在，岁一曝之》：“英风名阀冠朝参，麻诰丹青委瘴岚。解得鬼门关外客，千秋还唱《梦江南》。”可以说，汤显祖在这首诗中，对李德裕这样被贬官员的处境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

我们知道，沈既济曾因杨炎举荐，任左拾遗、史馆修撰。德宗建中二年(781)，杨炎获罪贬崖州，沈既济受牵连，亦随之贬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司户参军。后又入京任吏部员外郎。《枕中记》当作于此后。

关于德宗一朝宰相的贬死，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曾经论及：“《旧唐书》一二《德宗纪上》略云：建中二年七月庚申，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杨炎为左仆射。十月乙酉，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寻赐死。”“同书一三六《窦参传》略云：明年（贞元五年）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使。贬参郴州别驾，贞元八年四月也。[九年三月]乃再贬为驩州司马，未至驩州，赐死于邕州武经镇。”“寅恪案：杨炎以文学器用，窦参以吏识强干，俱为德宗所宠任，擢登相位，而并于罢相后不旋踵之间，遂遭赐死，此诚可致慨者也。”

可以看出，《枕中记》写卢生被贬，其中隐然有杨炎的影子在。杨炎既贬崖州，沈既济不便言之，故改言驩州。汤显祖《邯郸记》又将其改回崖州，所以我们说是更符合沈既济初衷的。

二是从明代现实生活中开掘。如第二十三出《织恨》写卢生得罪之后，崔氏没入外机坊织锦，备受督造太监、外机坊大使凌辱。织造之害波及整个明代，这方面的记载在《明史》中屡见不鲜，如《明史·章侨传》记章侨：“又言添设织造内臣贪横殊甚，行戸至废产鬻子以偿，惟急停革，与天下更始，疏入不省。”第二十七出《极欲》说卢生“这梅香伏侍相公，也养下一子，叫做卢倚，因他年小，挂选尚宝司丞”，与《明史·张居正传》“荫一子尚宝丞”相似，而且尚宝司是明朝特有的官署，其他朝代包括唐朝都没有，因此这里的明代痕迹是显然的。第二十八出《友叹》借萧嵩之口说卢生“忽然一病三月，重大事机，诏就床前请决。皇上恩礼异常，至遣礼部官各宫观建醮禳保”，与《明史·张居正传》“居正病，帝频颁敕谕问疾，大出金帛，为医药资。四阅月不愈，百官并斋醮为祈祷，南都、秦、晋、楚、豫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维等理阁中细务，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后惫甚，不能遍阅，然尚不使四维等参之”极其相似。吴梅《读曲记》《邯郸梦（二）》说：“记中备述人世险诈之情，是明季官场习气，足以考镜万历年间仕途之况，勿粗鲁读过。”《四梦传奇》说：“明之中叶，士大夫好谈性理，而多矫饰，科第利禄之见，深入骨髓。若士一切鄙弃，故假曼倩诙谐，东坡笑骂，为色庄中热者下一针砭。其自言曰：‘他人言性，我言情。’又曰：‘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又曰：‘人间何处说相思，我辈钟情似此。’盖惟有至情，可以超生死，忘物我，通真幻，而永无消灭。否则形骸且虚，何论勋业，仙佛皆妄，况在富贵。”这些意见，对我们都是很有启发的。

《邯郸记》是一部杰作。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认为戏剧的发展应当是“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我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汤显祖《邯郸记》已经具备“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时又将其与“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美地融合起来了。

我们说汤显祖《邯郸记》已经具备“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是有充分根据的。汤显祖有史识、史才，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史学家。他在《答吕玉绳》中说：“承问，弟去春稍有意嘉、隆事，诚有之。忽一奇僧唾弟曰：严、徐、高、张，陈死人也，以笔缀之，如以帚聚尘，不如因任人间，自有作者。弟感其言，不复厝意。赵宋事芜不可理。近芟之，《纪》、《传》而止。《志》无可如何也。”这里的“奇僧”指的是僧真可。徐朔方先生笺：“或作于万历二十七年，时真可有临川之行。”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描述《邯郸记》的创作过程：万历二十六年（1598）春，汤显祖对嘉靖、隆庆以来的历史产生兴趣，有意进行研究。就在这一年，他向吏部告长假还乡，而真可也在这一年来访，向他表达了上述意见。汤显祖接受了真可的意见，不再具体研究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而是超越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从哲理的层面，对封建政治进行了整体的的思考，并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完成《牡丹亭》、万历二十八年（1600）完成《南柯记》之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完成了《邯郸记》。而这一年，也就是他被吏部以“浮躁”的理由正式免职的一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汤显祖以一部《邯郸记》，也对自己十八年的坎坷仕途作了一个总结。

汤显祖写作《邯郸记》时，头脑十分清醒。要证明这一点，只要举出两个细节就足够了：

一个是，第二十五出《召还》中，为虎作伥、前倨后恭的崖州司户向卢生负荆请罪时，卢生笑道：“起来，此亦世情之常耳。”不要忘记，这位司户也是黄粱梦中人，请看他的自白：“小子崖州司户，真当海外天子。长梦做个高官，忽然半夜起水。好笑，好笑，一个司户官儿，怎能巴到尚书阁老地位？”就是这位司户，当使者迎取卢生还朝时，他却误以为迎取的是自己，又惊又喜：“我的宇文老爷，小官还不曾替你干的事，就蒙你钦取我拜相回朝，顶戴，顶戴。”并且在迎接使者时不肯下跪，说是：“天使来取司户回朝拜相，体面不跪。”这真是自作多情，想入非非了。

另一个是，第二十八出《友叹》中，卢生沉疴不起，萧嵩已向裴光庭暗送秋波：“卢老先既有此失，势必跷蹊。且喜年兄大拜在即了。”裴光庭口称“不敢”，实际上却是迫不及待，就是萧嵩，心中又何尝不想？

这说明，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沉浸于黄粱美梦者绝非一人二人，糊涂者有之，聪明者亦有之，遭人嗤笑者有之，未遭人嗤笑者亦有之，大梦难醒，而且还是“此梦绵绵无绝期”，这种人性的扭曲，形式上是喜剧，实质上是悲剧。对于这一点，汤显祖有着超乎常人的清醒认识，所以他在《答李乃始》中说：“词家四种，里巷儿童之技，人知其乐，不知其悲。”这一宣言，真是意味深长，足以振聋发聩的。

（二）

汤显祖《邯郸记》问世之后，在剧坛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个方面是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对其“立言神指”，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概括说：“《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王思任这一概括十分有名，也大体符合实际。对其艺术成就，王骥德《曲律》卷四说：“临川汤奉常之曲，当置法字无论，尽是案头异书。所作五传，《紫箫》、《紫钗》，第修藻艳，语多琐屑，不成篇章；《还魂》妙处种种，奇丽动人，然无奈腐木败草，时时缠绕笔端。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纇，俯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辞复俊。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蹊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认为《紫箫》、《紫钗》辞藻秾艳而结构散漫，缺乏整体的美；《牡丹亭》有很多奇丽动人之处，可惜仍时有瑕疵；《邯郸》、《南柯》则结构紧凑，语言纯净，本色与辞采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因此是艺术成就最高的。冯梦龙《墨憨斋定本邯郸梦总评》说：“《紫钗》、《牡丹亭》以情，《南柯》以幻，独此因情入道，即幻悟真，阅之令凡夫俗子俱有厌薄尘埃之想。‘四梦’中当推第一。”张岱的意见则与王骥德、冯梦龙不同，他在《答袁箨庵》中说：“汤海若初作《紫钗》，尚多痕迹。及作《还魂》，灵奇高妙，已到极处。《蚁梦》、《邯郸》，比之前剧，更能脱化一番，学问较前更进，而词学较前反为逊色。盖《紫钗》则不及，而‘二梦’则太过，故总于《还魂》逊美也。”张岱此说，是针对当时传奇创作的一种倾向而提出的。这种倾向，照张岱说来就是：“传奇至今日，怪幻极矣。生甫登场，即思易姓；旦方出色，便要改装；兼以非想非因，无头无绪；只求热闹，不问根由；但求出奇，不顾文理。”张岱认为袁于令（箨庵）的近作《合浦珠》亦患此病，“盖郑生关目亦甚寻常，而狠求奇怪，故使文昌武曲、雷公电母奔走趋跄，热闹之极，反见凄凉。”张岱并不反对“热闹”和“出奇”，只是认为“热闹”和“出奇”应当“皆是情理所有”，即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以追求理想的艺术效果。张岱认为在这方面，《紫钗记》的缺点是“不及”，《邯郸》、《南柯》的缺点是“太过”，只有《牡丹亭》恰到好处，“灵奇高妙，已到极处”。可见张岱认为《邯郸记》不及《牡丹亭》。我们认为，总的看来，《牡丹亭》成就肯定在《邯郸记》之上，当然二剧的特色是不同的。

第二个方面是对创作的影响。一个例证就是苏元俊创作的《吕真人黄粱梦境记》。据郑志良先生《论苏元俊和他的〈吕真人黄粱梦境记〉》一文考证，苏氏此剧作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后，受到汤显祖《邯郸记》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吕真人黄粱梦境记》将身事与时事融入其中，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肆意嘲讽，大加贬挞，颇新人耳目，虽说是度脱剧，却又有时事剧的气息。这一特点，应该说也受到汤显祖《邯郸记》的影响。

第三个方面是在文人圈子里引起的强烈反响。

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钱希言自常熟来临川访汤显祖，汤显祖曾请他观看《南柯记》、《邯郸记》的演出，钱希言作《今夕篇》记其事。小序云：“汤义仍膳部席与帅氏从升从龙郎君尊宿叔宁观演‘二梦’传奇作。”诗中写道：“借问顾曲者，主人胜周郎。平生宦不达，写韵于宫商。谱彼虞初说，填词播教坊。《南柯》似孟浪，《邯郸》太荒唐。本言梦中事，借作尊前妆。富贵等浮蚁，功名喻炊粱。畴云钟鼎业，而异傀儡场。纷纷聚观人，谁短更谁长？”“雕虫虽小技，信美流芬芳。请看‘二梦’言，千秋焕乐章。”他对汤显祖创作《邯郸记》的良苦用心是有一定程度体会的。

其后，文人经常观看《邯郸记》的演出，并且经常形诸歌咏。如范景文《秋夜邓未孩冯上仙曹愚公招饮淮河楼上看演〈黄粱〉传奇》：“秦淮河上低杨柳，歌舞楼中小月明。异地谁教宾作主，同襟方见弟和兄。已从戏局还看梦，纵使诙谈总自清。一曲游仙催漏短，贪欢怕是听鸡声。”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一：“砚席书生倚穉骄，《邯郸》一部夜呼嚣。朱衣早作胪传谶，靑史翻为度曲訞。炊熟黄粱新剪韭，梦醒红烛旧分蕉。卫灵石椁谁镌刻，莫向东城叹市朝。”自注：“是夕又演《邯郸梦》。”梁清标《刘庄即事次念东韵》：“剪剪西风荇藻香，烟波一曲凤城旁。酒垆客散河山邈，槐国人醒岁月长。便欲观涛吟《七发》，浑疑落木下三湘。闻歌今夕同流水，莫负溪桥潋滟光。”自注：“是日演《黄粱梦》，追忆昔时同雪堂、淇瞻集此园观《秋江》剧，不胜聚散存亡之感。”陈瑚《和有仲观剧断句十首》中有：“雪满弓刀血裹巾，燕然山下梦中身。楚囚空洒新亭泪，不见邯郸作梦人。”自注：“歌《邯郸梦》。”又有：“莫笑卢生一枕空，神仙亦在梦游中。苍苍烟雾茫茫水，何处蓬莱绿发翁？”以上四人，范景文殉明而死，钱谦益、梁清标身仕二朝，陈瑚是明遗民，他们身份、遭际、心态各不相同，但观看《邯郸记》的演出都有很深的感触，可见《邯郸记》的阐释空间是很大的。

当然，在特定情境之下，文人观看《邯郸记》的演出，感触就会更深。

清初宋琬有《满江红》词，小序云：“铁崖、頋庵、西樵、雪洲小集寓中，看演〈邯郸梦〉传奇，殆为余五人写照也。”词云：“古陌邯郸，轮蹄路，红尘飞涨。恰半晌，卢生醒矣，龟兹无恙。三岛神仙游戏外，百年卿相氍毹上。叹人间、难熟是黄粱，谁能饷。沧海曲，桃花漾。茅店内，黄鸡唱。阅今来古往，一杯新醸。蒲类海边征伐碣，云阳市上修罗杖。笑吾侪、半本未收场，如斯状。”宋琬曾因冤案下狱，后虽获释，但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因此观看《邯郸记》的演出，便有这样深沉的感慨。徐釚《词苑丛谈》卷九云：“宋观察茘裳罢官游西湖，与铁崖、顾庵、西樵宴集，演《邯郸梦》传奇。观察曰：‘殆为余辈写照也。’即席赋《满江红》云……词成，座客传观属和，为之欷歔罢酒。”王晫《今世说》卷二云：“宋荔裳、王西樵、曹頋庵同客湖上。一夕看演邯郸卢生事，酣饮达旦。曹曰：‘吾辈百年间入梦出梦之境，一旦缩之银灯檀板中，可笑亦可涕也！’” “百年间入梦出梦之境，一旦缩之银灯檀板中”，可见《邯郸记》极强的艺术概括力量，而“可笑亦可涕”，说出了文人观看《邯郸记》演出的复杂感受，也从接受者方面证明了《邯郸记》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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