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中高启强为什么要杀他儿子（狂飙中高启强为什么被设定为鱼贩子）

春节期间热播的电视剧《狂飙》中，主人公高启强骑着电动车卖鱼的照片红遍朋友圈。可你是否想过，为什么高启强的原始职业是一个鱼贩子，而不是其他职业，比如肉摊老板或菜贩子呢？其实，这和鱼以及渔夫在中国文化中的多重形象有着密切关系。

卖鱼的高启强。来源/电视剧《狂飙》截图

在中国文化中，鱼象征着丰饶。记载上古传说的《山海经》中描写了一种名为“文鳐鱼”的鱼，“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大穰”是丰收的意思，这里把鱼的出现当作天下丰收的吉兆。《诗经·小雅·鱼丽》有云：“鱼丽于罶，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尔雅·释地》解释称“鱼丽”就是“言太平，年丰，物多也”，整首诗讲述的是，这是丰收的好年头，物资充盈，捕获甚多。《诗经·小雅·无羊》将代表丰饶的鱼扩展到人的梦境中：“众维鱼矣，实为丰年。”假如做梦梦见鱼，那么将意味着丰收年的到来。“鱼”与“余”字的同音进一步强化了国人心目中鱼儿与丰收间的联系。即使到今天，许多家庭在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上都要准备一道鱼菜，寓意年年有余。过年的年糕也做成鱼的模样，火红的窗花也带有鱼的图案，这些都是鱼文化在今天的传承。

剧中高启强在菜场打拼，原本是想靠着自己的双手让亲人过上幸福的生活，选择象征丰饶的鱼作为他的售卖物再合适不过了。

清代宫廷藏童子抱鱼吊灯，有“年年有余”和“多福”的吉祥寓意。此花灯是应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赏灯习俗而制作的。来源/故宫博物院

象征丰饶外，鱼在中国古代还往往借指人，普通的鱼可变化为其他更“高级”的动物，代表着人实现阶层跃升的可能。庄子的《逍遥游》想象了一种大鱼，“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鱼变成鸟儿后，逍遥自在，可辗转千里，无拘无束。

关于鱼的变化，我们最熟悉的是鲤鱼化龙的传说。据《采茧杂志》记载：“鲤鱼一名稚龙。”可见早在古书中，人们便将鱼视作龙，将龙视作鱼，认为鱼和龙可以互化。大家所熟知的“鲤鱼跃龙门”的故事最早见于《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水险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海江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上则为龙，不上者点额暴腮。”那些跃上龙门的鱼儿就变成了龙，而那些跳不上去的鱼儿碰坏了额头、碰肿了脸腮。

随着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发展，“鲤鱼跃龙门”正式被赋予社会阶层晋升的含义。诗人李白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要是考不上科举，就只能当个普通人。另一位唐朝诗人章孝标也写诗感慨道：“眼似真珠鳞似金，时时动浪出还沈。河中得上龙门去，不叹江湖岁月深。”要是科举及第，这么多年的辛苦也是值得的。唐朝的读书人渴望高中，剧中的高启强也希望自己能通过卖鱼实现社会阶层的提升。

《士子读榜图》。来源/孔庙网

鱼固然有能跃过龙门的，但大多数的鱼只能沦为人类腹中美味，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项羽和刘邦“鸿门宴”的场景，刘邦即使在知晓了项羽谋害他的阴谋后，仍旧打算依礼辞行而去，这时樊哙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您都是人家案板上的鱼和肉了，还告辞什么呀。

鸿门宴上的樊哙。来源/电视剧《楚汉传奇》截图

连当时的刘邦在西楚霸王面前都得受人摆布，更别提普通小民了。后来，西汉由于多年征战、兴建工程，小民不堪其负，发声抱怨。汉乐府民歌《乌生八九子》中就曾慨叹：“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竿尚得鲤鱼口。”即使躲得再远，朝廷也能找到他们。与百姓距离更近的诸侯王和官吏同样横行霸道，《后汉书》在追溯西汉初年分封诸侯王的情形时，称他们“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诸侯王疯狂盘剥百姓，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到了南北朝时期，频繁的战乱使无数生灵涂炭，其中在数国间反复横跳的侯景尤其臭名昭著。他先服侍东魏，之后又降西魏，继而投奔南方的梁朝，梁武帝居然起用他为大将，率军讨伐东魏，东魏为此起草檄文，警告梁朝将遭遇严重的后果：“但恐楚国亡援，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果然，第二年八月，侯景便发动叛乱，当初力主接纳他的梁武帝被囚禁至死，殃及无数普通百姓。

鱼所代表的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普通人，在剧中有着充分体现。每当高启强要让老默杀人时，所使用的暗语便是：“老默，我想吃鱼了。”收到指令的老默便会提着活鱼上门，娴熟地剖腹杀鱼，正如他接下来要对受害者们所做的那样。而高启强表面待人友善，时不时给旁人一点小恩小惠，背地里干的也是鱼肉乡里的勾当。

值得一提的是，以鱼喻人的笔法在经典黑帮影片《教父》中也有所展现，当教父的贴身打手被对头杀害后，教父家庭收到了他生前穿的防弹背心，里面裹着一条死鱼，意为他“与鱼长眠”。

防弹背心，里面裹着一条死鱼。电影《教父》剧照

在鱼本身的文化含义外，还源于渔夫/渔贩子这一职业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复杂意象。鱼贩子中也有三六九等之分。在《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垄断了当地的鱼市场，他不来，没有鱼贩子敢开市卖鱼。高启强小心谨慎，但仍得看负责市场监管的唐家兄弟脸色，多少能在莫言的短篇小说《鱼市》中找到对照：欺行霸市的兵痞刘队长，努力谋生却又带有些市侩气息的众位鱼贩子，以及美貌的老板娘凤珠。

鱼贩子的生计离不开渔夫。中国古代文化中，渔夫往往被描绘成具有智慧的人。传说姜太公在水边钓鱼，引来周文王的拜访。后世用稳坐钓鱼台来形容地位稳固、掌握局势的人。唐朝柳宗元也写了名为《渔者对智伯》的寓言故事，借渔夫之口，预言了智伯的悲惨下场。高启强盛极一时的时候对局势的分析和把控，以及每天驾着电动车送鱼的普通模样，还真有几分腹黑渔者的味道。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也不乏对渔夫的负面评价。由于渔夫直接从自然界索取资源，无需像种植业那样经过耕种、养护、收割等长期艰苦的劳动，因此在以农耕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渔夫往往被描绘成不劳而获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渔父之图”“渔人之利”成了钻空子、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代名词，而这也符合高启强运用非法手段在京海市牟取暴利，且不时借力打力的剧情。

在不正当得利的评价之外，由于打渔人在水上讨生活，官方没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和监视，因此他们被认为是潜在的罪犯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我们常用江湖来指代官方无法触及、缺乏法律约束的场域。

东晋时期的孙恩卢循起义、南宋时期的钟相杨幺起义均以海岛或湖泊作为基地，明朝时期的倭寇队伍中也夹杂着不少亦商亦盗的汉人。我们所熟知的《水浒传》中，也有不少表面上以打渔为业，却同时涉足黑道的豪强。在劫持生辰纲的七人团伙中，就有石碣村的阮氏三兄弟。张横则在浔阳江上以摆渡为名劫人钱财、害人性命。他的兄弟张顺险些死在使用同样伎俩的张旺与孙五手里。

渔者中不仅好人坏人混杂，并且因为擅长与水打交道，也有兴风作浪的能力。唐代张志和写过一首《和渔夫词》，里面有一句“风搅长空浪搅风，鱼龙混杂一川中”，描绘了渔夫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同时也创造了表示好人坏人杂处其间的“鱼龙混杂”这一成语。《水浒传》中的李俊绰号“混江龙”，他还有两个副手，一是出洞蛟童威，一是翻江蜃童猛，一看这些绰号，便知他们有翻江倒海的能力。

日本人所作的《水浒传》人物画，充分展现了李俊翻江倒海的能力

渔夫本身的职业属性外，鱼本身也与密谋联系在一起。鱼被认为具有神秘色彩，古时书信往往做成鱼形，因为鱼是深隐之物，不会使信件的内容外泄，后人也据此用“鱼肠尺素”来指代书信。古人在密谋时，也经常在鱼肚子里做手脚。据《史记》记载，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光找来刺客专诸，打算谋害吴王僚，取而代之。由于吴王僚有所防备，公子光便设宴款待，专诸将匕首藏于鱼腹之中，在进献烤鱼时抽出匕首，一击致命。到了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密谋起事时，用红色颜料在丝帛上写“陈胜王”三字，放在鱼肚子里。戍卒们把鱼煮熟后，发现了里面的字条，以为这是天意。高启强从事犯罪活动，自然是摆不上台面的，所以才借助卖鱼作掩护。

古代用来传递书信的木制鱼。来源/天津邮政博物馆

与寓意极为丰富的渔夫相比，菜场里的其他职业在文化上都不符合高启强的人设。屠夫/肉贩子虽然孔武有力，但往往有勇无谋，更适合充当打手，而非诡计多端的幕后主使。西汉的樊哙便是屠夫出身，与韩信这样的智将形成鲜明对比。《水浒传》中的郑屠被鲁智深各种支使切肉，消耗了半天，最终遇三拳而亡。

反映内战前纽约犯罪集团活动的美国电影《纽约黑帮》中，帮派首领之一便是“屠夫比尔”，此人有勇无谋，只知以武力取胜，无视政治家关于时代已经改变、需接纳爱尔兰移民的劝告，最终身死。

此外，有一句古语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荆轲到燕国后，经常与屠狗者来往密切，饮酒甚欢，这便赋予屠夫以侠义色彩，与高启强从事犯罪活动的行为不符。一个罪犯，他再怎么仗义疏财，也只是伪装，而非实质。再者，“仗义每多屠狗辈”的下句是“负心多是读书人”，可见二者在社会阶层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与高启强实现社会阶层提升的努力不符。

至于菜贩子，则往往与软弱相联系。传统观念中，吃肉使人勇武，吃菜使人无力，且清心寡欲，无欲无求。《水浒传》中，种菜的“菜园子”张青明显受妻子“母夜叉”孙二娘管束颇多，且存在感较低。人们要显示自己不好惹时，都喜欢说“我可不是吃素的”。因此菜贩子这一职业也不符合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高启强形象。

由此可见，仅是主人公的职业设定，便牵扯出不少文化内涵。

倪正芳，唐湘丛：“隐士与智者——中西文学‘渔夫’形象比较，”《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1年第11卷第1期

司书景：“中国文化中的鱼情结，”《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9卷第3期

郝红艳：“汉字‘鱼’及其文化蕴涵，”《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滕新贤，王禹：“论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中的鱼文化，”《前沿》，2010年第20期

宁波，刘顺，何琳：“中国古代鱼文化的隐喻意象与历史演化，”《中国渔业经济》，2017年第4期第3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