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棋局深度解读（大棋局系列高端访谈第一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悉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理念，取得了一系列外交新突破，开拓了中国大国外交的新局面，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让世界刮目相看。通过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正确义利观等外交理念，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信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重大外交活动，中国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当今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世界格局深刻变革的大棋局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途上，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命运与共。

刘洪（特约主持人 新华社《环球》杂志副总编辑）：大家好，我是刘洪。这里是国家行政学院和新华网联合策划的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不断适应世界、影响世界，营造自身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关乎中国的未来，关乎13亿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本期探讨的主题是“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我们请来了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高祖贵。欢迎两位！

【嘉宾介绍】

于洪君，1954年生，吉林人，资深外交官，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俄罗斯和东欧问题专家。1989年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96年至1998年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一秘。2005年至2010年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2010年12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会副会长，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高祖贵，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国际战略与安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周边环境、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中东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是著名的国家安全问题专家。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和国家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300余篇，连续多年组织编纂《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这一国内顶级安全分析报告。

刘洪：我们第一个问题就从“韬光养晦”说起。从“韬光养晦”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外交经历了哪些“心路历程”？

于洪君（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应该说不仅我们中国人自己在思考，国际社会也在认真研究。研究中国外交，研究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历程，必然要研究韬光养晦外交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大家知道，1989年的时候，东欧巨变，苏联风雨飘摇，但是邓小平同志登高望远、高瞻远瞩，他说世界大得很，矛盾多得很，不要把国际形势看的多么漆黑，对我们多么不利，他那个时候提出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善于守拙。这一连串掷地有声的话语是他多年国际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应对国际形势新变化、中国面临新挑战提出的新对策，这个思路指导我们对外关系十多年，成为80年代末乃至整个90年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方针。应该说，遵循这个方针，我们中国人赢了，撕裂了西方搞的封锁中国的统一战线，沿着我们既定的改革开放路线大步前行。

刘洪：高院长，从韬光养晦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我们考量的基本点是什么？

高祖贵（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从韬光养晦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首先是一个基点发生了变化。我们提出韬光养晦外交方针时，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当时改革开放刚搞了几年，中国内外还面临很大的困难。那么，尽管后来加了几个字，刚才提到的，“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但基本内容还是没有变，是属于那个阶段的。

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第一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嘉宾由左到右依次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高祖贵、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和特约主持人刘洪。新华网发

刘洪：对，时代在不断地变化演进。

于洪君：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几年大家看到，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力量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了，我们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力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甚至也远远超出了国际社会原来的想象。这个时候，中国的外交如何谋划？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缜密研究，提出了开展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这样一个新构想。

刘洪：于部长，我听明白了，关键词就是力量对比，我想也是高院长所说的基点产生了变化吧。

高祖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我们第二个新的基点。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以新的姿态、新的实力，改变着我们的国际处境。在这个时候，再来看我们的内外环境和自身角色定位，我们的判断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基于这样一个新的基点，我们才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个理念。

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说明了中国的对外工作方针是什么，而且用这个概念浓缩了整个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其内涵是很丰富的。在这个概念下，有一系列的理念。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对外战略都可以放到这个内涵下逐一展开和诠释，它让我们找到了一面提纲挈领的旗帜。立起这面旗子，中国未来发展起来，外交就有了一个总的牵引。

于洪君：在2014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书记的讲话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工作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多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在国际事务中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整个国际关系，牵动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就像刚才你说的，不只是影响到我们13亿人的福祉，也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了。

刘洪：是的，我们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怎么看十八大以来主席的这些新理念和新突破？

于洪君：应该说，中国始终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这个定位到现在没有改变。这个定位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基于中国自身的实力，基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作出的一个科学判断。我想它是理性的、科学的，是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

首先，中国还是一个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必须对此有清醒认识和冷静判断。从发展水平来说，尽管中国2010年在经济上就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质量并不高，粗放式的发展虽然拉动了GDP，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其次,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现在，中国的外汇总量达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不能想象的规模。但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能仅仅看这些数字。

再次，社会不同居民阶层收入仍存在差距，这都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严峻问题。同时，这些年，世界经济总体上发展态势不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中国经济也从高速增长，调整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因此，中国要想完全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特别是美国那样的经济水平，恐怕还有许多年的路要走。我们将自身定位为发展中大国，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切不可盲目自大。

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第一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图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高祖贵。新华网发

高祖贵：其实,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地位的问题确实有很多看法。一般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中国看得很高，认为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能够很快超越美国，有人说是2025年，有人说是2030年。

这里面有几个关系，首先是总量和人均的关系。从经济规模和总量上，中国确实已经达到世界第二。全世界现在经济总量十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就中国和美国。但实际上，中国尽管规模很大、总量很大，但人均值比较低。到现在为止，中国的人均值大概在全世界排80位左右。还有很多的指标，比如说东部地区很发达，可中西部地区还相对落后；大城市很好，但农村地区还不够好。因此，按照我们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13亿中国人真正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从外部看中国，中国规模很大，越来越多的指标成为世界第一，可是从内部看中国，存在很多不平衡问题。正是基于这个特殊的国情，才会明确地说，尽管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经济规模上来了，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矛盾还是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现实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更何况，随着未来竞争的不断加剧，真的要把整个中国平均经济水平、质量都提升上去、经济结构实现升级，还要付出很长时间的努力。基于这些认识，中国给自己很清晰的定位，从总体发展水平来说，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认为，中国外交一个最大的突破和亮点，就是刚才提到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大家会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跟其他国家的大国外交有什么差别？首先中国是个大国，无论从国土规模、人口规模、现有经济总量，还是国际影响力来说，都毫无疑问是个大国。

刘洪：中国特色，特色在哪里呢？

高祖贵：中国不搞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搞自己的后花园，大家合作共赢。正如主席所说，不仅在经贸领域合作共赢，而且已扩展到政治、文化领域，甚至安全领域，都倡导合作共赢。以合作共赢为基础，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绝非零和博弈。这就把中国的大国外交和其他所有历史上的那些大国外交，包括现在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大国外交区别开来。我们是要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方向努力的。

于洪君：过去讲共同体，主要是西方国家在讲，欧盟过去叫共同体，但是我们不讲这个概念。2013年，刚刚就任国家主席时曾去莫斯科访问，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一篇演说，那是他以中国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出访，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亮相。当然，有丰富的国际交往经验，不论是在国内接待外宾，还是出国访问、参加重大活动。但是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在莫斯科是第一次，国际社会非常关注。我想中国国内好多人也注意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那个演讲里，体现了他的很多外交思想、外交理念和国际政治思维。比如，他讲了地球村，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在理论上迈出了一大步，说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中。他的地球村理念、时空观思想决定了中国后来的很多外交政策和策略。他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新理念。现在“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中国人大概都耳熟能详了。在莫斯科第一次（在海外）提出人类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要树立共同体意识，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所以它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第一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图为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新华网发

刘洪：怎么理解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

高祖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个理念以前从未提出过，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没这么提过。在外交理念上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创新，就是基于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所处的全球环境的深刻认识。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只能相互依存、相互帮扶、同舟共济，因为很多挑战，各国都无法独善其身，无法独自应对。

刘洪：对，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只能共同发展，包容发展。于部长，您怎么看？

于洪君：的国际政治理论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说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这和过去传统意义上，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角度看待人类文明不同。他有独特的视角、独特的视野，有更宽广的胸怀，这样就为我们提出互利共赢、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合作发展、包容发展、联动发展奠定了深厚的认识论基础，这些都是他在国际问题上的一些重大理论建树。

高祖贵：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共同之处，这是这个提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说，经济上我们讲共同的发展，我们中国发展了之后，欢迎大家搭便车、搭顺风车，我们一起分享，把中国的发展变成世界的机遇，把世界的发展机遇变成中国的发展机遇。

在共同安全上，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安全合作、政治外交去解决问题，一起寻求共同安全；在生态上，我们要寻求一个大家共同好的环境；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各国在文明上包容互鉴、相互交流。如此，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样一个旗帜引领下，建立一个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再打造人类共同体，就形成了一个很系统的思想。

于洪君：所以，这都是新的理论建树，还有很多，比如说在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提出新的义利观。我们要义利兼顾、义字当头。就是说，我们在处理同发展中国家关系时，与发展中国家搞经济、技术和贸易方面的合作，要考虑我们的利益，但同时也要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把我们的利益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统一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反对急功近利的思维，反对见利忘义的行为，叫做重信义、讲情谊、弘正义、树道义。这是过去没有提出过的讲法，就是中国新的外交政策、外交思想和外交理念。

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第一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图为特约主持人、新华社《环球》杂志副总编辑刘洪。

刘洪：正因为这些新的理论建树，所以十八大以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外交为之一变。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什么是接近的近，而不是进入的进？

于洪君：“进”和“近”，两个字发音一样，但写法不同，含义上就有很多区别了。我们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或者中心，这个提法应该说还是源于主席。他说：“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那么，这个走近，就是接近的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当前的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各种力量相互博弈，有主要力量，有次要力量，有核心力量，有边缘力量，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核心力量，最重要的、占据中心位置的还是美国。冷战结束以前是苏美两家，他们占据着国际舞台的中心。苏美之间既争夺又相互利用，他们之间关系的阴晴冷暖，决定着整个国际关系的走向。

冷战结束以后，苏联崩溃了，横跨欧亚大陆这个大国瞬间就消失了。世界处于由两极向多极过渡时间，但是现在来看，过渡时间比我们想的要长，从苏联解体到现在25年时间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是一超独霸，美国处于世界舞台中心，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中心，但是我们在一步一步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我们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在逐步完善，一步步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了。

在莫斯科的讲话也提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上升，我们要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他讲的第一条，第二条才是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第三条讲的是，同时也希望世界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最后希望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看看这个逻辑就知道，的胸怀和抱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抱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抱负。

所以说，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但是还有距离，我们也不需要定一个时间表，像美国那样充当一个世界警察角色。我们要发挥一个新型国际关系建设者和引领者，引导着、推动着整个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所以，这些思想应该说，既有独到之处、创新之处，也和过去的外交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处理中国的对外关系，处理国际事务，既注意创新、进取和发展，又注意稳定、联系和继承的关系。外交思想是我们党的外交思想连续性与创新性、继承性与开拓性的完美统一。

刘洪：高院长，您怎么看？

高祖贵：我的理解是，当你前所未有地走到离这个中心位置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就要问自己，准备在这个世界中心舞台上，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到底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多次讲话里提到一点，就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要发挥一个世界和平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的作用。有了这三方面，我们在这个中心舞台上给自己的定位和作用就有了一个很清晰的界定。

刘洪：中国给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但是我们也看到，国际上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甚至对中国采取遏制的态度。我们如何来影响这些国家？如何真正做到近悦远来？

于洪君：国际上炒作“中国威胁论”，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时就有。甚至可以说也与欧洲人对亚洲人的这种偏见有关，带有欧洲文明优越论的色彩了。

目前，中国综合国力一上升，迅速成长为世界大国，周边世界和整个国际社会缺乏足够的准备，他们不知道如何同成长起来的中国打交道，不知道如何适用中国为推动世界发展变化提出的新主张、新倡议、新构想，尤其是有些国家，感到自己的地位、领导权、主导权受到了挑战和威胁，也在刻意歪曲我们的内外政策，诬蔑中国、丑化中国，这是国际上“中国威胁论”至今不绝于耳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必惊慌失措。周边国家可能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要维持一种经济上借力中国、安全上求助美国这样一种矛盾心态，那就让他们慢慢去调适，中国终究要发展起来，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步伐是不可遏制的。

高祖贵：那么中国快速崛起之后，我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影响？我们自己越来越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该怎样作为？我们也得适应世界的变化，所以在未来这个世界，中国和世界这种相互适应的过程当中，而且相互走近的这种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其他论调出现，我们得既重视它，同时要学会去处理它，但是同时我们要淡定，保持定力。

刘洪：保持定力也很重要，但是如何处理也很重要啊！

于洪君：我们要适应外部社会，要做到既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毛泽东这个名言对我们处理今天同世界外部的关系也适用，我们也要自我调适。这么大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甚至都超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想象了，我们如何把握？现在，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是沉渣泛起。原来我们觉得，反全球化运动不过是少数人的儿戏，现在看来汹涌澎湃，形成一股潮流，在一些国家都已经上升到制度层面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地看待我们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样才能树立起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制度的一个建设者的良好形象，一个开明、开放的合作者的良好形象。讲的很好，他说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依赖越来越大，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依赖也越来越大，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反过来也影响中国，这是一个双向过程。不要以为我们发展壮大了，我们就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意志改造外部世界，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所以，在杭州G20这次峰会上讲，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进程是“中国走近世界、世界走近中国”的进程，我们也要敞开胸怀、打开国门，把外部世界请进来。

高祖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我们要做的一点就是，我们确实需要把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发展进程，通过多种形式，包括网络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传播，让全世界能够客观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因为很多偏见、看法乃至中国威胁论，有的是由于主观偏见，有的是由于不了解。如果我们开始让大家敞开怀抱，让大家增进相互了解之后，那么他可能就会认识到客观的中国是什么样。我们不求其他国家完全赞同和认可，因为每个国家自己的历史文化、哲学不一样，每个国家的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求大家能够相互理解，客观面对对方，如果我们能做到三个方面，那么未来中国给全世界展示的，将是一个是有利于这个世界的平衡、有利于这个世界的发展、也有利于这个世界的共同安全和繁荣的中国。

刘洪：简单总结两位老师的说法就是，敞开胸怀，互相理解。最后一个问题：十八大以来，既有外交新理念，也有很多外交新突破，比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这是以前无法想象的。两位是国际关系的长期研究者，有哪些是出乎你们意料新的东西？

于洪君：非常多，最突出的一点就比方刚才讲到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提出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到印度尼西亚提出来，共同建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这么短短三年多，这个倡议在国际社会受欢迎的程度，支持和参与的程度至少超出我本人的想象。为什么能取得这样良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基于自己一国私利，而是基于主席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基本理念提出来的。过去，美国人曾经在欧洲搞过马歇尔计划，现在也有的人试图把“一带一路”倡议等同于马歇尔计划，其实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为了复兴西欧少数几个国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发展计划，它的主要目的是稳定西欧，把西欧绑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战车上，它是为一种狭隘的地缘战略意图服务的。而我们不是，我们超越发展水平差异，超越社会制度的差异，寻求的是共同发展、联动发展。所以说，现在国际社会终于意识到，“一带一路”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个带动全球经济振兴和合作共赢的一个规划。

刘洪：我知道像于部长在很多的“一带一路”国家，曾经工作过或者访问过，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于洪君：我曾经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在哈萨克也工作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五个中亚国家，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地区。我们西出阳关进入中亚，以丝绸、茶叶、瓷器为主的中国物产就通过中亚走向西亚，进入俄罗斯，向南进入印度，经过南亚次大陆。所以那个地区和中国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二零零几年到哈萨克斯坦，那里就有丝绸之路饭店，他们对丝绸之路的记忆也是很深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亚国家，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反响非常热烈。哈萨克斯坦是最早表达了愿意把他们的“光明大道”新经济计划和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起来。后来，我又去过东欧一些国家，东欧国家和我们不是邻国，但是现在丝绸之路60多个沿线国家，他们都是包含在内的，像波兰、匈牙利、捷克都非常积极。匈牙利是最早和中国签订政府间“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备忘录的国家。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样大的感召力，有主席这么大的号召力，发出个倡议最后能变成全世界都响应、都赞同、都支持的一个行动。

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那个决议中有一段话，号召相关国家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帮助阿富汗实现战后重建，呼吁各国政府都协助保障“一带一路”工程的安全。“一带一路”成了国际共识，成了联合国推动的一个人类共同行动。所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的一个承诺，不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意志，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共同参与的行动，它的意义非常伟大。

刘洪：谢谢于部长。“一带一路”我们将在后续访谈中继续探讨。高院长，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高祖贵：我们现在提的很多国际关系的看法，实际上是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从中国文化自信当中，从几千年文化当中提炼的精髓思想，再根据当今形势的一些变化、世界潮流的变化，吸收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提出一些概念，放到这里提出方案。如今环顾全球，整个国际格局变化很大，整个世界的局势变化都很大，很多问题很难解决，在如此纷繁复杂的情况下，西方的那些解决方案效果不是太好。

从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开出的药方不太好，比如对外推广他的一套普世价值，推广他的一些民主自由方案。现在，在全球化的状态下，美国和欧洲各国内部也出现了很多社会矛盾，两极分化在加重。美国对外输出了一套方案不行，内部国内发展也面临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都不约而同地或者有意无意的都把目光聚焦到中国的身上，因为中国作为几千年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大国，有自己独到的智慧，将在世界上发挥出更大作用。因此，怎么把我们自己国家优秀的思想智慧、哲学思路吸收并提炼，贡献给全世界，让大家一起来分享，给世界的发展指出一个方向，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年做的一个很大的尝试。如果我们接着朝着这个方向走的话，我们对世界的贡献可能就会更大，不仅是从实实在在的经济和安全方面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从哲学、从思想上的发展，可以为世界提出一些新的前进方向。

刘洪：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于部长的见解切中肯綮、发人深省。高院长的论述独到深刻、让人回味。英国《金融时报》曾经这样说，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实现复兴，其影响是深远的，是全球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当然，对于国际上的一些质疑，主席也曾这样比喻，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会为之发抖。但是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爱的、文明的狮子。伟大的时代，见证着中国的发展，也见证着中国外交的风采。感谢于洪军部长和高祖贵院长的分享。下期，《改变历史走向的新型大国关系》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