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的雨巷内容（戴望舒的香港狱事）

戴望舒全家合影。（资料图片/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7月27日《南方周末》）

大学现当代文学第一课，老师给我们念了一首诗：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经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

这首诗，是著名的“雨巷诗人”戴望舒的作品。很难想象，那个念兹在兹“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戴望舒，曾经写过这样的诗歌。后来知道，写这首诗那年，戴望舒身在香港，被关押在位于中环的域多利监狱。

那是1941年的年末，香港经历了历史上著名的“黑色圣诞节”。随着战事的步步深入，日本于当年12月7日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次日，日军将枪口指向香港。港英政府当时已经竖起白旗，但仍没能抵挡住残暴者的进军。不久，香港沦陷，不少港英政府的高级官僚，都被送入域多利监狱。戴望舒作为知名文人，第二年春天被捕，也被关押在这里。

戴望舒是因为抗战爆发，为了躲避战乱而南下香港的。抗战爆发后，他先到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且创办了《耕耘》杂志。1938年春天，他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次年，又和诗人艾青一起，主编《顶点》杂志。在监狱中，戴望舒用手掌抚摸着墙壁，想象中国的版图在他的眼前，每抚过一寸山河，便留下一片血迹。当时的环境令人窒息，尤其在监狱里。中环奥卑利街16号斜坡上的高墙内，谁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英国殖民香港之初，各种象征国家机器权威性的基础建设都紧锣密鼓地展开。其中一项，就是要尽快修建监狱，以关押在香港犯罪的人。1841年，香港开埠初期第一座监狱在中环建成。起初，这座监狱叫“中央监狱”，英文名“Victoria Gaol”，后来采用译音，称“域多利监狱”。

英国在统治香港的早期，对华人仍然沿用“大清律例”，很多不人道的酷刑在香港仍轻易可见，例如斩首、凌迟、站笼、水笼等等。在监狱关押的华人囚犯，更要遭受歧视的政策。比如，外国人犯法，会给他们提供一人一间的独立囚室；但华人犯法，则一律关在两间狭小的牢房里。犯人多的时候，拥挤到连可以躺下的地方都没有。为了防止华人囚犯逃走，还要给他们戴上沉重的脚镣，犯人经常因皮肤不堪磨损而溃烂，严重者甚至需要截肢，也有人因此丧命。由于监狱空间有限，大部分华人罪犯都不予关押，而改判以笞刑、剪辫或刺青，有的则被逐出香港岛，流放到九龙，甚至马来西亚等地。

不过，戴望舒被关押的时候，域多利监狱的环境已经大为改观。到1939年止，监狱已经历过多次改造。英国人不得不顾及颜面，因为长久遭到各方指责，令他们不得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尽量有所动作，即便这不是他们心甘情愿之举。英国人参考了美国费城东州教养所的监狱设计，把域多利监狱改造成南北两组的“放射式”。港督轩尼诗又于1877年下令，增加监狱的单独囚室。然后又根据犯人分龄、分类的政策，大规模扩建监狱，先后增加了如荔枝角收押所、赤柱监狱等几处监狱。根据犯人类别的不同，又增加了多个不同类别的监狱，例如专门关押精神病罪犯的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早于1961年，域多利监狱就成立“精神科观察组”，直到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建成后才取消）、专门关押吸毒犯人的喜灵洲戒毒所等等。

戴望舒在域多利监狱还写过另一首更加脍炙人口的诗《狱中题壁》：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

说起来，戴望舒本来或许是可以逃离香港而不用被捕的。2012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东江纵队：抗战前后的香港游击队》等史料显示，在香港沦陷前后，中国左翼势力曾组织救亡，保护撤离过大量逗留香港的文人，其中包括邹韬奋、戈宝权、茅盾、胡愈之、胡绳、金仲华、于伶、宋之的、叶以群、廖沫沙、胡仲持……为什么戴望舒没有跟随这一潮流，离开香港呢？

据和戴望舒同时代的诗人徐迟回忆说，戴望舒是因为“舍不了他的藏书”，才不肯撤离香港的。戴望舒爱书如命，有一屋藏书。他出狱后，曾在中环利源东街十号开设一间叫“怀旧斋”的旧书店。贫困的他，一边把自己的部分藏书搬出来卖，一边再用钱收购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