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继承（董仲舒天人三策）

从秦朝到汉初这段时间，既是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的过渡时期，也是诸子百家从秦始皇焚书坑儒逐渐走出禁锢的阶段，因此在西汉初年，出现了道家、儒家、阴阳家、法家各种思潮复兴融合的现象。

这个时期的思想运动和两千年后的近代中国颇有几分相似，旧时代即将瓦解，面对新时代的来临，究竟用何种思潮、何种制度来治理国家，成为政治家、思想家首要考虑的问题。近代中国先后选择了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最终找到了共产主义这条正确道路，而汉王朝也一样经过了阴阳家、道家、儒家三次抉择，最终确定了最适合自己的思想路线。

汉初的思想路线演变

高祖刘邦通过秦末大起义、楚汉争霸、平灭异姓王，最终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汉王朝，从泗水亭长到大汉皇帝的人生经历着实令人钦佩，但说实话，刘邦实在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在政治制度上，他没有能力做多大的创新，几乎照搬了秦朝的制度，而在思想建设上，同样没有明确的诉求，甚至因为自己的无知，引发了人们对汉王朝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阴阳家是战国后期脱胎于道家的学术流派，以阴阳调和，五行相生相克为主要观点，又从五行中演变出五德转移的政治理念。按照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五行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兴替，都是五德转移的结果。

秦国最先接受阴阳家五德转移的思想，以周为火德，秦为水德，水克火则秦代周，以此来论证秦国统一天下的合法性，因此在服色和旗帜上都以黑色。刘邦建立汉朝后，照抄秦制仍以水德自居，但按照五德转移理论，汉朝应为土德。

黑甲秦军

关于汉朝究竟是土德，在汉初思想界引起了激烈争论，这无疑削弱了汉王朝的统治权威，成为异姓王叛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吕后称制时期，社会走向稳定，汉朝统治者采用道家学说的无为而治，将重心转移到恢复社会经济上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与此同时，儒家也开始频繁出现在汉初的政治生态中，例如文帝时期，献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贾谊，又如景帝时期，上书削藩的晁错，都是当时的大儒。

纵观文景两朝，汉初的思想发展大体表现为，社会治理上以道家的无为而治为主流思想，在政治建设上以儒家为主要手段，其背后又分别代表了保守无为的外戚势力和积极有为的君主势力，两者相互依靠又相互斗争。例如景帝时期，黄生和辕固关于“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正义性的争辩，就是汉初儒家和道家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总而言之，在汉初，道家和儒家作为最具广泛影响的学说在汉王朝意识形态主导权之争上日益激烈，且时常伴随着皇帝和外戚之间的政治斗争。因此，道家的黄老之术并没有取得汉初思想界的支配地位，更像是一个有实无名的工具人，统治者接受无为而治作为治国方针，但又不愿将黄老之术奉为国家的最高统治思想。

被儒生奉为佳话的“文帝孝母”

无为而治虽然实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但也正是因为无为，儒家和道家争论不休，中央和地方貌合神离，来自匈奴的威胁越来越大，西汉王朝在思想上、制度上、外交上的问题始终没有完全解决，这一切都交到了汉武帝手上。

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必然不甘无为，这就需要一套权威的思想体系作为理论基础，以实现武帝的野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董仲舒和他的《天人三策》横空出世。

何为天人三策

前134年，也就是窦老太太去世的第二年，早已按耐不住的汉武帝立即诏令全国举孝廉、策贤良，寻天下名士，问治国良策。五经博士，儒学大家董仲舒，应诏对策，是为《天人三策》。

董仲舒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被班固全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原文“又臭又长”，通篇都是“天道”、“王道”、“五帝三王”等玄之又玄的东西，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查阅，这里简单总结一下《天人三策》提出的三个主要思想，即“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解决的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刘邦当年干革命的时候，靠的是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但是董仲舒却认为，刘邦之所以能当皇帝，是因为他生下来就是当皇帝的命，这是天意的安排。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

例如《史记》上记载，刘邦是他妈和龙结合生下来的，长得一副龙的容貌，你说这有多扯淡。有趣的是，司马迁又在《史记》将高祖刘邦描绘成一个贪酒好色地痞无赖，而把项羽描绘成一个乱世英雄。

为什么汉朝的统治者允许这样一部“侮辱”开国皇帝的史书存在？因为刘邦这么弱鸡还能做皇帝，完全是老天爷的安排，大汉王朝是天命所归，所以即便是项羽这样的盖世英雄也无法违抗天命。

当然，并不是董仲舒说一句“君权神授”老百姓就会认可的，因此，董仲舒又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

董仲舒吸收阴阳家的天地阴阳、五行四时等观念，结合儒家的自然法则和人规范，构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宇宙模式，重新树立起天道的宗教权威性，进而引出“天子受命于天”的核心观点。

董仲舒还强调，“天道”体现于人间，其实质就是三纲五常。在董仲舒的这套天道系统中，天地阴阳、五行相生、四时相续，这些都被解释成现实生活中的伦理法则，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

“仁义制度立数，尽取于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植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同时，董仲舒又强调“天人感应”：皇帝受命于天治理人间，如果做的好，老天就会降下祥瑞，例如各种神兽、奇石、彩云、星辰变化等；如果做的坏，老天爷就会降下天灾示警，约束皇帝的德行。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而到底什么才是祥瑞，什么才是灾变，这些祥瑞和灾变又预示着什么，最终解释权又都掌握在儒家手中，进而形成儒家士大夫和帝王之间的思想共识和政治合作，而这一点也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贯穿全文的政治诉求。

• “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解决的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治的问题

董仲舒援引《春秋》强调“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为汉武帝推动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支持。

汉初分封所产生的历史问题让每一位皇帝头疼不已。高祖刘邦通过逼诸侯造反剪除异姓王，文帝通过众建诸侯分化同姓王，景帝通过削藩压制诸侯王，到了武帝这里，再也不用搞什么阴谋阳谋，直接来一句“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收回诸侯王的封地，彻底将先秦时期裂土封侯的旧思想扫进历史垃圾堆，一举解决地方诸侯问题，真正做到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决的是意识形态问题

百家争鸣，百家齐放固然精彩，但社会上的声音多了，人们就会陷入茫然而不知接下来的道路该往何处走，只有统一了思想，社会才能安定下来，才能接着向前发展。

我们谈西方的工业革命，必先谈文艺复兴运动；我们谈近现代政治制度，必先谈启蒙运动，谈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思想，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就像是人们做事，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正确的道路，不管多么努力做事都是白费。

所以，董仲舒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儒学统一、教化人们的思想，同时要求统治者统纲纪、明法度，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建立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法律规范，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教化百姓，进而实现礼乐太平。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但也要明白的是，董仲舒主张的儒术已经和几百年前的孔孟之道大相径庭了。相较于孔子执着于恢复早已不合时宜的周礼，董仲舒与时俱进，充分吸收阴阳家、道家和法家的精华，提出的一个崭新的契合当下时代背景，满足帝王统治需求的新儒学，是哲学思想和统治理念的完美结合。明面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还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这也是汉武帝接受儒术的根本原因。

董仲舒在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三条理论后，又为汉武帝献上一条具体的治国之策，那就是建立太学，改革选官制度。

“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

不论是以儒术教化士人的太学，还是举孝廉入仕的选官制度官员，其出发点都是“儒术治国”。通过调整国家教育和选官制度，董仲舒成功将儒生引入王朝的权力机构，参与权力运作，进一步加强了儒学士大夫和帝王之间的政治合作。

福建建瓯阳泽村百官图

帝王推崇儒学，选拔儒生入仕，打压外戚、宦官、贵族势力，通过权利间的相互制衡，实现君主专制；儒生反过来帮助帝王治理国家，教化百姓，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阶级跨越，这套模式也成了贯穿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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