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成了一名民兵英语 后来成了一名民兵

东海民兵 刘加莹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电影《地道战》和《地雷战》，知道民兵厉害，想着自己长大了也要当一名民兵。

16岁那年，我去当兵，是大队民兵营长吴正国带着我们体检，帮助我们搞政审，跑前忙后，十分辛苦。这些虽然都是他的份内事，但我对他一直心存感激。

我因参军入伍与当民兵失之交臂，但通过入伍教育，却让我这个“农村娃”有了新的认识：民兵是我国“三结合”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缘份这东西真的说不清。我当兵的头些年，与民兵没有打过交道。而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又几乎天天与民兵在一起。

▲“98抗洪”期间，作者(中)在长江大堤上采访。

1984年，我从南京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调到安徽省淮南市人武部(后改为军分区)，工作的主要对象就是民兵。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东海民兵》杂志，小32开本，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我非常喜爱。后来领导叫我搞新闻，我对她自然更是“情有独钟”。再后来尽管不再直接从事新闻工作了，但《东海民兵》，还有《中国民兵》等，一直都是我的案头读物，仍时不时地给她写点东西。20多年里，我与《东海民兵》的4任主编白青山、金锋、王罡、闻伟，还有资深编辑李大智、孙晓斌、杜崇才和查力等，君子相交，清淡如水，结下了深情厚谊，成为好战友、好朋友、好兄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作者参加《东海民兵》刊授教育会议时，与时任《东海民兵》杂志主编金锋(左二)、安徽省休宁县人武部政工科科长王运选(左一)、黄山军分区政治部干事邵诸云(右一)合影。

我在淮南整整7年时间，为了讲好“民兵故事”，走过田野，到过车间，下过矿井，快乐过，痛苦过，也迷惘过，与很多专武干部、民兵干部都很熟悉，还在一起喝过酒，采写了一些新闻稿件，宣扬过一批先进典型，同时还建议当时的《淮南报》开辟了“民兵专栏”，多次举办征文和摄影比赛。1990年底，省军区政治部专门在淮南军分区召开“新闻报道表彰会”，总结推广淮南军分区的经验。那时候我是副团职宣传干事。

1991年4月，我调到安徽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任副处长，两年后任处长。当时在一些人的眼里，是我与省军区某位领导有“关系”，其实真正的关系是我手中的“笔”。之前如此，往后也是如此。我一个农民的孩子，当兵提干后能在团、师(军分区)、军(省军区)和大军区政治机关工作，离不开组织的教育培养，离不开战友们的帮助支持，也离不开自己的勤奋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手中这支“笔”成就了我的人生。

内陆省军区现役部队很少，党委机关主要从事国防后备力量建设。那时有一种说法，省军区政治部就是“民兵预备役工作政治部”，宣传处当然也是“民兵预备役工作宣传处”，日常大量的工作都是围着民兵预备役转。

当时的南京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是机关唯一主抓民兵预备役政治工作的职能部门，《东海民兵》编辑部即设在该部。期间，我又有幸结识了时任群工部部长张金荣(若干年后张金荣升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省军区政委，成了我的直接首长)和相关处室的同志。在他们的直接指导下，在省军区党委和首长的领导下，我与我的伙伴们在江淮大地上尽情地为民兵预备役建设鼓与呼。

1992年初，南京军区政治部赋予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一项重要任务：拟于上半年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召开国营大中型企业民兵政治工作座谈会，并明确会议由群工部牵头指导，安徽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实施。

省军区首长和政治部领导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决定成立两个组，一个是材料组，抽调组织处王庆年干事、干部处汪延明干事、老干部处葛茯苓干事和我组成，吸收马鞍山军分区政治部同志参加，由我担任组长。再一个是现场组，由马鞍山军分区和马钢公司抽调人员组成，时任军分区司令员施永琅、政委陈玉章亲自指挥。

我们这次和往常下部队不一样，是驻点不是蹲点，从入驻到离开，在马鞍山整整呆了半年时间。当时我们都已结婚成家，孩子也很小，庆年和茯苓家住合肥，我家在淮南，延明家在铜陵。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加之交通不便，我们都很少回家看望妻儿和老人，有时一两个月轮流回去一趟，也都是周六下午回周日下午返。

当时马鞍山军分区的营院环境还不是很好，我们挤住在招待所一间两居室的小房子里，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白天忙着调研，晚上就聚在一起讨论材料、起草材料，经常是中午没有休息，晚上要熬到深夜。这期间，张金荣部长、时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宏贵，曾多次带领机关同志来检查工作进度。他们每次来，我们的材料就要动一次“大手术”，有的甚至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思想上的压力非常大······

▲1992年6月4日的《马鞍山日报》在头版刊发的“马钢会议”消息及评论。

我们在军分区食堂就餐，由于机关干部大都有家室，就餐人员少，伙食标准低，饭菜极其简单。我们最爱的也是最常享用的一道“菜”，就是每天中午的一盘锅巴。我们喝着菜汤就着锅巴编说着“段子”，笑得前仰后合。在军分区时间呆长了，和大家也有了感情，节假日也有受邀请去他们家里打“牙祭”，我们也不客气。我至今还记得在燕伟才、刘进军、干方洲、柳江南、仇传友、叶晓京等战友家“闹酒”的场景。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我们4个人除了年龄、兵龄有些差别，“海拔”都不高，被戏称为“四只矮脚虎”。我们整天埋在材料堆里，头脑被弄得昏昏沉沉，晚上失眠、多梦，有时连讲梦话也离不开材料。我们怕时间长了弄坏了身体，就想着法子进行锻炼，但因受条件限制，只能在写材料的间隙做做俯卧撑或“扳手腕”，最开心的是午饭后在招待所走廊里的“摸高”比赛。别看茯苓瘦小，“扳手腕”可是他的拿手好戏，“摸高”庆年和延明不分上下，而我都是倒数“第一”。

有人说生活好了，就觉得日子过得快；人太忙，更感到时光匆匆。这点我们深有体会，半年时间在我们的眼里，就是一眨眼的功夫，特别是会议愈临近愈觉得时间不够用，也让我们尝到了与时间赛跑的味道······

那年的6月3日至5日，“安徽省国营大中型企业民兵政治工作座谈会”在马钢公司隆重召开，时任南京军区副政委裴九洲，政治部主任兰保景，省军区司令员沈善文、政委陈培森，副省长邵明，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宏贵等领导和全省国营大企业负责人共120多人参加会议；上海警备区和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省军区都有一名领导同志应邀出席会议。会议全面总结推广了马钢民兵政治工作经验，有听的、有看的，也有值得思考的，受到与会人员高度赞扬。我们撰写的7份经验材料、领导讲话以及形成的《纪要》，全都被南京军区政治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多家新闻媒体推广。经年之后，我们几个也陆续走上了师职领导岗位。

▲1992年6月3日的《马鞍山日报》一版转二版刊发马钢公司党委抓党管武装工作的通讯。

后来，我虽几次变换工作岗位和单位，但一直都置身于“民”和“兵”之中。因为对土地的深爱永恒不破，对“民”和“兵”的情感与日俱增，我就像一位背着行囊的旅行者，画了一个圆，又回到了起点。

2006年是军队裁减20万员额的收官之年，师职干部的转业年龄放宽至52周岁。那年，我当兵已有37个年头，于是向组织提出了转业地方的申请。经过逐级研究上报，7月6日，军委主席胡锦涛签发命令，批准我退出现役、转业地方工作，转服军官预备役并改授预备役大校军衔。

这一年，我和许许多多退役战友一样，也成为了一名“民兵”······

本文照片提供 : 刘加莹

作者简介

刘加莹，男，1970年12月参军入伍，历任战士、文书、干事，宣传处副处长、处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委，安徽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转业地方工作，任安徽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巡视员。有千余篇新闻、文学和摄影作品在省以上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