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被杀的背后 唐宪宗

刘辟既得旌节，志益骄，求兼领三川，上不许辟遂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欲以同幕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推官莆田林蕴力谏辟举兵，辟怒，械系于狱，引出，将斩之，阴戒行刑者使不杀，但数砺刃于其颈，欲使屈服而赦之蕴叱之曰：“竖子，当斩即斩，我颈岂汝砥石邪”辟顾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为唐昌尉上欲讨辟而重于用兵，公卿议者亦以为蜀险固难取，杜黄裳独曰：“辟狂戆书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上从之翰林学士李吉甫亦劝上讨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步骑五千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将步骑二千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同讨辟时宿将名位素重者甚众，皆自谓当征蜀之选，及诏用崇文，皆大惊，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唐宪宗被杀的背后 唐宪宗?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唐宪宗被杀的背后 唐宪宗

刘辟既得旌节，志益骄，求兼领三川，上不许。辟遂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欲以同幕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推官莆田林蕴力谏辟举兵，辟怒，械系于狱，引出，将斩之，阴戒行刑者使不杀，但数砺刃于其颈，欲使屈服而赦之。蕴叱之曰：“竖子，当斩即斩，我颈岂汝砥石邪！”辟顾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为唐昌尉。上欲讨辟而重于用兵，公卿议者亦以为蜀险固难取，杜黄裳独曰：“辟狂戆书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上从之。翰林学士李吉甫亦劝上讨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步骑五千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将步骑二千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同讨辟。时宿将名位素重者甚众，皆自谓当征蜀之选，及诏用崇文，皆大惊。

　　上与杜黄裳论及籓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蕃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高崇文屯长武城，练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时受诏，辰时即行，器械糗粮，一无所阙。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骆谷，同趣梓州。崇文军至兴元，军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匕箸者，崇文斩之以徇。

戊午，上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纪纲有叙，苟慎选天下贤才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公，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不获哉！明主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至于簿书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上深然其言。

　　韦皋参佐房式、韦乾度、独孤密、符载、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屦，衔土请罪。崇文皆释而礼之，草表荐式等，厚赆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为将相，未敢奉荐。”载，庐山人；式，琯之从子；文昌，志玄之玄孙也。

　　辟有二妾，皆殊色，监军请献之，崇曰：“天子命我讨平凶竖，当以抚百姓为先，遽献妇人以求媚，岂天子之意邪！崇文义不为此。”乃以配将吏之无妻者。

　　杜黄裳建议征蜀及指受高崇文方略，皆悬合事宜。崇文素惮刘澭，黄裳使谓之曰：“若无功，当以刘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贺，上目黄裳曰：“卿之功也！”

　　高崇文在蜀期年，一旦谓监军曰：“崇文，河朔一卒，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岂敢自安！”屡上表称“蜀中安逸，无所陈力，愿效死边陲。”上择可以代崇文者而难其人。丁卯，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他日，上召李绛对于浴堂，语之曰：“事有极异者，朕比不欲言之。朕与郑絪议敕从史归上党，续征入朝。絪乃泄之于从史，使称上党乏粮，就食山东。为人臣负朕乃尔，将何以处之？”对曰：“审如此，灭族有馀矣！然絪、从史必不自言，陛下谁从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绛曰：“臣窃闻搢绅之论，称絪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专朝政，疾宠忌前，愿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谓陛下信谗也！”上良久曰：“诚然，絪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几误处分。”上又尝从容问绛曰：“谏官多谤讪朝政，皆无事实，朕欲谪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馀，何如？”对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聪明者。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谏，犹惧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夏，四月，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贯之署为上第。上亦嘉之。乙丑，诏中书优与处分。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言“翰林学士裴垍、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无所异同。”上不得已，罢垍、涯学士，垍为户部侍郎，涯为都官员外郎，贯之为果州刺史。后数日，费之再贬巴州刺史，涯贬虢州司马。乙亥，以杨於陵为岭南节度使，亦坐考策无异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调，各从辟于籓府。僧孺，弘之七世孙；宗闵，元懿之玄孙；贯之，福嗣之六世孙；湜，睦州新安人也。

　　丁丑，罢五月朔宣政殿朝贺。

　　以荆南节度使裴均为右仆射。均素附宦官得贵显，为仆射，自矜大。尝入朝，逾位而立；中丞卢坦揖而退之，均不从。坦曰：“昔姚南仲为仆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权幸者。”坦寻改右庶子。

　　五月，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疏，以为：“牛僧孺等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而更遭斥逐，并出为关外官。杨于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垍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谴谪。卢坦以数举职事黜庶子。此数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视其进退以卜时之否藏者也。一旦无罪悉疏弃之，上下杜口，众心氵匈々，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诏征之直言，索之极谏，僧孺等所对如此，纵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征直言极谏之士，策问天旱，穆质对云：‘两汉故事，三公当免，卜式著议，弘羊可烹。’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为左补阙。今僧孺等所言未过于穆质，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质，宁之子也。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上言，以为“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又言“宫人驱使之馀，其数犹广，事宜省费，物贵徇情。”又请“禁诸道横敛，以充进奉。”又言“岭南、黔中、福建风俗，多掠良人卖为奴婢，乞严禁止。”闰月，己酉，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皆如二臣之请。己未，雨。绛表贺曰：“乃知忧先于事，故能无忧；事至而忧，无救于事。”

左军中尉吐突承璀领功德使，盛修安国寺，奏立圣德碑，高大一准《华岳碑》，先构碑楼，请敕学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钱万缗，欲酬之。”上命李绛为之，绛上言：“尧、舜、禹、汤，未尝立碑自言圣德，惟秦始皇于巡游所过，刻石高自称述，未审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过壮丽观游，岂所以光益圣德！”上览奏，承璀适在旁，上命曳倒碑楼。承璀言：“碑楼甚大，不可曳，请徐毁撤。”冀得延引，乘间再论。上厉声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李绛曰：“汉文帝时兵木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谓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馀州。犬戎腥膻，近接泾、陇，烽火屡惊。加之水旱时作，仓禀空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时，岂得谓之太平，遽为乐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谓左右曰：“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上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下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朕幼在德宗左右，见事有得失，当时宰相亦未有再三执奏者，皆怀禄偷安，今日岂得专归咎于德宗邪！卿辈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畏朕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于恶，岂得为忠！”上曰：“绛言是也。”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李绛或久不谏，上辄诘之曰：“岂朕不能容受邪，将无事可谏也？”李吉甫又尝言于上曰：“赏罚，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废。陛下践祚以来，惠泽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愿加严以振之。”上顾李绛曰：“何如？”对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岂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后旬馀，于由页入对，亦劝上峻刑。又数日，上谓宰相曰：“于由页大是奸臣，劝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对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夏，四月，丙辰，以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上嘉群谠直，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群连署，然后进之。”群曰：“翰林举动皆为故事。必如是，后来万一有阿媚之人为之长，则下位直言无从而进矣。”固不奉诏。章三上，上乃从之。

　　五月，庚申，上谓宰相曰：“卿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对曰：“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言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赋。上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史馆修撰李翱上言，以为：“定祸乱者，武功也；兴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复高祖、太宗旧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迩；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绝进献，宽百姓租赋；厚边兵，以制戎狄侵盗；数访问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兴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难，若何不为其易乎！以陛下天资上圣，如不惑近习容悦之辞，任骨鲠正直之士，与之兴大化，可不劳而成也。若不有此为事，臣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进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则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杀武元衡贼王士元等十六人，诏使内京兆府、御史台遍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询之，则多异同。元略问其故，对曰：“恒、郓同谋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后期，闻恒人事成，遂窃以为己功，还报受赏耳。今自度为罪均，终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复辨正，悉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