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死亡真相大揭秘（吕后真的死于狂犬病吗）

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是死于狂犬病。并且从“走近医学”的角度进行了一番分析，还得出了“一只狗改变大汉命运”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过于惊骇，笔者搜集了相关文章细细阅读，发现其中的论证过程为——前提，有记载吕后被狗咬了；过程，有记载吕后有狂犬病的症状；结论，吕后死于狂犬病。那么，这种说法可信度究竟如何呢？笔者觉得基本是没有可能的。

这种说法可信度太差

何以见得呢？从微观论述过程来看，每一步对史料的解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从宏观立意来看，则属于对史料背后的历史书写认识不足，颇有对着空气放大招的既视感。对于以这样的方式解读史料，笔者觉得大可不必。如何解读史料，一直是笔者作为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经常思考的问题。所以写了本文和广大历史爱好者一起探讨，以求得到大家的指正。

一、“吕后犬祸”事件的经过和真实性

我们对这种说法加以考察，发现最原始的材料应该是出自《史记》。

《史记·吕太后本纪》：

“三月中，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高后遂病掖伤。”

这便是“吕后犬祸”事件的经过，首先从这件事的真实性方面来讲，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大家都知道吕后称制以后，形同帝王。她的出行仪仗，也是比照天子。

吕后称制以后，形同帝王，护卫等级极高。

《汉官仪》:

“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谓之簿，故曰卤簿。”

如果是等级最高的“大驾”出行，可以达到备车千乘，战士万人。实在很难想象这样里三层外三层的护卫，还能有一只真正的“狗”袭击到吕后。

按照最先记载此事的《史记》的说法，这件事发生在吕后一行人举行完祓祭的返程途中，地点是一个叫做轵道的地方。另外，按照记载的说法，见到这只“狗”的，其实只有吕后一人，所以也才会有后面的占卜动作。

首先，这里时间和地点透露出的信息比较有意思，我们发现当时吕后是去举行了“祓祭”，也就是原文中所说的“祓”。那么什么是所谓的“祓祭”呢？在颜师古所注的《汉书·五行志》中，对“祓祭”做了这样的解释——“除恶之祭也”，也就是驱除疾病和不祥。而西汉皇家举行祓祭不外乎两个目的，一是求子，二是驱病。关于求子而祓的说法，我们可以从下面一则关于汉武帝的记载中得到证实。

《汉书·外戚传》：

“帝祓霸上，还过平阳主。主见所置美人，帝不说。既饮，讴者进，帝独说子夫。”

汉武帝登基后曾经几年没有儿子，也曾经进行过“祓祭”，并且在返程途中遇到了卫子夫。

吕后当时可能已经患有某种疾病

然而吕后当时已经62岁了，自然不可能是去求子。所以吕后此次“祓祭”的目的也就只可能是后者了，那就是驱病。这说明吕后当时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而吕后又在当年就过世了，其死因很可能是此前就患有的某种疾病。具体是哪种病，也很可能和患病的部位比较敏感有关，为尊者讳而没有被记录下来，所以只是含糊地说是腋病。

说完时间，此事的地点也颇有可议之处。“轵道”是地名，汉时为亭。

《史记·秦始皇本纪》：

“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沛公遂入咸阳，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居月余，诸侯兵至，项籍为从，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

当年秦王子婴就是在“轵道”出降，随后被杀的。所以“轵道”这个地方，也多少笼罩上了一层“不吉”的色彩。至于吕后所见的“苍犬”，则进一步加重了这种“不祥”的神秘性。

秦王子婴就是在“轵道”出降

可见，从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再到莫名消失的“苍狗”，“吕后犬祸”事件基本都笼罩在神秘的色彩之下。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记载下这件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件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吕后的死，究竟是不是感染狂犬病导致的。

二、“吕后犬祸”和狂犬病无关

（一）并没有狗撕咬过吕后

《史记·吕太后本纪》：

“己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 ”

可以看出，吕后的心理压力之大，由来已久。

在连续经历了使用极端手段处置戚夫人，鸩杀刘如意，痛丧爱子之后，吕后的心里已经绝不可能泰然无恙了。我们之前说过，吕后在三月的这次出行目的是“祓祭”驱病，所以此时的吕后身体状况不佳，经过了一天的车马劳顿，在归程途中意识渐渐恍惚是完全合理的。

所以，吕后才可能在这种意识恍惚的情况下，“看到”一只“像”苍犬的东西，盘踞在自己腋下。更神奇的是，这只“狗”并没有攻击自己，突然又消失不见了。

至于这只“狗”有没有攻击吕后，认为吕后死于狂犬病者似乎有不同的看法，这里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辨析。

从训诂学的角度，《史记》中的“据高后掖”，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解释为撕咬之类的犬只常见攻击动作的。有人根据古本中的“據高后掖”，解释为“抓持”，并以此论证吕后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攻击，这其实是很难讲得通的。

当时季节为三月，按汉初使用的颛顼历，最多不过相当于现在四月的天气，关中地区特别是灞河附近，天气尚寒，吕后出行绝不可能衣着单薄。首先如果真是疯狗袭击人，不太可能采取“抓持”这样的攻击方式；第二如果仅仅是“抓持”，在穿着较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造成什么身体伤害的；第三，疯狗攻击的部位是“腋下”这样并不常规而又精准的部位，这也不合常理，令人匪夷所思。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据”就等于“咬”的，其理由是“據”是司马迁写错了，或者《史记》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的笔误，原字应为“噱”，并解释说“噱”就是咬的意思。然而考遍众典，“噱”字其实并无撕咬的意思。不管是《羽猎赋》、《声无哀乐论》还是《广雅》，所用的“噱”字都没有撕咬的含义。

所以，把“據”强行解释为“疯狗撕咬”的意思，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最后，持“疯狗攻击说”的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的强证，那就是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

《论衡》不能被当做史书看待

《论衡·死伪篇》：

“其后，吕后出，见苍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赵王如意为祟，遂病腋伤，不愈而死。”

在《论衡》里，王充把这段经过写成“噬其左腋”。在这里我们从字义角度来看，似乎可以断定确实有一只狗，而不是“像狗之物”，“咬”了吕后的左腋下。

据此，就有学者认为“吕后犬祸”就是一次铁证如山的“疯狗袭击”事件无疑了。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只要对《论衡》一书及其作者王充的背景稍作考察，就不难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

众所周知，王充是东汉秉持无神论的思想家，他的著作《论衡》则是一篇具备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著作。但《论衡》并不是史书，所以在事件记录方面，其行文和遣词并不全都遵循“实录”这一标准。况且，《论衡》一书的主要任务就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矛头直指汉代的“天人感应”神秘主义思想。对于《史记》中吕后所见苍狗为刘如意幻化而成的说法，自然是不会认可的。又在这种先有立场的情况下，王充所写自然更加不会是类似“注记”式的原始档案。

《论衡》反对的是“如意作祟”这种说法

所以，与其说王充是在告诉我们苍狗到底是“抓持”还是“撕咬”吕后，倒不如说王充的本意其实是否定此次“疯狗袭击”事件为刘如意作祟这种说法。由此可见，以王充所写的“噬其左腋”来论证苍狗到底咬没咬吕后，实在是有缘木求鱼之嫌。

（二）吕后死前神志清晰，并不符合狂犬病的特征

另外，网上还有说法，说王充在《论衡》中又有记载：“吕后且死，妖象犬形也。”并把这个记载理解为“吕后将死之时，看起来像是被狗附体一般”，意思是具备狂犬病人发作时的某种特征。然而这种解读，实在是大谬特谬。这个说法的出处在《论衡·订鬼篇》，原文为“苍犬噬吕后，吕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窦婴、灌夫之面也。”

这里的“武安”是指的武安侯田蚡，是汉武帝时期的丞相，他曾经陷害过窦婴和灌夫。后来田蚡病倒了，还老是胡言乱语。家里人请巫师来给他看病，结果巫师告诉田蚡他看见有两个人监视着田蚡，并且准备杀死他，而这两个人长得跟窦婴和灌夫一模一样。听到这个消息，不久田蚡就惊惧而死了。

这里我们必须对王充的思想做一个简单的交待，王充虽然反对人死后精神能变成鬼，但却承认世间确有各式各样的由无法感知的“气”构成的各种各样“妖”。联系上下文我们不难理解，王充在这里，其实是在论证万物由“气”构成，也就是攻击吕后的“苍犬”并不是刘如意的魂魄所变，而也是一种“气”所生成的“妖”。也就是说，“妖象犬形”的主语并不是吕后，而是前面的“苍犬”，正确的理解是“妖化为苍犬”。所以这句话的本意，不是部分人错误理解的吕后“被狗附体”。

“妖象犬形”并不是描述吕后的状态

另外，大家都知道。吕后在临终时，因为非常担忧功臣集团的反扑。还招来吕禄和吕产，进行了严密周详地安排。如果吕后真的当时已经神志不清，甚至焦躁癫狂，这些又何以能从容办到呢？所以这也自然打破了部分学者对王充“妖象犬形”一词的错误理解。

三、“吕后犬祸”背后的历史书写

《汉书·五行志》：

“高后八年，祓霸上，还过枳道，见物如苍狗，橶高后掖，忽而不见。卜之，赵王如意为祟，遂病掖伤而崩。”

有意思的是，《汉书》既没有把这件事的经过写入《高后纪》，也没有写入《外戚传》，而是放在了记载各种灾异的《五行志》。

毫无疑问，相比起《史记》不置可否的态度来说，在“吕后犬祸”事件的评价上，《汉书》就显得非常明确和不留余地。

之所以司马迁会对“犬祸事件”不置可否，这里还存在一个可能，那就是这件事的来源很可能并非官方“实录”，而是民间传言。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一书中曾经谈到“汉初事多类平话，人彘等说，亦不足尽信矣。”虽然吕先生是针对戚夫人“人彘”而言，但是本身更加怪诞诡奇的“苍狗”之事，同样出自民间传言，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正是因为此事过于荒诞，到了汉魏之交，人们就已经开始不再相信这是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了。汉末时荀悦，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荀彧从兄，在做《汉纪》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件事作为吕后的梦境加以叙述了。

《汉纪》：

“高后梦见物如苍狗橶后腋。忽然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遂病腋伤。”

并且这里还可以顺带提一句的是，作为严谨史书的《史记》、《汉书》和《汉纪》都使用了不是表示撕咬含义的“據”和“橶”字，而《汉纪》的成书更在《论衡》之后，显然也并未采信王充的说法，这里再次显示了两类著作在这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过这种类似吕后遭到“报应”的故事模板了。

明代人屠隆在《昙花记·严公冤对》有过一种说法，“昔彭生枉死，黑豕人啼；如意酖亡，苍狗昼现。”

《左传》：

“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

《左传》里记载的这一则故事，就是屠隆所谓的“昔彭生枉死，黑豕人啼”事件。春秋时期，齐襄公，也就是齐桓公的哥哥，为了达到长期和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的目的，就物色了一个大力士彭生充当刺客，授意他干掉了自己的妹夫鲁桓公。

可是鲁桓公毕竟是鲁国的国君。为了平息鲁国人的愤怒，齐襄公就把彭生当成凶手处死了。彭生当了“背锅侠”，大家都觉得彭生实在冤枉，这就是所谓的“彭生枉死”。

后来有一次，齐襄公在外打猎，看到了一头巨大的野猪，身边的人告诉他，这就是彭生的化身啊。齐襄公开始还有点不信，可是后来这头野猪竟然像人一样站起来了，并发出叫喊。齐襄公这下被吓得半死，直接从车上掉了下来，脚也伤了，鞋也丢了，并且在随后的“找鞋事件”中把命也丢了。

屠隆在这里把春秋时齐襄公与彭生之事，和吕后与刘如意之事相提并论。这一方面说明两者性质完全一样，另外一方面也无意间揭示了所谓的“吕后犬祸”事件本身的构建渊源。

本身对外戚并无好感的司马迁，记载下了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借机对吕后大加鞭挞，这一方面显示了他在对待这则材料上的谨慎态度，但另外一方面却也含蓄的表达了他对外戚专权，女主称制的反感。

而时间走到《汉书》成书的东汉时代，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儒家经典的伦理和正统权威已经被大大强化。众所周知，《汉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探寻西汉灭亡的原因。在那个时代，班固当然还无法认识到类似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样的社会发展动力。班固从最近的历史经验获得了最直观的感受，所以《汉书》在相当程度上把西汉的灭亡归结为外戚篡权。由此，班固对于外戚专权和女主政治基本是非常敌视的，经常不遗余力地大加鞭笞。所以，班固不仅记录吕后的政治生涯，还从道德方面对吕后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汉书·惠帝纪》：

“孝惠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可谓宽仁之主。遭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

班固虽然能客观评价吕后的政绩，但是在这里却用了“亏损至德”这样极其负面的字眼，对吕后在道德方面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所以，对于吕后遭到“天谴报应”的“犬祸事件”，在《汉书·外戚传》里也得到了逻辑上的加强。

《汉书·外戚传》：

“太后持天下八年, 病犬祸而崩。”

班固的这种行文方式，一方面以“病犬祸而崩”作为“太后持天下八年”的必然结局，暗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另外一方面又将事入《五行志》，明确表示这是天人感应的结果。

其实，这种将两件事分在前后加以叙述，暗示其中存在因果关系的例子，在各种史籍中非常常见。比如关于另外一个著名历史人物司马懿的死因，《晋书》也用同样的方式暗示和王凌贾逵有关。

《晋书·宣帝纪》：

“六月，帝寝疾，梦贾逵、王凌为祟，甚恶之。秋八月戊寅，崩于京师，时年七十三。”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不管是《史记》还是《汉书》所记录这次的吕后“犬祸事件”，本身只是一则虚妄的传闻而已，但班马史书都将其记载下来，显然不是求录异闻，其背后必然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两者在反对外戚专权和女主政治上保持了一致，但是司马迁和班固的激烈程度又有所不同，司马迁对这则传闻保持了相对谨慎的态度，只是春秋笔法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班固则将其视为“天人感应”的产物，用以明确表达自己对维护正统皇权，敌视外戚专权的态度。

结论

所谓的“吕后犬祸”事件，其实本身是一则“类似平话”的传闻而已，其真实性不言而喻，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司马迁和班固秉持不同的修史目的，表达各自对于外戚专权和女主政治的看法而已。司马迁欲通古今，所以微言大义略显谨慎；班固为汉作宣，必然攻瑕指失不留情面。“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只有明白了史家的这种修史意图和笔法，才能把握对于这则材料理解的方向和尺度。自然也不会过于实在，颇费周章地去研究吕后是否“死于狂犬病”，更不会得出一些荒诞不经的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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