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文化与树状组织结构(谈家文化与树状组织结构)
什么叫树状组织结构?顾名思义,就是像参天大树一样的一个组织。其最高领导就是树根,其次为树干,再次为树枝,树叶则为繁茂之目标。树叶对于企业为客户,对于学校则为学生,对于国家则为百姓。树根的目标是向下发展,根越深越大则汲取的养分越多,同时也越坚实,支撑力也越大。所汲取的养分给谁呢?给树干,以供给树干茁壮成长所需的养分。树干又把所得之养分供给树枝,树枝再将养分供给树叶,树叶由于养分充足,再加上光合作用,长得就越繁茂,繁茂的树叶又将向外吸收阳光,反馈给树枝、树干、树根,于是参天大树成矣!
树状组织是一种层层支持的体系,树根支持树干,树干支持树枝,最后枝繁叶茂。试想若树根不能充分供给树干,树干也不能充分供给树枝,枝必不繁,叶也一定不茂密。这种组织结构精神在于层层信任,层层放权,让每层人都充分发挥作用。这种如同树根一样的领导精神是一种无为的精神。无为精神在于充分发挥树干的作用,树干的作用发挥充分了,树根就达到了目的。这种无为的领导风格可以称之为非英雄主义的风格。自己不表现,让部下充分表现,部下得此要领让群众表现。如果是学校,就如同老师不表现,而将更多的机会给学生,让学生充分表现。这种精神也被称之为“人梯”的精神。
此种组织的各个层级,高下虽有异,然而其心是相通的。《大学》曰:“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这一段话的核心思想就是让人要换位思考,以心换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愿而施于人。譬如你喜欢上司信任你,那么你的下属对你也有同样的期待。同样你不喜欢上司事无巨细地要求你,你的下属也如你一样不喜欢你事无巨细地抓工作。现在很多情况却恰恰不是这样。很多领导干部喜欢上司给他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是他却牢牢抓住权力不下发给他的下属,造成层层抓权,层层监督,防范如同御敌。上下不一心,层层斗心计,扯皮猜忌,人人无心努力工作。
《淮南子.缪称》上说:“人以其所愿于上以交其下,谁弗戴?以其所欲于下以事其上,谁弗喜?”意思是说人们希望上级对自己如何如何,如果他以此而对待下级,谁不拥护他呢?人们希望下级对自己如何如何,如果他以此对待上级,哪位领导不高兴呢?树状组织结构中的树根、树干、树枝就是以此心而相待的。树干希望其上级树根充分支持自己,同样它也如树根支持自己一样支持树枝,树枝亦是,同样如树干支持自己一样支持树叶。如此参天大树才能茁壮成长。
可以说组织中有多层关系,然而启关键作用的还是君臣之间的关系,或者说高层领导与中间领导层的关系问题,或者以《周易》每卦中的六爻为例,其中第四爻与第五爻的关系最关键,是决定性、主导性的关系。《荀子.王霸》曰:“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意思是说君臣之间应以诚相待,如果相互欺诈,上下必然会离心离德。
《黄石公三略.上略》曰:“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意思是治理国家,必须依靠贤才与民众。信任贤者如腹心,使用民众如手足,这样就不会失策。
西方管理类于金子塔型,塔尖是最高领导,领导的个人智慧与气度也就决定了金子塔的规模。上面发力,而下面能动性极小,上面错了,下面跟着错,上面累了,下面便瘫痪,欠缺自力。试看西方历史,其兴也速,其亡也快。若不亡,便分裂为若干小国。他力多,而自力少;监督多而激励少;刺激多而情义少;契约多而伦理少。
家文化,核心在于遵循孝悌义之伦理。父慈子孝,父子之相亲相爱甚或到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程度,不如此父子之亲难以建立。父子之亲一旦建立,将此亲爱之心,推及兄弟姐妹,悌道就随之建立;依次推及至夫妻,则夫妇有别,夫妇有别,不是夫妇不平等,而是一种各得所需,各依其性的一种真正平等关系。譬如体力活,男人干,家务琐碎轻松的事女人干。此三者即为家庭伦理。然而中国文化并不狭隘,不会因为血缘而阻止了仁爱之心的扩充,深信人与人之间的相感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愿而施于人,以心换心,以情换情,同样可以使无血缘关系的异姓朋友、同事、邻居、乡党等变成一家人,此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这样做,方法只有一个即忠恕。于是家庭之三伦扩大至五伦,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朋友有信。”五伦含盖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依此五伦相对待则天下一家。既然天下是一家人,人与人之间就应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以相互信任与支持为基础而建立的组织就应该是树状的组织。
西方社会是一契约社会,组织精神欠缺家庭伦理,由于相互陌生,对于人际之间防范多于信任,所以将监督防范看得很重。也因此层层不信任,检查考核多如牛毛,机构庞大,监督成本非常高。当然,树状组织结构也有监督。譬如,汉朝,汉朝就是以无为精神建立政府的。汉朝皇帝基本把政府工作,全交给了宰相。朝庭设一位宰相,宰相秘书有13位,而皇帝仅有6位秘书,在其6位中,仅有尚书有朝政关系密切,其它如尚衣、尚與、尚食等几乎是皇帝的生活秘书。汉朝时期设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就是副宰相。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与御史丞。御史中丞驻在皇宫里监督皇帝。御史丞向全国委派“刺史”,调查情况,所调查的范围也有规定,不超过六项。况且刺史级别奉禄只有六百石,远远低于郡守的二千石。这种监督成份是较低的。但所体现的精神是信任为主,监督甚小的一种精神。
树状组织结构也有相互制衡。譬如唐朝的三省制。唐朝也是一种相互信任的政府体制。一次太宗拿着自己的心爱之物躬箭问询制造躬箭的匠人。在太宗看来,他的躬箭应是天下最上乘的躬箭。然而匠人的回答令太宗深感惊讶,匠人说此箭纹理不直,是一把极平常的躬箭。太宗以此反思自己,戎马生涯时间长,自以为对躬箭的了解是有相当水准的,然而结论却是相反的,自己对于躬箭所知甚少。以此相推,对于刚刚坐上皇位的他,对于治国的了解就更是门外汉了;天子不能尽知天下事,一定要广纳人才。于是决定,一要用贤,皇帝的作用在充分发挥丞相的作用,要君逸臣劳,建立君臣一体的政府体制。即便如此,唐朝政府仍有制衡机制。如设立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拟“敕”,“敕”就是皇帝的最高命令,拟好后由皇帝画一“敕”字,表示皇帝同意,但还不能下发执行,须由门下省复核,也就是再审查。审查若有意见,就要将原诏书批注送还,即“封驳”,意思是得重新拟诏。门下省的这种权力叫副署权。反复几次,无意见后,方可下发尚书省,由尚书省下达六部执行。树状组织结构在非常时期,也可随时转化为“金子塔型”。由最高领导人由上而下指挥一切,以应对特别事项。诸如灾荒、战争、除奸侫、修改礼制等。常态为树状,非常态则可转化,富有弹性,不教条。树状组织结构若以组织的发展阶段言,最适合组织的发展期,也最利于组织的发展。《周易》里之《屯》卦、《豫》卦等皆有“利建侯”等词语,意思就是说在创业之时,授权要重,分利要大,监控要少。在完成创业发展后,尤其天下一统之时,无敌对势力相威胁,此时一般多采取相互制衡的体制。也就是说树状组织利于发展。组织中的各个层级,以及层级中的分子都能得以充分的发展,根深柢固才能枝繁叶茂。根深是形容组织之领导心量大,境界高,理想远大,善于用人,不善于自为。正如《老子》所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玄德式的领导无私心,谦虚不傲,不居功而恃,不以使唤别人为能事,而以为别人发挥才干创造条件为自己的使命。古之文王武王就是这样的领导,所以才会有姜子牙这样的宰相,也因此才有周朝八百年之江山。
《吕氏春秋》对于领导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采取的领导方法,都有详细的记载。《吕氏春秋》以春夏秋冬四季而论天子之作为,又将每季分成孟、仲、季三个阶段,从而更加详细地让人们知道事物变化的大圆圈与小圆圈所昭示的物物一太极的道理。事物在春之时,象征事物生发之际;夏之时快速发展之际;秋之时,乃万物成熟之际,而成熟之际,随之而来的就是凋谢。所以,冬之时,意味着收敛闭藏,加强防范,维系稳定就是其基本目标。
总之春夏之时,象征生发期,如同创业之时,百废待兴,群雄割据,竞争激烈,既要壮大自己,又要防守被人挖解,还要设法争夺人财物等更多的资源。至于在战略上采取速战论或持久论,要依其形势而定。《周易》之《屯》卦就是一阐述创业道理的卦,其曰:元亨,利贞。用有攸往,利建侯。意思正是讲在创业之时,以分封诸侯,建立责权利统一的分权体制最为关键。无此便不会有贤者归顺,即使归顺了,也不能很好发挥其才能。
而到了秋冬之时,生发期完成,竞争之势已不存在,独尊之位已成,此时则要加强管理与监督,稳定最为重要。此之时,天子发布政令,顺应冬阴闭藏之气,加高城墙,警戒城门里门,“备边境,完要塞”,“涂阙庭门闾,筑囹圄,以助天地之闭藏”。这里是依季节变化而说的。冬季一般也代表天下一统,分裂社会的终结,新朝代的开始。此时以恢复元气,以维护稳定为要。所以此之时多采取相互制衡的组织原则,如唐之三省制,中书省拟折,皇帝划敕,门下省复审,行副署之权,确保无遗漏,再由尚书省下发六部执行。唐朝的监察与进谏是分离的,谏官属于门下省,级别也低,由谏官进谏皇帝一般不会像宰相进谏皇帝引起皇帝心理的猜忌心。就像孙子给爷爷提意见,爷爷好接受;而儿子提意见则往往会引起老人的恼怒,不仅不接受劝谏,而且猜忌心还强。这一制度的设立,确属高明。后来到了宋朝台谏合一,都归于御史台。宋朝的御史台只负责监督百官,现在把谏官也划入其中,于是皇帝从制度上再也无人进谏了,更无人监督了。而这些进谏的谏官,则从进谏皇帝变成了进谏宰相等百官,胆子更大,气焰更盛,由此称之为的“清流”诞生了。宰相做事更难了。中国历史上的维稳体制,唐朝还有一大败笔,就是负责监察地方政府的“观察使”,本来观察结束了,就该走人,但后来演变成了更高的一级政府,即“节度使”。安史之乱正是节度使所为。所以监督是需要的,但不可以过分。
总之,在制度设计上,既要顺因形势之变化,形势就其大的方面讲无外乎创业与守成,或者春夏与秋冬。在春夏之季要宽大仁慈,充分信任,组织结构要如树状般,层层信任,层层支持,首尾相顾,监督要少之又少。而在秋冬之季,制度要有所调整,因为目标已从原先的“以发展为中心”而转变为“以稳定为中心”,此时制衡可加强,监督也可增加,然而无论怎样,信任要多于怀疑,鼓励要多于打压。性本善,人有仁义礼智之四端,还应是我们的基本信条。
中国共产党当年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除了坚守社会主义,坚守农村包围城市(其实就是坚守农耕文化),坚守民主集中制外。上下打成一片,层层支持与信任,相互之间的同志式亲密无间的关系也至为重要。不像国民党的军队相互扯皮,蒋介石谁也不放心,大战之即,坐着飞机到处巡视,越级瞎指挥,使将领临战之前无所措其手足,动摇将心,动摇军心。今日我党再次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党员干部历经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信念不动摇的大有人在,在姓资与姓社之间;在向钱看与向义看的问题上面;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在学习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文化之间;在面对来自高薪水的诱惑与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干部之间等均面临着重新的抉择与洗礼。此外党组织伴随城市化的迁移,户藉制度的改革,以及企事业单位的相互重组,很多党组织已名存实无,无组织无党员的情况很普遍,真有“松下问童子,云深不知处”之兴叹。有组织的也名存实亡,名存实亡的意思,身是党员干部,但心在钱上,钱外无物,昔日之不计得失,不让群众吃亏的风格已不复存在,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总之,在市场经济的大战中,党故有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严重受到挑战。市场交换、价值规律逐渐伴随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而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法则。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此有个总结,有个发展计划,至少要有收复旧河山的雄心壮志。我们党再次面临创业问题,再次迈向创业期。家文化、树壮组织结构的研究,无疑为我党在此创业期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精神依靠。
汤用彤书院 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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