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丈县夯吾苗寨（高山苗寨负重爬坡）

一个百年未变的高岭苗乡，如何才能改变贫穷与闭塞的生活，真正进入现代化的生活之中？

永胜村，位于云南屏边县大山深处的一个苗族村寨，2000多人散落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中。10年前，这里还过着原始而闭塞的农耕生活，进出无路，沟里无水，人们在陡峭的坡地上刀耕火种，年收入不超过2000元。10年之间，这里通过外出务工和种植经济作物，踏上了摆脱贫困之路。

有人踏出群山，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也有人回归故乡，振兴家园。对于他们来说，脱贫不仅仅甩掉了穷帽子，更是一次人生的改变，一次追逐现代化的负重爬坡之旅。

2020年7月5日，云南红河州屏边县永胜村。天边刚刚露出微曦，小学校的起床音乐在山间响起，住校的孩子们一个个起床。

小学校外面的一个院子里，54岁的永胜村党总支书记杨国林细心地把一捆捆芭蕉叶切碎，再拌上玉米面，去喂自家的4头牛。

杨国林家是一栋2层的砖房，屋顶吊脚，保留着苗族建筑的风格，墙面和柱子上的红砖裸露在外，有些已经磨损了。就在他家的旁边，几栋崭新的小楼依次矗立，青瓦黄墙，巨大的落地窗上有传统的木格，水泥钢筋的房屋上，又搭建起苗式的吊脚楼。

“7年前，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现在，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忙过一阵儿之后，杨国林坐在院子里，捧起水烟筒，一边休息，一边对记者说。他的妻子则在厨房里做早饭，白米饭，地里摘的新鲜蔬菜、一小块腊肉、山上找来的菌子，组成了他们一家四口的早餐。

清晨，杨国林起来给牛切草。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诗意的村名却被叫“猪屎村”

永胜村是一个纯苗寨，全村下辖7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99.7%的村民是苗族，村委会所在的自然村叫做“母租白”，100%都是苗族。

母租白村航拍图。受访者供图

母租白是一个“彝语”译名，意为“太阳最晚落山”的地方。百年前，这里还是彝族聚居地，后来彝族村民遭难迁徙，杨国林他们的祖先便在这里落脚，但原来的名字被保留了下来。

过去数十年中，这个大山中的苗寨似乎一直遗落在时代的洪流之外，村民们延续着传统的农耕生活，在陡峭的山坡上种玉米，在河沟里种稻子。山地贫瘠，庄稼的产量不足外面的一半，玉米丰产时，亩产不过300-400斤，年景不好，可能颗粒无收。数十年前，村里每年有三成的村民，要靠政府发放的救济粮度日。

杨国林就出生在母租白，他告诉记者，那时候，一家人住在土房中，一年到头，粮食都很紧张，养一头猪，过年杀了，卖几个钱，就觉得是最“美好”的生活了。

村里的环境更差，茅草屋、土坯房随意乱建，村里的道路都是土路，再加上禽畜乱跑，到处都是粪便，一下雨，粪便和泥泞混合在一起，要穿长筒雨鞋才能出门。母租白——“太阳最晚落山”这个颇有诗意的名字，没人会提起，人们更多用“猪屎村”来称呼这个村子。

母租白村旧貌。受访者供图

2007年，杨国林走出大山，到州府蒙自的一家葡萄园打工，他是第一个走出母租白的村民，也是整个永胜村7个自然村里最早外出务工的。

2010年，响应屏边县政府号召，发展本地农业产业，杨国林从葡萄园辞职，回到村里，准备种植枇杷。“刚回来的时候，觉得不能适应了，不是村里变好了，而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村子怎么会这么差？”

最原始的“幸福感”

王广平也是最早外出务工的那一批，他出生于永胜村的另一个自然村格咪底，结婚后分家独立，他借遍了亲戚，盖起一栋砖房。房子盖起来之后，他就和妻子外出打工，赴新疆种棉花。

“那时候，外出打工的人特别少。”王广平说。世代居住在大山里的村民，既不熟悉外界，也对外界的生活不感兴趣。再加上大多数人文化水平很低，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算账，给人干一年，连自己赚多少钱都算不清楚，也就不想出去了。

2014年，全国贫困户建档立卡，永胜村有贫困户257户1136人，占全村1986人的一半还多。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不愿意外出务工，永胜村所在的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告诉记者，他到每一个村里，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村民开会，开会的唯一目的，就是告诉高山苗寨里的村民们，外面的生活是怎样的，山里的村民们，又该过怎样的生活。

村子航拍图。受访者供图

“一直处在闭塞环境中的人们，不知道外面的生活是怎样的，自己吃穿住行都成问题，但还觉得挺幸福。所以一定要帮助他们改变观念，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这才能让他们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动力，才能不满足于这种最原始的‘幸福感’。”杨富丞说。

杨国林也有同样的感受，村民们不愿意出门，脱贫攻坚刚开始的时候，政府曾邀请企业到永胜村招工，结果被村民当成骗子，赶了出去。

打工种棉花建起的“棉花房”

不过，反复的思想工作，以及先行者的示范效应，终究起到了作用。“我是母租白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也是第一个盖砖房的，2013年，我的房子盖起来，是当时村里最好的。一下子，很多人相信了，外面能赚到钱。”杨国林说。

王广平和同去新疆打工种棉花的村民们，也在过年时带着钱回家了，这也成为了村民参考的对象，“那几年，永胜村外出打工的人多了起来。”杨国林说。

从杨国林盖房子到现在，7年过去了，杨国林的砖房已经有些旧了，但村里更多的新房子盖了起来。和杨国林老式的砖房不同，新房子大多是明亮、鲜艳的新式小楼，就在杨国林的左右隔壁，他的两个兄弟的小楼都是新盖的，巨大的落地窗，把阳光引到室内，屋里窗明几净，所有现代化的家具一应俱全。相比起来，杨国林昏暗的家里，显得有些陈旧了。

母租白村新颜。受访者供图

近几年来，永胜村有两波盖房子的高峰，第一次是2014年，村主任熊国清告诉记者，2014年，云南省红河州启动 “美丽家园”计划，鼓励村民改造旧居，最高的政府可以补助3万元。但实际上，3万元不足以盖起房子，更不可能盖起小楼。“其实政府补助主要是撬动作用，那时候，村民们外出打工的人多了，也开始有钱了，但刚刚有钱，很多人都攒着，没想过要改造、重建原来的危房、土房。政府补助恰好让他们有了一个契机，自己掏出打工赚来的钱，加上政府补助，就把房子盖起来了。”熊国清说。

永胜村最初的务工者，大多在新疆种棉花，这是一份收入有保障且不需要多少专业技能的工作，所以颇受欢迎。种棉花赚了钱，回家盖起来房子，这些房子就被村民们叫做“棉花房”。“村里一多半的房子，都是棉花房”，熊国清说。

“不认得”盒子里的儿子

7月7日下午，杨国林到77岁的王英兰家，告诉她，过两天有乡镇的演出团到村里演出，如果想看，可以带着孙子一起到村委会院子里看。

这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也是一个有特殊困难的家庭。王英兰家原本有7口人，她，儿子儿媳，4个孙子。王英兰的儿子早年外出务工，2018年，儿子在工作的地方意外昏倒，随即去世。王英兰已经年老，4个孙子还小，只有儿媳妇杨美芬一个劳动力。

77岁的王英兰独自在家照顾孙子。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儿子的去世，不仅意味着家里唯一赚钱的劳动力没了，更重要的是，家里所有人都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走的是活着的儿子，回来的只有一个盒子。”坐在小板凳上，王英兰反复重复着同一句话，“不认得”。

旁边的杨国林向记者解释，王英兰的意思是，回来的骨灰盒，她不认得那是她儿子。

2018年，全国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推行，王英兰家的房子符合危房标准，政府补贴3万元，为她家盖了一栋新房子，挂包永胜村的屏边县政协干部，则出资为他们购买了家具，同时动员儿媳妇杨美芬外出务工。

儿子出去打工了，老人背着刚出生不久的孙子下地干活。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最开始，王英兰不同意儿媳妇外出打工，杨美芬自己也不愿意。”杨国林说，村干部们反复做了很多次工作，才说动这一家人。“其实可以理解，家里就一个劳动力，剩下的老人小孩，杨美芬自己也不放心，但我们告诉他们，家里的事情有人管，两个大一点儿的孩子都住校，老人主要管两个小的吃饭问题，其他都有人帮忙解决，这才说动他们。”

如今，王英兰已经改变了想法，不再提之前反对儿媳打工的观点，“不出去找钱，怎么生活呢”。问起家里的收入，她也只是说“不认得”，她不识数，不知道收入多少，但知道儿媳会定期寄钱来。

“半边楼”留在村里

王广平也在打工中失去了孩子，2014年，他们夫妻带着刚出生不久的老二去新疆打工，1年之后回到村里，孩子就得了麻疹。那年过年，他们把县里、州里的医院跑了一遍，赚的钱全都搭进去了，但孩子还是没留住。

孩子没了，生活还得继续。只是第二年，他们不再去新疆了，转到江苏，进了一家纺织厂做工。

更多的打工者，把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甚至把盖了一半的楼也留在了村里，重新出去“找钱”，等赚到了钱，接着盖。

村里盖到一半的楼。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干沟自然村的李美英家，就在村里主干道的下面。74岁的李美英刚刚吃过了午饭，走出家门口，打算去村里走走。她身后的二层小楼，只有第一层是盖好的，门窗家具俱全，李美英就住在里面。第二层则只有一个框架，窗户、屋顶都没有盖好。

“盖到一半没钱了，孩子们出去打工找钱去了，找了钱接着盖”，和村里的其他人一样，李美英也把赚钱说成“找钱”。

李美英有4个儿子，她住的房子是老四的，老三的房子和老四挨着，也是新的，但只有一层，“老三还没结婚，所以一层也够了，等结婚了再说”。

在永胜村7个自然村里，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村里甚至到处都能看到盖到一半的房子，“一般第一层都是政策补助盖起来的，后来村民们赚到了钱，自己加盖。有的盖到一半没钱了，就出去打工赚钱，赚到钱再回来接着盖。”村主任熊国清介绍。

房子盖到一半钱不够了。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卫星图”上有家家户户

7月6日下午2点，家里人都下地了，杨国林一个人走到村委会。

村委会的会议室里，已经坐了7个人，包括村主任熊国清，村监委会主任李富林，驻村第一书记宋国伟，以及4位来自县乡各单位的驻村工作队队员。

村委会会议室里，村干部和年轻的驻村工作队，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驻村工作队是屏边县在脱贫攻坚中帮扶贫困村的人才措施之一，全县每一个行政村都有一个工作队，一般贫困村3个人，像永胜村这样的深度贫困村则是5个人。他们负责所驻村的贫困情况调查、政策解释、政策宣传、政策落实等一系列具体的工作。

上午的时候，5位工作队员在镇里听了一次例行的扶贫工作讲座。下午2点的会，宋国伟简单地传达了上午的讲座内容，并分派工作队下午的工作。

10分钟左右的会，总共两个人发言，从县纪委监委参加驻村工作的宋国伟，发言简短但正式，村党总支书记杨国林则显得干脆，还有一些农民的直率和随意。

会开完，几个人分了三组，下午的工作是检查各村各户的人居环境，并给每一户评分。分数进行累计之后，每个月都可以到村里的爱心超市兑换各种生活用品。

来自屏边县自然资源局的工作队员任建瑶和村主任熊国清一组，去干沟村检查。干沟村在母租白的东南方，骑摩托车差不多要走20分钟左右，然后对每家每户进行检查、评分。

任建瑶的手里，有一张干沟村的卫星地图，地图上手工标注了每一栋房子的户主名字。

驻村队员在卫星地图上做的标注。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任建瑶告诉记者，这样的地图，每个自然村都有一张，都是工作队员们在一家一户的调查中一点点记录的。

驻村队员在卫星图上标注每一家的位置。受访者供图

同样来自县自然资源局的工作队员张春梅，正打算把这些图制作成电子版，一方面可以提供给其他村干部使用，另一方面还可以在人口普查时作为参照。

种玉米还是种枇杷

外出务工给闭塞而贫穷的苗寨村民们，带来了新的生活。然而，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本身也造成了许多的新问题。

清晨，早起玩耍的孩子们。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驻村工作队帮助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更多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如王英兰，尽管有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县乡挂包单位干部的帮助，但儿媳妇外出打工，抚养孙子们的工作，大部分仍要靠她完成。这对一位77岁且多病的老人来说，负担仍然极重。

“乡村的振兴，得有乡村自身的动力，外出务工确实能够帮助贫困家庭快速脱贫，但也会带来劳力流失、妇孺留守等问题。所以，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才能让村子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新现镇党委副书记黄涛说。

一位村民经过村委会前的标语墙。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然而，屏边县山高沟深，生存环境恶劣，长期以来，也没有足够规模的产业，如何在大山里发展起自己的产业？事实上，过去许多年里，包括在扶贫脱贫的工作中，屏边县也曾尝试过很多产业，但多数不算成功。于是，在2010年左右，屏边县开始从自身的传统产业——农业出发，寻找发展的契机。

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告诉记者，2014年以来，屏边县重点推动枇杷、荔枝、猕猴桃等几种特色水果种植，新现镇地处高海拔区域，适合枇杷种植，而永胜村是枇杷产业发展较快的村子。

杨国林还很清楚地记得，当初推行枇杷种植的困难。村民们不愿意，矛盾一度难以解开，甚至在村民大会上发生了争执，“当时政府出资买苗，政府帮忙种植，一直到3年挂果，再还给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也就是说，村民什么也不用管，等3年收获就可以了，即便如此，一开始也没什么人愿意种”。

王广平就是不愿意种的村民之一，他们一家常年在外打工，并不看好枇杷种植的效益，也没时间打理。更多人担心枇杷种植会影响种玉米。种玉米收获不多，但当年就有，种枇杷3年没收益，3年后怎样还不知道，所以大部分村民不同意。

杨国林说，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王广平，他是村民小组的组长，动员他起带头作用，而且也不用自己投入，3年后看成效。再比如担心不能种玉米的农户，就会告诉他，枇杷树刚栽的时候要遮阴，完全可以套种玉米，不影响，无非就是少种几棵玉米的事情，等到结果了，也就有收益了，就不用套种了。

县里技术员开起“田间课”

王广平最终种了12亩枇杷，2019年第一次挂果，到2020年，12亩枇杷卖了8万多元。村里种的最多的，可以卖到10多万，少的也有四五万。永胜村的枇杷产业正在逐渐成型，更多的人开始主动扩大种植。“现在有200多户种植枇杷的。”杨国林说。

王广平如今已经不外出打工了，而是留在家里种植枇杷。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村里的产业在发展，但村民们的素质仍待提升，杨国林告诉记者，挂果之后，政府把枇杷地交还给村民管理，但很多人缺乏技术，也缺乏管理的意识，“怎么剪枝，怎么疏果，都要学，但一开始，学的人少，有的人干脆就扔在那里不管，长成什么样算什么样，因为以前的玉米也是这么种的，撒了种子，就不用怎么管了”。

从完全靠天吃饭的玉米种植，到需要精细管理的果树种植，村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挂包永胜村的县政协每年都会邀请农业技术人员，到永胜村的各个枇杷地里进行现场教学，教村民们如何在果树生长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更好的管理。

7月9日，新一次的培训在格咪底村的枇杷地里进行，培训的老师是县林业局的技术员，永胜村各个自然村几十村民走到地里，跟老师学习怎样剪枝塑形。

县里来的技术员，在枇杷地里指导村民枇杷管理技术。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树的中心要剪开，透光透气，在合适的地方让侧枝生长，还要给侧枝塑形，让它们分布得更合理……”

培训老师就着地里的枇杷树，告诉村民们如何管理，顺便纠正以前管理的错误之处，有人钻到树底下听，有人不断地提出问题，跟着父母一起来的孩子们，则在山坡上撒欢儿。

能在家门口赚钱谁愿意背井离乡

一个多小时的讲解结束，老师被一位村民拉到自家地里请教，还有人站在路边等待，老师的时间只有半天，但工作还很多。

听课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王树元是其中一位，他骑着摩托车，带着4岁的小女儿一起，老师被拉到别人地里了，他坐在摩托车上等。

王树元带着4岁的女儿一起听课，他的枇杷今年卖了5万多，不打算出去打工了。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王树元告诉记者，她和妻子原本也都在外地打工，但今年枇杷卖得不错，卖了5万多，妻子仍旧出去打工了，他就留在家里，一方面管理枇杷地，一方面也照顾孩子。

在永胜村，像王树元这样留下的，还有不少。杨国林告诉记者，永胜村目前一共有5000多亩枇杷，其中2000多亩挂果了，这些挂果的枇杷，都需要有人精心管理，不能再放养了，更重要的是，枇杷的收益，让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看到了在家里赚钱的可能，“能在家门口赚钱，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王广平夫妻俩也都留在了家里，打工七八年，虽然收入不错，但孩子们受罪太多，枇杷收益不错，他们觉得，还是留在家里更好一点儿。

“种水果和种玉米不一样，随时随地都有活儿。”在王广平的枇杷地里，他指着一簇新发的枝条说，“这种新条，要随时剪掉，让营养保留下来，果子才能长得更好。而且枇杷成熟的时间很长，从11月份到第二年2、3月，一直都在成熟，卖的时间也很长，离不开人”。

近几年来，每年都有州、县里来的技术员给农民培训。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2019年底到2020年初的这一茬枇杷，价格不错，最高的可以卖到20多元每公斤，王树元告诉记者，枇杷成熟的时候，山上的砂石路上，停了一溜大车，都是来收枇杷的。

“现在就是路还不好走，收枇杷的车进出比较麻烦，而且山坡上的田间路也不多，成熟的枇杷大部分还要靠人背马驮才能运到路边。”王树元说。

王广平的枇杷地边上，已经新修了一条环山的田间路，这让他的劳动量减少了很多，但仍旧不能达到地头，“现在政府在不断地修路，未来会更方便吧”。

摔死骡马的坡地制约了产业发展

杨国林没有去听田间课，他和家人一起去了自家的猕猴桃地里锄草。他种枇杷不多，但种了30多亩猕猴桃，地就在格咪底村另一边的山坡上。

种果树10年，杨国林自己也成了专家，经常有外村的人来请他去指导。不过，他也面临着和王广平他们一样的困难——生产道路不足。“大部分耕地都是坡地，有些地坡度很陡，以前全靠人力和畜力，过去常有骡马从山坡上滚下来摔死，所以路特别重要。”杨国林说。

7月9日一早，吃完早饭，喂完牛，杨国林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先去地里了，杨国林去了一趟村委会，然后才一个人走去地里。

走在村委会门前，杨国林没有想过，十年中他的村庄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从村委会到杨国林的猕猴桃地里，要走20分钟左右的砂石路，然后还要经过一条600多米的下坡土路，这条土路原本并不存在。2017年初，杨国林承包了山坡上的30多亩地，准备种猕猴桃时，才自己出资请人修的这条路，花了3万。这条路修成后，不仅杨国林家可以用，沿途的15家200多亩地也都方便种植了。

杨国林告诉记者，包括树苗、供猕猴桃攀援的铁丝网、修路等，他一次性投入了30万元，“材料成本不算高，人工太高了，在平地上，干一天活100块，在山地上就得翻一番。”

2019年，杨国林的猕猴桃已经有了收益，卖了15万左右，2020年可能会差一点儿，“主要是天时问题，先是霜冻，后来又有冰雹，坐果不多，估计能卖五六万。”他说。

其实，杨国林想过要做设施农业，但在陡坡上盖温室大棚，成本太高了，而且道路没通，即便想投入，也还缺乏条件。

“当前，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仍存在不足，尤其是自然村之间的道路、田间道路，我们的规划中，也在不断地加强这方面的建设。”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说。

从5辆摩托车到20辆小汽车

实际上，相比10年前，村里的道路已经完全改观，杨国林告诉记者，这些年，各自然村里的路面硬化、自然村之间的砂石路铺设几乎都已经完成，田间道路也增加了不少。

“最直观的结果，就是村里的车多了，没有修路之前，全村的摩托车一共也就5辆左右。2014年到2016年，是摩托车增加最快的时候，几乎家家都有摩托车。2018年到2019年，则是小汽车增加最快的时候，现在全村差不多有20辆小汽车。现在汽车还到不了地头，但摩托车完全可以了”。

永胜村最远的一个自然村，叫岩羊冲，这个村一共12户人家，因为地处山体滑坡区域，已经全村搬迁到镇上。

新楼盖成后，这扇门是老房子里唯一搬过来的东西。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48岁的杨保生，就是搬迁户之一。杨保生以前在州府蒙自打工，收入可供一家人生活，但搬进新家后，杨保生的妻子因病去世了，家里留下父女三人，两个女儿平时住校，周末回家。杨保生要照顾两个孩子，不能外出打工了，就在镇上打点儿零工，兼顾着原来村里的地。安置点有就业帮扶的人员，他们可以帮助像杨保生这样的搬迁户，就近找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7月7日中午，记者在新现镇安置点的一栋居民楼中，见到了杨保生。杨保生的新家，是一个三居室，两个卧室住人，一个卧室当储物间，客厅向阳，很宽敞。记者注意到，屋里的各个窗户都有崭新的窗帘，唯有客厅的落地窗没有窗帘，杨保生告诉记者，是他故意没装的，“这样亮堂，畅快”。

新居的客厅没有窗帘，杨保生说这样亮堂。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下午两点多，杨保生锁上门，骑摩托车，从镇里出来，回岩羊冲。

他的地里种了枇杷、生姜、玉米等，他要去给生姜锄草。

骑摩托半个多小时，杨保生回到老房子边上的地里，地里还种着生姜。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从乡间公路转到山路，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杨保生就到了岩羊冲的老房子，老房子大部分都拆了，留了一小间当做工具间，也可以休息。房子是以前的土坯房，窗户很小，屋里一片昏暗，即便是中午，也要开灯才能看得见。

花草掩映中的苗岭村庄

新现镇的安置点，楼房也是苗族风格，吊脚楼、米黄墙、木格窗。永胜村没有搬迁的其他6个自然村，新盖的房子也都多少保留着苗寨的风格。

天色刚亮，村民们便开始下地干活了。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相对于城镇里的居民区，村里的自然环境更好。硬化的水泥路边上，扎着竹篱笆，路边的花坛里，民居的房前屋后，长着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高大的椿树；小叶的樟树；结着红色果实的构树；攀援的百香果垂下长长的枝条，上面绿色的百香果刚刚泛白，还没有完全成熟；蓝花草的花正在盛开，蓝紫色的花朵迎风摇曳；本地的香脆李已经开始转黄了，再有10来天就可以吃了；还有随处可见的两面针；以及和两面针长得很像的刺天茄；偶尔才能看到一株的名贵中药材重楼……

“我们这里村庄绿化，除了少部分是外来物种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本地常见的草木，还有很多经济作物，比如香脆李、枇杷等，政府鼓励村民在房前屋后栽树，还有一定的补助，一方面绿化村庄，一方面也能给村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说。

村里的道路卫生每一段都有具体的人负责。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正在盖房子的杨祖德的院子里，养了100多棵重楼，种在10多个大大小小的花盆里，大的有10多棵，小的三五棵，这些重楼他养了2年多了，去年他带到集市上卖了一小盆，700块钱。剩下的，他想再养养，“重楼用的是根茎，长得越大越值钱”。

母租白村里的晚会

7月10日傍晚，山里下起了细雨。位于母租白的永胜村委会院子里，几个工作人员正在雨中安装音响、布置舞台，一块巨大的幕布挂起来，但因为风大，又撤了下来。

这是新现镇文艺演出队“送戏下乡”的活动，演出的演员都是来自各村文艺队的群众，永胜村也有10多个人参加。

因为下雨，演出拖延了一段时间，等待的过程中，杨国林又看了一下村里人均收入的数据，10年前，母租白村人均年收入1600多元，10年后的今天，已经达到了6000元，超出了脱贫的标准。

雨停了，村民们带着小板凳来到院子里，坐在村委会的楼前，等着演出开始。

王英兰穿着一身红色的苗族服装，坐在最前面一排，两个小孙子就在旁边，看演出的时候，她的脸上没那么严肃了，笑容多了一点儿，杨国林过来和她打招呼，她笑着回应了一句。

晚会开始后，王英兰带着两个孙子来看演出。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王广平坐在人群里，不仔细找，很难发现他。几年前，他在这个院子里曾经反对过，犹豫过，也矛盾过，最终同意种了枇杷。如今，他觉得自己选对了。

晚上7点多，演出正式开始了，这个时间，正好是母租白日落的时候，只是阴天看不见太阳在群山间落尽的景色。

灯光亮起，好戏开锣。演员们轮番登场，有讲述脱贫故事的，有关于疫情防控的，也有描绘苗乡风情的，永胜村的文艺队演了三个节目，有苗族舞蹈，也有苗族芦笙表演。

背着孩子看演出的村民。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最后上场的是杨国林，他不会跳舞，但在场上手舞足蹈，大段的方言夹杂着苗语，似乎在感叹永胜村巨大的变化。他也不怎么会唱歌，但突然唱几句，村民们则会报以一阵笑声。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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