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舞弊案是哪一年（在己未春闱案被伤得最深的其实不是唐伯虎）

覃仕勇

明清科考分三个等级：乡试、会试、殿试。

不过，读书士子要参加科考，就先通过院试。

院试属于县级考试，考上了就取得参加科考考试资格，被称为生员，也就是秀才。

科考中的第一级考试为乡试，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属于省级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因在秋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由生员参加，考上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

乡试后第二年，京城举行会试，属于国家级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由举人参加，考上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会试结束，被录取的贡士就可以参加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殿试，由皇帝在殿廷上亲自策问，考上者为进士，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弘治十二年这年，程敏政迁詹事府事礼部右侍郎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与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担任会试主考官。

当时，“学问该博称敏政，文章古雅称东阳”，程敏政和李东阳齐名，学问文章同为一时之冠。但是，程敏政自负学识过人，平日高步阔视，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在朝中人际关系非常紧张。

华昶这一参劾，很多人幸灾乐祸，静看孝宗如何处置。

孝宗虽然敬重程敏政，但科考取士是国家重要举措，也不敢怠慢，立即着令礼部从速处理此事。

礼部提供的意见是：华昶上这份奏疏，肯定是有所耳闻。但耳闻未必就是实，而且现在还没有放榜，不知华昶所说从程敏政手中买考题的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是否在中第之列。要深入调查，就需要时间。由此，请求推迟放榜时间，或二月二十九日，或三月初二日，同时令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会同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程敏政所看中的朱卷。

孝宗答允了礼部所请，定于三月初二日放榜。

于是，李东阳奉命会同五经同考官审查程敏政看过并拟取中的场中朱卷，同时又利用复核的职权，黜落可疑的十三份卷子。

不日，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奏报复查结果：华昶所提到从程敏政手中买考题的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的弥封卷并不在中第之列。

既是这样，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华昶所劾，纯属捕风捉影、子虚乌有。

但那些平日看不惯程敏政的言官和某些朝中大臣提出了新的质疑，说，程敏政之前的阅卷与李东阳之后的阅卷二者之间有无作弊的地方，还得让原考试官直接具奏，才能辨明是非，平息物议。

孝宗只好下令锦衣卫将华昶、徐经、唐寅三人执送镇抚司，要求从公对问，审查明白。

徐经、唐寅一开始死活不肯承认买题之罪，在狱中受尽了毒打。

最终，徐经不得不松口，供称程敏政尝受其金币，出卖试题。

这个时候，曾为同考试官的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上疏，说，我也知道程敏政是一雅士，但朝廷公道所在，我身为同考试官，认为程敏政在出题、阅卷、取人等重要关节上有六大疑点，不敢不言。本来嘛，谏官的职责就是得风闻而言政事，华昶的措词虽有所不当，但为了公道人心，不为身家性命计。现在程敏政被弹劾，安然无事，弹劾者却惨遭下狱；以后再有类似的事，谁还肯出面发言？不如将言官华昶、举人唐寅和徐经释而不问，将程敏政罢归田里。

林廷玉此疏一上，给事中尚衡、监察御使王绥等蜂拥而上，一致要求释放华昶而逮捕程敏政。于是程敏政被诏逮下狱。

程敏政大呼冤枉，说，华昶所说徐经、唐寅皆不在中第之列，而李东阳复核所黜落的可疑十三卷也没有都经过我批阅，我要求召集全部同考试官及礼部掌号籍的官员当面对质。

孝宗没有全部批准他的奏请，只同意他与华、徐、唐三人在午门前置对。

在这场置对中，程敏政与华昶展开辩论，华昶语塞不能言。

华昶参劾程敏政，原是受要夺程敏政职位的傅翰指使。

而华昶所谓程敏政“鬻题”的消息不过来自于一次酒后闲谈。

华昶到一个马姓侍郎邸寓喝酒，席中有来自苏州府的举人都穆。

都穆，字元敬，原本是唐寅的朋友，却对唐寅的很不服气。这次考完试，尚未出榜，都穆从道听途说中得知唐寅考了第一，便心生嫉恨，乘着几分醉意，对华昶说，徐经贿买程敏政的家奴，事先得到了考题，并曾告知唐寅，徐、唐二人考前演练作文，所以一举高中。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

都穆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唐寅和徐经、程敏政也的确走得很近。

唐寅，字伯虎，是苏州府出了名的才子，于弘治戊午南闱获中解元。主考官梁储看他是个好苗子，还朝后，将他的文章出示给程敏政观看，相与叹赏。程敏政爱才惜才，就招唐寅往还门下。

徐经则是程敏政于弘治乙卯南闱所取举人，本有师生名分。唐寅这次上京应考，就在程敏政的家里，结识了徐经。

徐经其人“美而好学”、“富而能文”，家中多金，富甲一方，普通追求廉名的士子都不敢和他搞在一起。偏偏唐寅为人疏狂，不拘小节，和徐经天天厮混。徐经这次上京赶考，居然带了一个家里豢养的戏班子同来，招摇过市，成为了焦点人物，让人侧目。

徐经在置对中辩称：“我来京应考，倾慕程大人的学问，曾出钱出物请求拜在他的门下学习。这期间，程大人偶尔讲到可能会从三处地方出题。我因此与唐寅就以这三处地方练习作文章，不想这文章竟传扬到了外界。恰好遇上了程大人主持本次考试，所出考题有他过去曾经提及过的相类，所以有人怀疑他卖题。实际上，我从未贿赂过程大人。此前不胜拷治，只好自诬。”

由此可见，徐经、唐寅只是“预作文与试题合”，而徐经并未贿程敏政，程敏政亦无“鬻题”之事。

但是，朝廷议论鼎沸，旬月不能平息。

孝宗只好以程敏政身为主考官，不知避嫌疑为由，勒令其致仕；而斥责徐经、唐寅抱侥幸之心求进，下令将之黜充吏役。华昶言事不察实，降职到南京任太仆寺主簿。

这种处置方式，等于是各打八十大板，公平公正。

但人们多感不平。

在结案之初，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吴宽就说：我乡友人唐寅只是到程敏政处往来几次，有妒忌其名盛的小人，大加毁谤，终于落此下场。

该科殿试读卷官王鏊后来也说唐寅“横遭口语，坐废”，语气中饱含着深深的惋惜。

名士祝允明为唐寅大鸣不平，说唐寅有过人之杰，有高世之才，却遭此不测之祸，可谓世间奇冤。

诚然，唐寅遭此打击，被绝于仕途，妻离子散，生活潦倒，自甘坠落，让人唏嘘慨叹。

但深究唐寅在这场灾难中所蒙受的损失，实难与程敏政、徐经相较。

弘治十二年（1499）六月，刚出狱四天的程敏政，因悲愤于心、抑郁于怀，患痈毒不治，愤恚而死。

程敏政原本身居高位，在治学上隐成一代文宗，在政治上踌躇满志，可望有更大作为，却因这场冤案丢掉了性命，还断送了一世清名，岂不更可悲？

徐经也没好到哪儿去。终其一生也没能走出“黜充吏役”的阴影，到了正德二年，还上京奔走翻案，结果客死途中，时年仅35岁。曾是江南鼎甲的梧塍徐氏，也因这场变故，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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