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而陌生的名字（一个亲切的名字）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我20岁那年，从铁道兵复员后就在化冶所做实验工。化冶所全称是“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现在改名叫“过程工程研究所”。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工作单位。

化冶所的工作就是研究用化工的方法炼铁，同时提取稀有元素，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冶金之路。我参与的第一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就是“流态化炼铁”的中间试验。该项目由化冶所所长郭慕荪院士主持，他曾在西德和巴西考察研究，回国后提出动议并经国务院批准，兴建我国第一个流态化炼铁试验基地。

当年我们“四零车间”条件非常简陋，4个复员兵，加上技校分来的十几名中专生，我们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脚上一双“踢死牛”的翻毛皮靴，开始了繁重的劳动。从清除工地上各种遗留物，挖地基，在清华园火车站卸砖卸水泥，再到盘钢筋浇灌混凝土，基本全靠人力。

郭慕荪院士经常在我们车间粗糙的地面上徘徊。试验的结果并不理想，矿粉打结，反应不充分，气流不均匀，反应釜内有死角，用何种催化剂来改善反应效率，都困扰着这位留美归国年逾六旬的科学家。那天我在清理散落的铁粉，纯铁粉的颜色是黑蓝色的，只听有人叫我，小陈快过来帮帮忙!我抬头一看，只见郭慕荪先生站在流态化床的一处开口，他显然试图爬进去，浑身上下还有脸上已被铁粉染成黑色。郭先生，里面那么脏您进去干嘛？我要看看打结的情况，你推我一把。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把郭先生推进流态化床。我和郭先生出来时全身都黑透了。车间负责人说，郭先生这种事干多了，在西德、巴西都干过。

我们这些年轻人陆续被分到各个科室，以实验工的身份参与其他项目。我去的是陈家镛院士领导的第四研究室，参加等离子喷镀项目的实验工作，这在当时是迫在眉睫的难题。

等离子喷镀工艺今天已常规化，当时却是中国首创。我参与的部分是实验生产喷镀用的镍包铝和镍包石墨粉末，从零出发积累经验和数据，彻底摆脱依赖国外昂贵的同类产品，这是该项目的关键。在科室指导下，具体操盘实验的是一位姓黄的退伍老兵，湖北汉阳人，性情豪爽。他说小陈，我也是复员兵，当年炮八师的瞄准手，我干得来，你一定干得更好。实验过程中，镍包石墨的形成总不够充分，粉末切片在显微镜下显示，外边的镍往往只包住一半，难以闭环。这样喷到基体上涂层不均匀。如何让镍不薄不厚，完整包住石墨颗粒，最好还是去问老黄。

老黄真不含糊。他说小陈你就负责记录，注入液体镍的时刻、液体镍的温度、石墨颗粒的细度，等等，都记下来，一点不能差。我就不信了，江山都打下来了还搞不定这么个事。我们那时真是夜以继日，吃完东西就来，睡醒觉又来，反复实验反复调整。我们从无数次实验中摸索着最佳数据和具体步骤。庆幸的是，我们最终生产出完美的喷镀粉末，填补了空白，并总结出一套转化为规模生产的工艺数据，移交给相关厂家，包括小浪底水电站。

后来在漫长的漂泊中，每当看到小浪底水电站的消息，我都会停下来，凝望远方很久。我把一部分青春留在小浪底，留在了那条叫黄河的激流中，这是我最大的满足。网上流传过一首叫《汉阳门花园》的歌，“小时候的民主路没得那多人，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伢”。我哼这首歌时会热泪盈眶，老黄撸胳膊卷袖子的身影浮现在我眼前，他是汉阳人。如果他还在，何不让我们同醉？

随后我转入蔡志鹏先生领导的第一研究室，从事湿法冶金的实验工作。与此同时，国家恢复了高考。我心中早有大学梦，但那时上大学全靠选派，名额极少，我根本不敢想。现在公开招生了，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当时我有些心虚，咱连初中都没毕业，虽然私下也在补习，但来得及吗？化冶所不少年轻人都跃跃欲试，人家要么读过高中，要么老三届，功底扎实，看着他们，我有些自卑了。蔡志鹏先生，我们都叫他老蔡，他做过鞍钢的副总工程师，那天他问我，人家都准备高考呢，你咋想的小陈？我底子太薄，够呛。啥意思，你不参加了？嗯，差不多吧。老蔡愣住了，缓半天说了句让我振奋的话：我真把你看走眼了小陈，原来你是这么个人，啥都别说了，干活吧，把那些试管洗出来。等等，我不是“这么个人”。

根据老蔡安排，只要完成实验准备工作，我就可以去图书馆复习。当时化冶所的气氛是：对复习的年轻人会多一声问候，小陈啊，又复习呢？你准备考什么科呀？文科。文科好，你像文科的料。所办主任靖冠英，一个抗战老兵，在会上公开表示，各科室要支持年轻人考大学，在做好本职工作前提下，尽量给他们留复习时间。郭慕荪院士的夫人桂老师，也是留美硕士，还是化冶所图书馆馆长，她只要在楼道里看到我们，就往图书馆轰，拍我们的肩膀像赶羊一样，快点快点，抓紧时间，你们落课太多了。她还开班为我们补习英语。可惜我连26个字母都念不全，不敢上她的课。我当时最常用的是图书馆二楼东头那张桌子，透过窗户能看到对面三星铅笔厂的车间，当年著名的品牌“中华铅笔”就是他们生产的。我看到那些匆忙的身影和转动的机器，赶紧埋头温书。

1977年我没考上大学，时间太仓促了。没考上接着考，所里的氛围依旧是包容的。我发现我的问题出在数学上，人家是复习，我是现学，而且考题逐年加深，不突击根本追不上。那天我跟老蔡说，能不能让我最后一个月拼一下，把数学整上去？他说不行，所里没这规定。可第二天上班，我刚进屋，老蔡就叫起来，小陈你脸怎么是绿的，别考不上大学再出人命，我可负不起责任，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好再回来上班。

1978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离开了化冶所。正值金秋，斜阳把我的身影像思念一样拖得很长。他们送我到大门口，有长者、同事，还有心爱的人。短短两年，我从初中生变成大学生，这对青春而言，足以刻骨铭心。但更难忘的是参与了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感受到高尚与平凡的奉献精神，这才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发动机。特别是今天，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化冶所依然前行，改名为过程工程研究所后，研究范围更广泛更深入，这都让我倍感欣慰。那天，我情不自禁找到化冶所旧址，重新走进那个院子，那座楼，图书馆，和我工作过的实验室。我仿佛看到当年的同事和年轻的自己，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对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