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怎么样值得去吗知乎(泉港人什么性格)
[泉州新闻-闽南网]
泉州市泉港区,原属泉州府惠安县,地处惠安县北部,与兴化府仙游、莆田县相邻,故称“头北”,意即泉州府的最北面。正因为这个地方处于明清以来泉州府和兴化府的交界地区,语言、风俗、乡族组织等,都呈现出多地域混杂的现象。不同地域的文化因素较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这一区域文化多元的基本特征。尤其是不同地域的优良文化成分,在这一块特殊的热土上,生根发芽,不断成长,从而形成了泉港区域富有地方特色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
《泉港城区》庄子瑜/摄
勤劳朴实、勇于在逆境中
拼搏奋进的人文性格
泉港地方的人文性格,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吃苦耐劳、勇于在逆境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朴实勤奋的人生精神之上。泉港地方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土地贫瘠,山林干燥,东面临海,波涛汹涌,安危不定。因此一直到民国时期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泉港地方长期处于粮食缺乏的状态之中,一般民众的日常食粮,以番薯、大麦为主。为了节约粮食,番薯的食用,往往还要分成两次利用,先把番薯磨成番薯渣,过滤出番薯粉另外食用,或者是把番薯粉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回其他必须的食品和日常用品,而番薯渣,则参杂其他粗劣的食品,当作主食充饥。而面临大海的居民们,在解放以前没有天气气象信息和航海工具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不得不冒险下海,或以捕捞鱼类为生,或以海上运输养家糊口。这是一种生存危机重重的生计,稍有不慎或天公喜怒无常,海上灾难时有发生。
生产环境的恶劣与自然灾难的发生,并没有使泉港地方的人民畏惧退缩。一代一代的泉港人正是在这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勇于面对艰难险阻、无常灾难,勤奋耕作、追波逐浪,在逆境中取得自己的生存之道。明代惠安县著名的士大夫张岳在《惠安县志》中写道:
读蟋蟀之诗,见唐风之忧深而思远,以为有尧之遗焉。吾邑亦然,其土瘠而民贫,土瘠则勤;民贫则俭。是故善心易生,而可致于理也。虽然由君子观之,为易兴于善;由末世观之,无以堪上人之诛求,不幸瘠与贫也,只有死亡而已,岂非各系其时不同哉,悲夫!①
惠安泉港一带“土瘠而民贫”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的人民,更加懂得珍惜生活,珍惜物力,坚忍不拔,同时也造就了这一带良好的民风习尚。张岳的《惠安县志》复云:
习尚,国初(指明代初年)民新脱兵革之祸,士能自奋于学者甚少。承平既久,文教渐被,由是人知力学,科目渐盛,学者亦知谈道理、攻古文辞,不专为时文以应举而已。民俗爱惜廉耻,畏法度,无敢习斗鸡走马蹋鞠酣饮歌呼,及为推剽嚚讼以扞文网,性善弱忍事少争讼,或不得已至讼,亦重为身家计,少得理即止,不至破产。乡里有是非曲直,多就其乡之公正者平之,一言得其情,辍悔而改。有不悛者,众共非责之,久之亦悔。以故泉七邑,唯吾邑之讼易理。衣服俭素,无丝纻文绮,至大家子弟亦不敢服美服以见人。非有宾祭大事,不特杀鸡鹅。村落少金钱,吉凶庆吊以布帛牲畜五谷相馈遗。婚娶颇计资送,唯一二大家为甚,至小民则绝不以有无多寡为厚薄疏数。盖本俗也。……闻之弘治前,风雨时若岁频有秋,其时官吏亦奉法遵职,与民相安无事,故俗号称近古。自正德初,某人以苛刻为政,剥肤敲骨者六年,加之屡有水旱之灾,民穷谲诈渐生,风俗始为之一变。然其愿畏而俭朴者故在也。昔夫子论齐鲁之俗不同,以为至道则有难易。呜呼!道不可得见矣,长民者谨勿以鲁而之齐也哉!②
作为惠安县乡人的张岳,对于自己家乡的民风习尚当然是十分了解并且身有体会的。他在《惠安县志﹒风俗志》中的描述,自然真实地反映了包括泉港人在内的惠安地方的民间习俗风尚的实际情况。泉港地方也好,惠安县的其他地方也好,他们的祖祖辈辈,在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状况之中,并没有消沉下来,而是秉承着勤劳朴实的人文性格,勇于在逆境中拼搏奋进,在艰难险阻之中寻求生产生活的存续之道,并且有所前进,有所发展。这一人文性格,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泉港人民,不甘人后,不断前进,生生不息。当然,泉港以至惠安县民风习尚和人文性格的养成和传承,还有有赖于亲民临政者的扶持、教化和引导。张岳在《惠安县志﹒风俗志》中沉痛地写到,由于明代正德年间莅任惠安县知县“以苛刻为政,剥肤敲骨者六年”,致使淳朴的惠安民风,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和改变,因此他大力呼吁:“今世所谓俗节者,虽不能一一合于礼,然行之既久,所以崇爱敬、接殷懃,使亲疏上下联属而不散,虽圣王有作,亦所当损益莫之有改焉者也。夫能使民欢欣和悦,及时相乐而无愁怨之声,此非赋平刑省、岁丰时和,不及此。而岂一日所能强致哉?可以观政矣!③”张岳的强烈愿望,无疑是我们今天在继承弘扬泉港地方人文性格及其精神文化时所应当记取的。
①张岳:《惠安县志》卷4,《风俗志》,明嘉靖刻本。
②张岳:《惠安县志》卷4,《风俗志》,明嘉靖刻本。
③张岳:《惠安县志》卷4,《风俗志》,明嘉靖刻
忠孝廉明、恪尽职守的文化精神
如前所述,泉港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相当恶劣,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泉港地方读书仕进。从宋代以来,泉港地方得中科举从而出仕的人数,可以说是惠安境内各乡里中最少的,也是福建沿海地区如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甚至漳州府所述各县中平均人数较少的地方,尤其是得中进士的人数,屈指可数。尽量如此,在泉港地方走出去的士子们,不忘家乡的勤劳朴实家风,不忘初心,在自己仕途的历程中,都能够保持忠孝廉明、恪尽职守的文化精神,没有出过一个贪赃枉法、误国害民、丧失气节从而为后人所诟病的士人。这些清廉尽责的士大夫,为家乡的文化积累增添了光辉的色彩,也在中国灰暗的官僚体制中,焕发出刚直无私的一缕异彩。
元代的卢琦,是泉港区境内最早闻名于历史上的著名官员和诗人,虽然说他出生于书香之家,但是他在读书的时候,却是丝毫不敢有纨绔子弟的习气。为了让自己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他秉承着泉港人勤奋朴实的人文性格,为后人刻苦读书留下了一段佳话。据说有一天卢琦翻阅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得知李白某夜梦见自己所用的毛笔笔头上长了一朵美丽的花,因此才思横溢,后来名闻天下。于是他拿着书问先生道:“先生,人世间难道真会有生花笔吗?”余先生想了想道:“有的笔头上会生花,有的笔头上不会生花,只是我们肉眼难以分辨罢了。”卢琦见余先生如此认真,便道:“那么,先生能给我一支生花笔吗?”第二天,余子贤拿来一大捆毛笔,对卢琦说:“这里有一百支毛笔,其中就有一支是生花笔,但究竟是哪一支,连我也辨别不清。你自己寻吧。”卢琦躬身俯首道:“学生眼光浅,请先生指教。”余子贤正色说:“你只要用这些笔写文章,写秃一支再换一支,如此一直写下去,定能从中寻得生花笔。除此没有别的办法了。”从此,卢琦按照余先生的教导,每日苦读诗书,勤练文章。几年后,他足足写秃了五十支毛笔,可是这些笔写出来的文章仍属一般,也就是说没有从中找到“生花笔”。他有些泄气,于是又去问余子贤道:“先生,那捆笔中,我怎么还没有发现那支生花笔?”余子贤没有说什么,提笔饱蘸墨汁,写了“锲而不舍”四个大字送给他。又过了几年,卢琦把先生送给他的毛笔写秃了九十九支,仅剩下一支。一天深夜,他拈起这第一百支毛笔写一篇《游温陵记》,突然文思如潮涌,行笔如流云,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一挥而就,不但文采秀丽,而且意境深远。写完,他高兴得直跳了起来,大喊:“找到了,我找到生花笔了!”从此,他带着这支“生花笔”进了府学。以后,乡试、会试、殿试连连及第,终于功成名就,成为元末著名的闽中才子。①
卢琦生花笔的传说是否真实如今无法查考,但是这一民间传说的流传,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卢琦的成功绝非偶然,二是以其勤奋朴实、坚忍不拔的人文性格和文化精神造就的。而是这种引人奋进的传说得以在泉港地方长期流传至今,正说明了勤奋朴实、坚忍不拔的人文性格和文化精神在泉港地方深入人心。
卢琦入仕之后,所任之处,恪尽职守,为当地人所怀念。《泉州府志﹒卢琦传》记云:
卢琦,字希韩,惠安人,至正二年进士,十二年知永春县。始至岁饥,发仓赈贷。罢横征,决滞讼,警游惰,兴学校,大得民和。仙游㓂发,适遇之塗,望而拜曰:此永春大夫也,有君如此,谁其忍负?吾为县官所苦,故至此耳。琦立马谕以祸福,皆投弃刃槊,縳凶酋槛送帅府。由是威惠行于境外。十三年,泉大饥,民多扶携就食永春。琦谕巨姓及浮屠食之。十四年,安溪㓂发,万餙众袭永春,琦以义激其民,皆感愤,推锋争先击贼,大破之,斩获千余,贼遁去,阖郡赖以无事。调宁德县,宁德㓂发,闻琦至,即远遁。时黄巾倡乱,应者如响,相戒勿犯卢使君君境。海㓂执渔者,诘其所居,知琦邻也,饮食而遣之。后以近臣荐知平阳州,既去,民生祠之。其学辩慱,文思丰赡,所著有《圭峰集》。②
从《泉州府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卢琦以其在官任上的清明廉正,受到民众的爱戴与敬畏,甚至连盗贼流民之属,一听到卢琦的名字,立生崇敬之心,弃恶从善,改过自新,真正做到以德服众。
明代中期的介山李恺,同样也是以为清廉严正的士大夫。李恺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举进士,历授广东番禺县令、礼部稽勋司主事、兵部车驾司郎中、湖广按察副使。李恺入仕期间,官场上下,苛民营私,贪墨成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李恺因不满朝政日非、邪佞当道而解绶退归,筑宅第于泉港介山(今界山镇),过着“我有东山亩,飘飘自不群”的隐居生活。
李恺任番禺县尹时,恰逢西方葡萄牙商人来到广东沿海一带活动的时期,葡萄牙商人占据香山澳作为与中国内陆经商的据点。广东地方政府为了有效地控制和管理葡萄牙等海外商人在沿海的活动,在广东番禺、东莞等地设立了监管抽税机构,李恺所执政的番禺及东莞,正是当时海商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对于海商的管理及其抽税等工作,也显得相对繁重。以往的不少官员,认为对海商进行管理和抽税是一项可以大饱私囊的勾当,因此在自己的职位上为所欲为。或是对外商船舶限定了种种苛刻条件,或是乘机盘剥外商,舞弊营私。有感于这种流弊,李恺上任时即向上级提议:对进口船只,不强行搜查,不索取额外钱财,一律由船方自行申报清单,按照既定的法规抽取一定份额的商税。与此同时,也要遏制外船的非法之举,维护国家尊严与主权。这一提议获准后,李恺秉公执法,亲自到港口查验外商的船舶货物。处事公正,待人诚信,令外商耳目一新。外商屡次三番要赠颂百金酬谢,李恺坚辞不受。李恺清廉的事迹很快在广东省城内外及海商中广泛传颂,海商、当地人士以及部分地方官员,主动为纪念李恺的清廉事迹建立了“却金亭”。56年后的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惠安籍良吏刘会巡视按察广东.他对李恺这位先贤在番禺、东莞留下的政声早有耳闻,特地现场勘察,发现因年久失修,却金亭破落损毁,所载之事渐至湮没无闻。有感于此,刘会指示当时的东莞县令李文奎重修碑、亭,重刻《却金流芳记》、《却金亭碑记》,在乡绅塾庠大力宣扬李恺清廉却金事迹,倡明持正为官之道,弘扬清廉修德之风,却金碑成了当地道德教化的重要样板.在朝代更迭、历史变迁中,却金碑及真背后的故事,一直得以流传.如今这一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不仅成了莞城的地理标志,更成为历史的明镜,提醒世人铭记清正廉洁的德行典范。③
与李恺同时代的还有泉港区山腰镇龙山村前郭自然村的郭良。“郭良,字复吾,号北洲,惠安上郭里人,嘉靖乙卯举人,壬戌进士。”郭良素以孝顺享誉乡里。郭良照顾父亲无微不至,身为朝廷官员,不是差使仆役侍奉,而是亲自为父亲洗马桶;父亲患有皮肤干燥症,为了减轻父亲皮肤的不适,郭良用舌头舔润父亲干燥的皮肤,“浣厕牏,焦干,则亲煦沫之”;父亲生病期间,他亲自为父亲煎药尝昧,“封公疾作,身尝汤药”;日夜祈祷父亲病体早日康复,愿以自己的身体为父代病,“日夜祈以身代以,封公起也”。郭良还规定自己的生活标准不能超过父母,取出傣禄用于祠堂敬祖行孝等。隆庆皇帝赞誉郭良毕生永享荣誉,“尔亦永有终誉”,说的正是孝道。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从敬养上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以这六条来比照郭良的孝行,可知其恪守孝道,是名副其实的大孝子。父母过世,郭良均在家守孝三年,可谓善终。④
郭良为官之时,则能持身严正,丝毫不能苟且营私。清代撰修的《泉州府志》中有郭良的传记,对他的为官纯正之道予以高度评价:
(郭良中进士后)试政吏部。丁内艰服除,授刑部主事。时黄光升为大司宼,议下多属良,酌情论法,未尝阴阳帝意。奏上多报可。所当论次,无避权势。有大珰论死久系,伺闲请以千金寿,希为覆脱。良大惊曰:惟官惟反惟货惟来,厥罪惟均,孰其逆梗阳赂者。珰竟死狱中。丁卯,奉使过家,即家升刑部员外,佥宪湖湘。丁外艰,值闽中会剿南澚,征造艨舰。有司籍渔舫部齐民应之,邑大骚然。良贻书邑令曰:汉楼船下南越,超足十万。今齐民无当水战者,驱之葬鱼腹耳,且渔舫足当戈船哉?事得寝,人人颂德。服除补山东佥宪,治兵济南。齐故多盗,鸣镝椎剽枹鼓娄起,檄驰道多置游徼为拒,墙马不得阑骛。又计有□氏豪为之薮,乃籍其魁。宿勾逐党与盗发辄觉,觉辄捕,贼不敢近济南。癸酉监山东试,录成独脍炙一论,比之王文成公,则良笔也。明年函万寿表入贺,诸所部例致赆。良曰:吾以不贿闻于诸侯,今以使入而以贿入乎?却之。竣事。还荐擢广东参议。先是,监试齐,当道欲有私举,而良尼之,乃嗾他御史捃摭毛疵,用佥宪调云南,分廵安普,谓以御荒裔咏山鬼也,良处之自如,治如济南,询民闲利害兴除之。滇俗淫僻,置约讲谕,俗以顿革。署学政,以身律为诸生先。科试品隲悉当,人心胥服。缅甸素患边,当事者怀首鼠、酿祸患。良请用兵不听,后二三年,缅甸益肆,悔不用良策,乃主征卒以平,然事勤力倍矣。省会元夕男女混沓,守卒夜惊,发令禁之,而抚臣令从民便,帅臣旗校与抚臣尉史哄,,两帅修郄不相下直指以闻。朝议直帅臣而贤良,抚臣益衔之,构之。陪京属大计,陪京言官当良,致政太宰仁和张公廉知之,独议留僚属,劝修谢不应。明年又入贺时,太宰方新谒者率用篚,良挟空刺往,无他觌,还滇,遂致仕归,行李萧然。营乐邱于枫林,自号枫盘主人。好读书、善持论,其论道学、论风俗、论赋法、论仕宦,一归于正直忠厚,为世所宗。太宰海丰杨公在事时,时问良安否?曰是吾桑梓甘棠也,我不敢蔽。良孝友淳至,当第后,奔母丧,闽方中宼,徒跣行遇剽者,疑其贾客有重赀,舁置悬崖将推之,辄号曰:吾母、吾母!剽者哀之,反为之导。俸入,新祠宇、周族戚、置义田,自奉布衣粝饭,泊如也。平生师事庄天贯,而友张屺,两生继殁,庄有子而贫,张无子仅一女。叹曰:伯道无儿,中郎有女,非其友谁托耶?厚割俸津之,俾有立。既卒,门人张会宗为之状,而太史庄履丰铭之。⑤
郭良真可谓是以为恪尽职守、严以律己的官员。明代后期南埔镇沙格村的王忠孝,不愧是一位忠孝两全且又清正廉明的好官吏。关于王忠孝的尽孝,明末追随郑成功抗击清兵、收复台湾的著名将领累功爵至“忠振侯”的洪旭,曾经为王忠孝撰写郭《王忠孝传》,该传记述王忠孝孝顺父母的事迹云:
少颖异,日诵千言。母苦痰疾,不时作昏懵,不省人事,公穉年蓬垢侍医药,乡里嗟异。及殁,哀毁若成人。父卒,公才弱冠,呕血数升,与仲兄治丧祭,易戚备至,必敦必均,不以少以贫自假。⑥
王忠孝(1593—1666年),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生,字长儒,号愧两。崇祯元年(1628年),举进士,授户部主事,在中央财政部门管理籍帐和田赋之事。不久辽东战事吃紧,“大司农复题总督蓟西粮储,公至镇,精心平核,宿弊一清,条悉抵光,岁省五万金,而兵民欣忭,请以为例。经略曹文衡抚掌曰:‘此何异管葛耶!’”时蓟西监视太监邓希诏横行营私,多有不法事,王忠孝不与为伍,因而得罪于邓希诏,诬陷王忠孝,将之下诏狱。当时王忠孝的清廉名声,在朝廷内外为许多人所熟知,连负责逮捕审讯王忠孝的锦衣卫官员,也感到对不起王忠孝。“缇帅私虑曰:‘王先生败矣,此不可为矣!’及对簿,公曰:‘脚价旧无开销,然丝毫皆朝廷物,某何敢私?除用过详堂在案,存六百余金密云库,令希诏自到库察存可也。’缇帅抚几叹曰:‘公廉洁至此耶,吾亦何惜一官?’遂白于庭。有旨切责,镌二秩。缇帅曰:‘吾上不负朝廷,下无得罪士大夫,镌秩幸矣。’”
王忠孝被宦官邓希诏陷害入狱,朝中许多官员为之抱不平,挺身营救。“都御史王志道上疏,内云:‘王忠孝被逮之日,不能具一餐一环。’上览奏大怒,明日御平台召对,面责志道曰:‘王忠孝不能具一餐一环,汝何得知?’志道曰:‘内外臣僚皆知之,京师百万口能言之,不独臣也。’上怒起,然遂有贷公意,改刑部系。尚书胡应召、侍郎程注拟徒,续驳,拟戍福建建州卫,得旨。在系二十八月。”不久,宦官邓希诏的罪行败露,宦官集团担心邓希诏的罪行有损集团的利益,则更加变本加厉,欲置王忠孝于死地。“明年,希诏赃私狼藉,大珰恐为外庭所藉口,疏参逮诏狱论斩,而公名亦遂登启事。”⑦此时明王朝也走入了自己的末路,李自成攻进北京城之后,王忠孝才脱身出狱,参加到抗清的行列,坚持了自己的初衷气节,跟随郑成功到了台湾,最终逝世于台湾。
从卢琦、李恺、郭良、王忠孝的为官为人事迹中,我们不难可以看出,从泉港地方走出去的士大夫,为人忠孝直率,虽然不一定身居高位,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职位上,恪尽职守,清廉严明,一心为民为国,坚守气节,这种忠孝廉明、恪尽职守的文化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后世记取的。
① 卢琦读书的传说,见陈华发主编:《闽台民间文学信息总库》,刘乌杂讲述、吕峻整理:《卢琦于塾师》。
②(万历)《泉州府志》卷10,《官守志》。
③ 以上参见彭耕耘:《明代惠安人李恺、刘会相继任职广东以廉公有威闻名》,载《泉州晚报》2018-06-04。
④ 以上参见庄绍冰主编:《明朝良吏郭良》第70—7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
⑤(乾隆)《泉州府志》卷43,《人物列传﹒明列传六》。
⑥洪旭:《王忠孝传》,载《惠安王忠孝公全集》附卷。台湾,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出版。
⑦ 洪旭:《王忠孝传》,载《惠安王忠孝公全集》附卷。台湾,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出版。
继承和弘扬泉港地方的文化
精神,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职责
勤劳朴实、勇于在逆境中拼搏奋进的人文性格和忠孝廉明、恪尽职守的文化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泉港人顽强生存、不断前进、不断开拓,当国家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时,泉港人秉持着这种时代相传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创造了令人自豪的骄人成就。如今,各级党委和政府上下一心,带领人民群众在新的前进道路上拼搏奋进,并且全力推进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弘扬与乡村文化建设。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泉港人有责任、有信心把我们祖先传承下来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努力传承,发扬光大。当然,我们家乡泉港地方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只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中华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一枝重要分支,同时也为中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它的存在,使得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容光焕发。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要促进乡村文化建设,首先就是应该坚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道德价值观,或者说是核心价值观。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国文明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究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我们的祖辈们,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坚守,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历久弥新。先贤们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 ,“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也都贯彻在我们泉港地方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之中,也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予以坚守,予以继承和发扬,从而为家乡的未来,为祖国的大好前景,做出我们应有的奉献。
【作者简介】
陈支平,历史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国学研究院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事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中国西南民族学会执行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主要著作有《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明史新编》、《福建族谱》、《客家源流新论》、《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历史学的困惑》、《透视中国东南》、《民间文书与明清族商研究》、《台湾文献与史实钩沉》、《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等,编纂大型丛书《台湾文献汇刊》100册等。2006年胡锦涛访问美国时,曾把《台湾文献汇刊》作为礼品之一赠送给耶鲁大学。是书2009年入选“建国60周年教育成就展”。(作者:陈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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