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轰轰烈烈的反日活动（上海市民轰轰烈烈的反日活动）

— 《杜月笙全传》 —

— 任中原 著

• 抗日要低调

上海市民轰轰烈烈的反日活动，让在沪的日本人坐立难安。他们一再向日本领事馆、内阁政府去电，请求迅速采取手段制止上海民众的抗日活动。

日本外交当局的抗议函件堆积如山，上海市政府有鉴于全国汹汹的抗日热情，也不敢贸然地将自己推到广大民众的对立面上去，因此对这些抗议充耳不闻。

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同时也为了转移东北的视线，决心在上海制造新的事端。

图为 ： 川岛芳子

1932年1月18日，在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以及驻沪武官田中隆吉的策划下，5名日本僧人故意在三友实业社门前游荡，挑衅、谩骂工人义勇军，并掷石块，挑起事端。

工人们十分愤怒，和日本僧人发生了冲突，结果5名僧人被揍，狼狈逃窜。在逃跑途中，5名僧人遭到了被田中隆吉收买的、伪装成工人的流氓的暴力袭击。

几天后，日方声称一名僧人死于医院，鼓动几十名日本浪人趁着夜色前往三友实业社纵火。巡捕房闻讯赶到。这些暴徒不但阻挠巡捕执行公务，还依仗着人多势众，对巡捕们大打出手，结果当场打死华捕一名，打伤两人。

正所谓“恶人先告状”，这日下午，日方鼓动日侨举行了千人集会，随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

他们沿途高呼口号，撕毁抗日标语，并捣毁华人商店、橱窗等。

与此同时，日方蛮横地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活动和抗日团体等四项无理要求。

图为 ： 盐泽幸一

23日，日方军舰在黄浦江上游弋，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的通牒：如果上海市长不对以上的四项要求做出“满意答复”，日本军舰就将展开“自由行动”。

这就表示，日本海军将会介入此事。

此时，上海市长为吴铁城。他的前任张群在一个月前因学生反日运动高涨，被迫辞职。面对日本赤裸裸的威胁，吴铁城不敢擅作主张，立即向行政院请示。

图为 : 吴铁城

行政院根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指示吴铁城全部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以此平息事端。

吴铁城接到这一命令后，顿感棘手。对于上海市民热情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他是亲眼所见的。从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强占东北，到日本焚烧三友实业社，鼓动侨民闹事等事件，上海市民的反日怒潮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

这个时候，如果在这件事情处理不善，很可能就会为广大民众的怒潮所吞没。然而，中央政府既然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又不能不遵从。

吴铁城经过一番思虑，觉得此事还是由杜月笙出面为好。

一来，杜月笙在上海工、商各界很有影响力，他的门生陆京士、于松乔等人还是工人运动中的领袖，由他们出面，定然会事倍功半。

二来，由杜月笙出面制止抗日活动，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和上海市政府没有任何的关系。

28日上午，吴铁城给杜月笙打了个电话。

在电话里，他对杜月笙说，眼下上海形势紧张，日本陈列兵舰于黄浦江上，虎视眈眈。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约他于本日中午12点做最后谈判。为了保全上海，他已经决定按照中央的意思，答应日本人的要求。

杜月笙听出了他的弦外之意，声称既然南京方面还有市长已经下了决定，他会全力配合的。抗日救国会虽然是以抗日救亡为目的而建立的，但若解散了，有利于政府与日本的谈判，相信大家是不会反对的。

吴铁城接着说，光解散一个救国会还不够。

杜月笙这才明白，吴铁城是要借助他的力量，全面地制止抗日活动，取缔一切的抗日、反日团体或者组织。

兹事体大，饶是神通广大的杜月笙此时也颇为踌躇。

如果答应，那就等于打自己一记耳光。当初，正是杜月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建抗日救国会，提出抵制日货，为上海人民的反日、抗日运动推波助澜的。而广大的上海民众也正是看到他在抗日活动中所做的努力，才把他奉为上海市民抗日的坚实的后台和领袖。

如果现在违背初衷，解散抗日团体，制止抗日活动，那上海市民怎么看自己，那些仇恨日本人的徒子徒孙们又怎么看自己？

然而，吴铁城的要求，他又无法拒绝。看得出来，在这件事上，上海市政府和中央达成了一致，那就是要和日本妥协，尽量避免和日方的冲突。如果在这个时候拒绝了吴铁城的要求，那可就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去了。

杜月笙明白，他之所以能够在上海滩呼风唤雨，除了自己手腕高明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密切的“官民合作”。因为，他就算再怎么神通广大，也不过是一个地头蛇而已，是无法和国民政府抗衡的。

考虑到这一层后，杜月笙委婉地告诉吴铁城，这件事很难办，但他会尽力而为。

吴铁城有了杜月笙的保证，顿时信心满满地去和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进行谈判。谈判中，他完全答应了日方提出的一切无理要求。

为了表示对日本的诚意，他甚至在会议桌上就给上海公安局下达了命令，声称上海各界的抗日救国会有“越轨违法”的举动，要求上海公安局将救国会取缔。

吴铁城如此示好，所提的条件对方又全部答应，村井无话可说，只得和吴铁城达成了协议。

吴铁城兴奋异常，在村井离开后，当即以最快的速度列下协议的各点，由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送到领事馆，交给村井。接着，吴铁城给国民政府发去电报，表示已经办妥此事。

随后，吴铁城回到府邸会见上海《时报》的新闻记者金雄白，告诉他：“对日交涉已经顺利取得协议，战祸可望避免。”

下午时分，《时报》的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这一消息，还出了号外，称“中日问题和平解决”。

这两则消息已经发布，原本战云笼罩的上海滩彷佛突然之间散去了阴霾，晴空万里，上海市民原本紧绷的心弦顿时放松下来，认为在近期内，上海无战事，人人可得平安。

然而，谁没有料到的是，就在当天晚上，日军兵分数路，发动了预谋已久的侵略上海的战争。上海之夜，终究无法平静。

千千万万的上海市民终究无法躲过这一场浩劫。

图为 ：陆京士

• 解散抗日救国会

成立“上海抗日救国会”，杜月笙可谓功不可没，在之后救国会展开的种种行动之中，杜月笙也发挥了旁人无法取代的作用和影响力。

现在，要亲手解散这一组织，杜月笙的心里可谓是百感交集。陆京士、于松乔……一个个忠心的弟子，为了救国会倾注了多少的心血，现在要解散这个组织，他们该怎么看？

杜月笙转念又想，眼下中日形势危急，既然南京政府有和日本人和谈的意思，自己又何必再生事端？再说，与国家大事相比，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想到这里，杜月笙心中一宽，打电话将一众手下召集到杜公馆，向他们传达了吴铁城要求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的意思。

弟子们顿时一片哗然。有人大骂吴铁城无耻，祸国殃民；也有人力劝杜月笙，千万不要出尔反尔，跟着吴铁城起舞，拆自家的台；还有些人保持缄默，对此持观望态度。

杜月笙见弟子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让他们把张啸林找来商议。张啸林虽然鲁莽，是个武夫，但有些时候，某些见解还是相当高明的。

图为 ：张啸林

没过多久，张啸林就来到了杜公馆。听了杜月笙的讲叙之后，张啸林也觉得此事甚为棘手。上海滩民众抗日情绪正高涨，如果这个时候踩急刹车，肯定会激起千千万万百姓抗议的。

杜月笙却道，情况紧急，无论能否说服众人，都不能够再拖宕时间了，得立即采取措施，完成市长吴铁城所交付的任务。

张啸林认为，解散救国会之事可分为两手抓，一手软，一手硬。一方面，好言劝大家解散抗日团体，停止反日活动，就说现在政府已经准备对付日本人了，我等平头百姓就不用自己出头了。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敬酒不吃吃罚酒，执意抗日，不肯解散团体的人，威逼利诱，该抓就抓，该杀就杀，不相信他们不屈服。

杜月笙也觉得他这个主意可行，就开始着手谋划解散抗日救国会一事。

很快，上海滩的街头巷尾、茶馆酒肆、车站码头，突然多了很多人。这些人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议论。他们谈论的都是政府即将对日本人进行谈判了。

有人便道：现在既然有政府出面，那就不用我们这些平头小百姓跟日本人斗了。他的话得到了另外几人的赞同，有人趁机大吐苦水，说自从和日本人斗争以来，家里如何如何，工作如何如何。

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了，现在政府有意对日本人采取手段。既然有政府出面，那自然就不用百姓们争斗了。很多人放弃了原先激烈的态度，而把期望全部寄托于政府身上。

善良的上海市民自然不会知道，这一切都是杜月笙布下的局。他授意自己的门徒在公众场合散播政府即将采取行动的消息，以此缓和上海民民众激烈的反日情绪。

随后，杜月笙叫来了自己的几大亲信，让他们发动了所有门徒、党羽，奔赴上海各个地方，向各大抗日团体、组织慷慨陈词，劝大家保持冷静，暂时解散组织，停止抗日活动，以此来支持政府和日本人的谈判。

很多人在杜月笙的威逼利诱之下屈服了，同意解散组织，停止反日活动。

杜月笙想要解散“抗日救国会”之事，传到了陶百川的耳里，顿时令这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员坐立难安。他是“抗日救国会”的秘书长，刚刚藉此身份博得了上海市民一致的赞扬。

现在杜月笙要解散救国会，这不是摆明了要拆自己的台吗？

这怎么能行？陶百川当场就想打个电话给杜月笙，诘问此事，但想到杜月笙是一个说一不二的硬角色，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图为 ： 虞洽卿

他首先去找了同为“救国会”常务委员的虞洽卿。虞洽卿在工商界德高望重，陶百川觉得如果他能够站在自己这边，抵制杜月笙，那么杜月笙就不能恣意妄为了。

虞洽卿老奸巨猾，他早就知道了上海市政府要求杜月笙解散抗日团体一事。

对此，虞洽卿是求之不得。他是工商界的老前辈，和日本人多有生意上的往来。“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市民发起了抵制日货的风潮，给他的生意带来了极大地损失。

而后，迫于形势，他又和杜月笙等人组建了“上海抗日救国会”，原本认为这个机构也不过是做做样子，博取声誉而已，没有想到，杜月笙的门人完全是以雷厉风行之势，严格地执行着抵制日货的行动。

在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被于松乔抓了之后，虞洽卿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得将日货或者退还日厂，或者偷偷地藏匿起来，总之，为此损失十分惨重。

虞洽卿此时后悔不迭，暗呼上了杜月笙的当了。因为杜月笙自己和英法等国生意往来亲密，而和日本却很少有生意上的往来，因此损失极轻。“救国会”成了他打击工商界对手的一个最佳的利器。

如今，杜月笙要亲手解散“救国会”，对杜月笙而言，不啻于自己打了自己一记耳光，而对他而言，却是利大于弊的一件事。虽然这样，虞洽卿仍然想为难一下杜月笙，于是他就答应了陶百川的请求。

数日后，在“救国会”理事会上，陶百川首先发难，他假装不知道杜月笙有意解散“救国会”一事，故意侃侃而谈，一再地赞扬“救国会”取得的成绩，同时鼓励大家再接再厉，把“救国会”的斗争坚持到底。

他的发言获得了引得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赞同他的看法，有人则认为既然政府已经决定出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事，“救国会”就没有必要再节外生枝了。还有一部分不做发言，持观望态度。

等到众人说的差不多了，杜月笙才开口发言，他说：“日寇横行中华，抗日是我等国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政府代表了中国，现在既然要和日本人谈判，我们就不能继续闹下去了。我们应该以国家大事为重，不可以给政府制造‘麻烦’，以免让政府在外交上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我建议解散‘抗日救国会’。”

他的话音方落，立即得到了几人的拥护。

这几个人都是他的亲信，在开会之前，杜月笙就私下对他们面授机宜了。这几人的大声吆喝，起了极大的鼓动作用，一些人纷纷表示赞同杜月笙的决定。

陶百川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种局面，连忙向虞洽卿示意，让他说上几句。

虞洽卿装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现在日本人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忌，我们岂能坐视不管。我们可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啊。”

他这话说得大义凛然，很多人转而支持他。就这样，两方的人争论了半天，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杜月笙明白，这件事情肯定是陶百川和虞洽卿挑头，只要摆平了这两个人，事情就好办了。他明白，虞洽卿是个老狐狸，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想解散“救国会”，之所以和陶百川一个鼻孔出气，也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

所以，只要陶百川服软，这件事也就可以顺利解决了。陶百川是上海市党部要员，和上海市政府、南京政府互通声息。

杜月笙觉得要让陶百川改变决定，光靠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得让吴铁城出马。

于是，杜月笙打电话给吴铁城，请他出面劝说陶百川改变心意。

吴铁城便打电话给陶百川，传达了希望解散“抗日救国会”的意思。为了打消陶百川的顾虑，吴铁城还抬出了蒋介石，声称这么做是秉承了南京政府的意思。

陶百川怎么也没有想到，杜月笙解散“抗日救国会”，背后竟然还牵扯着南京政府。既然是蒋委员长的意思，陶百川也只能奉行。陶百川服软，虞洽卿唱不了双簧，也只得作罢。

“抗日救国会”再次召开了理事会，陶百川和虞洽卿两人双双借故未到。杜月笙独占发言权，做了声情并茂的发言。随后，大家经过象征性的讨论，一致同意：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

—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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