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和同学聊天（怀念朱自清先生）

朱自清先生是我的老师，从1934年我在清华中国文学系求学起，系主任就是朱先生。以后在昆明入清华研究院，导师也是朱先生；毕业后在清华文科研究所工作，复员后又回清华大学服务，都是在朱先生的指导下做工作的。特别是在他逝世前的五六年，更是常常在一起。

关于他多少年来一贯的严肃认真的负责态度，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很熟悉。学生的报告或论文等，他总是详细地加以批改和指导，绝不随便发还了事。作者以前上他所授的“文辞研究”一课，因为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专门课程，内容比较枯燥一点，班上只有作者一人听课；但他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不只从不缺课，而且照样地做报告和考试。1948年6月初，在他逝世前两个月，他的胃病发了，吃一点东西就要吐。他没有吃（东西）就上课去了，结果在班上大吐，由同学们扶回家里。作者去看他时，他说如果过三两天还不能起床，就嘱作者代他上“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两课程，但休息了几天后，他又勉强自己去上课了。一次在清华中文系欢送毕业同学的会上，他勖勉同学说：“青年人对政治有热忱，是很好的事情；但一个人也应该把他的本分工作做好，人家才会相信你。”这是朱先生自己的做人态度。这种严肃的负责精神，整个地贯彻着他一生的治学和为人。

他虽然负责，并不揽权，更不跋扈。相反地，和蔼成了他生活的习惯。尊重别人的意见是他经常的态度。路上遇着，老远就跟人点头，不论是同事、学生或工友。你随便告诉他点事情，他总会谢谢你的。他主持清华中文系十多年，从来没有役使过助教或同学；和每一位的情感都是很融洽的。虽然是这样的谦虚和蔼，他自己的信念却很坚定。据赵凤喈所写的《忏悔录》说：他竞选国民党的伪立法委员，找朱先生签名赞助，朱先生说“我不能签名”。在他逝世的前两日已经开刀后卧在医院的病榻，还谆谆嘱咐家人，说他已经签名拒绝接受美国的“救济”，以后不要买他们的配售面粉。朱先生在《论气节》一文中，解释“气”是积极的有所为，“节”是消极的有所不为。从他平生的言行中，我们领略到了这种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古狷者的耿介态度。

朱先生逝世前半年体力渐弱，面目清癯，体重减低到35公斤，走一点路都很吃力。他自己也很为身体担忧，但工作却毫不减轻，一清早就坐在桌子前。他当然也有衰老的感觉。不过并不因此消极；他把唐人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改写作“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写好放在写字桌的玻璃板下边，当做自己的警惕。这种负责工作的精神是何等的严肃！

朱先生这病已拖了十几年，如果不是在反动统治下多少年生活的颠沛和艰苦，朱先生是绝不会死的。1945年在昆明，胃病也曾严重地发过一次，暑假他去成都，打算在成都四圣祠医院根治，但“八一五”的胜利到了，他写信告诉作者说：“胃病已暂平复，胜利既临，俟到北平再为根治。”谁想回到北平的日子，精神物质比抗战时期都难过呢！一直拖到胃上穿了大洞才借钱入医院，而体力已衰弱得不能支持了。竟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从左至右：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摄于昆明

为了整理编集朱先生的“全集”，我有机会把他的遗作全部读了一次，特别是他的日记部分，使人感触最深。（后来《日记选录》部分未收入《朱自清文集》，但于60年代初发表于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出之《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三辑。）

作为一位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朱先生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多少年来是一贯的。1936年起他开始授“中国文学批评”一课，日记云：“此科目必须以大部时间处理研究之。”学校初迁昆明时，一切还在草创，他负的行政事务很忙，1939年1月12日的日记即云：“自南迁以来，皆未能集注精力于研究工作，此乃极严重之现象。每日习于上午去学校办公，下午访友或买物，晚则参加宴会茶会，日日如此，如何是好！”这可看出他对学术工作是如何的热忱和负责。这精神也同样可从他对青年的爱护上看出来。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12日清华学生又进城游行示威，越铁路由西便门冲城时，他怕学生受迫害，即随在学生后面，想劝回学校。1936年2月19日夜，二十九军士兵突入清华，捕去学生21人，当夜有六位女同学是避在朱先生家里的。1937年10月，学校初迁长沙，学生为请求贷金事与梅贻琦冲突，当月20日的日记云：“青年人对中年人之态度仍为现社会中最重要且最困恼之一问题，此责自不应由青年人负之。”言外之意，对学生实在是很同情的。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朱先生于次日的日记云：“上午开教授会，选代表三人慰问同学，并参加今日下午之死者装殓仪式。会中心情均极严重。约有二十教授参加仪式。余未往，但肃穆静坐二小时余，谴责自我之错误不良习惯，悲愤不已。”“一二·一”运动是朱先生思想转变的关键，这转变正是由爱护青年的教师立场出发的。

无可讳言，朱先生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向是晚年的事情，以前他是相信国民党政府的。在“七七”前夕，“一二·九”运动后一年，1936年12月20日的日记云：“陈君来访，谈及国事，彼思想甚左，余坦白告以余之立场与政府相同。”但他平日并不过问政治，1942年昆明学生发生倒孔运动后，国民党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闻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因了他的拒绝，才都没有加入。他思想转变的时期和闻先生差不多，都在此后一二年，这当然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急骤法西斯化的结果。到1945年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时，他的立场已经很显明了。12月4日的日记云：“上午开教授会，为罢课三日后之问题激辩至六小时。决议包括三项：（一）为悼念死伤学生，由学校宣布停课一周。（二）慰问被侮辱同人。（三）向有关负责当局抗议。会中空气紧张，且几濒分裂；但少数人未逞所欲，结果甚佳。”当时有些国民党党团教授还意图粉饰，但毕竟失败了。次年1月20日，他签名昆明文化界反内战的时局宣言，2月22日，他促成教授发表对“一二·一”凶手李宗黄逍遥法外的抗议书。但朱先生毕竟是学者，在同一天他竟受了国民党党团分子的欺骗，在抗议苏联的东北问题宣言上签了名；日记云：“对东北问题之宣言余同意签名，但告以须不涉及内政，只为单纯之爱国表示。”但事情并不那样单纯，次日的日记云：“图书馆前有连续之关于东北问题演说，某君似为首脑。会后有示威游行，但联大学生极少参加，大部皆作壁上观。此显然为党团领导，甚悔前者对东北问题之签名。”这是当时国民党分子导演的得意之作，一直扮演了好几天；在朱先生的日记中，也好几次后悔他上了一次当。但显然的，他的态度反而更坚决了。闻一多先生被刺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复员，到了成都，7月17日的日记云：“报载一多于15日下午5时遇刺，身中七弹。其子在旁，亦中五弹，一多当时毙命，其子仍在极危险情况中。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以后他在各处参加追悼会演说，为文纪念，更担负起整理编辑《闻一多全集》的重任，这难道仅只是为了个人的私谊！

复员以后，他随时参加青年人的聚会，朗诵诗，扭秧歌，写进步的文章，主张为人民的文学，谈诗的阶级性；态度显然是更激进了。1947年2月23日，签名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5月26日，签名呼吁和平宣言，而且他持宣言稿到处请人签署；日记云：“即访新林院北院诸友征求签署，共遭四次拒绝。”1948年7月9日又签名抗议“七五”枪杀东北学生事件。当日日记又云：“读《论知识分子及其改造》一书，内容新颖扼要，对个人主义之论述警辟。”23日他扶病参加《中建》半月刊召集的座谈会，讨论“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他主张知识分子亟需改造，但以前过久了“独”的生活，现在要变向“群”的方面，这过程很艰苦；他身体不好，要慢慢地来。但在这以后20天，他就逝世了。这样一位对学术有造诣的学者，一位努力了二三十年的文艺作家，一位爱护青年的教育工作者，而更重要的，一位立场进步坚定而又有决心来改造自己的大学教授，他没有机会看到他所渴望已久的解放后的新中国，这是他的不幸，也同样是人民的不幸。

朱自清与家人

那是1948年8月6日，从早上九点钟起，清华中文系的同人还和往常一样地集聚在工字厅里，评阅新生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朱先生下一学年休假，身体又不好，没有参加普通的阅卷工作；只等各地的考卷都来齐了，他再来评阅投考研究院的一部分。校方每人发给两百万元（当时的“法币”）的阅卷费，余冠英先生提议大家以一日所得，聚餐一次。大家笑笑，自然是赞成的；但自然也觉得是等朱先生来了才举行的。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幸的预感。十点多钟的时候，看见朱太太匆匆地跑到工字厅里间，和外文系主任陈福田说话，接着便一块走出去了；大家也都没有留意。又过了半个钟头，我偶然出外边去，还看见他俩在院子里讲话，是说医生的事情。我也并不十分在意；那半年中，朱先生的胃病已经发过三次，但过几天又看见他曳杖出行了，又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体力虽然明显地衰弱了，面貌也异常清癯，体重只消瘦到35公斤，但见了人还和往常一样地娓娓谈笑，是绝不会使人联想到意外的。我想大概是陈福田有好医生来介绍的，他患胃疾已经十几年。下午又去阅卷，才听浦江清先生说朱先生的病是五号夜里发的，校医说可能是盲肠炎，上午已经送到北大医院去了。盲肠炎的割治在现在医学本来是很简单的手术，但朱先生的体力实在太衰弱了，总使人心里担忧。第二天得到的消息，说开刀已经完毕，仍然是胃溃疡，已破了一个洞，但经过情形良好，可以说已经脱去危险期了。

8号是礼拜天，阅卷的工作停止了，好几位同事都进城去看朱先生，我也去了。他安静地躺在病房里，鼻子里有医生插着的管子，说话很不方便；但仍然在说话，神志很清楚。他听医生说十二指肠可能还有毛病，深恐这次开刀并不能断根；又嘱托说研究院的试卷请浦江清先生批阅，并对外边的许多事都很关心。我们自然是劝他少思虑，多休息，这些都用不着操心的。这时才相信了医生所说的危险已过的话，大概靠得住；觉得只要静养，复原是没有问题的。

9日过了一天，10日中午，医院用电话通知清华大学校方，说朱先生的病很危险。下午我赶着到了医院，去看他的人已经挤满了一院子，医生都不让和病人见面。朱太太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对大家叙述着病况和医生的诊断；据说是转了肾脏炎，肾脏完全失去了功能，肚子很胀，已有轻微中毒的现象。医生口口声声说开刀的经过是没有问题；但现在转了别的病，所以情形很严重。从医生的表情观察，大家都意识到是很危险的。朱先生的神志据说还很清楚，但无力说话；他的三个孩子也进去看他了，没有说什么，大家默默地都含着眼泪。他嘱托家人说他已签名拒绝“美援”，不要买美国的配售面粉，就是这天的事。

次日上午，怀着一种不能抑制的焦急的心绪，又坐在工字厅看卷子；一面静等着城里报告病况的电话。11时，知道朱先生已经小便了一百西西，心里平静了一点，想来肾脏的机能是可以慢慢恢复的。但到下午，朱太太又打发人来说病况严重，说有小量的鲜血吐出，医生承认是胃部新出的；喘气，肺部有发炎现象，正用人工输进氧气。又说如果胃部的血出多了，只有第二次开刀。胃部怎么会又出血呢？常识的判断也恐怕是开刀的手术上有问题；本来起初是由陈福田介绍北大医院的外科主任关大夫亲自开刀的，关是北平有名的医生，又是清华校友，但临时却换了一位姓朱的大夫。医生的谈话处处想说明开刀的经过没有问题，严重的是发生了另外的病。大概起初医院并没有很注意，像照应一个普通小病一样地应付过去了；9日起才感觉到这病的严重，又对于关大夫没有亲自来有一点歉疚，于是处处说不是胃的毛病，对病人的照应和关心也较前增加了。

12日上午，我实在看不下卷子了，走出来吃了点东西又进城去了；医生的报告和昨日一样，胃也并没有大量出血，看样子今天是不要紧的。11时多他要起来大便；就这一次，扶上病床去就逝世了！时间是1948年8月12日11时40分。没有说一句话，没有留一句遗言。大家几天来都候在院子里，除了朱太太，谁也没有瞻仰到他最后的目光。就这样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从入院到逝世只有六天。

13日，这不祥的日子，天下着雨，是那年第一个秋凉的早晨，但人的心境却更凄凉，八点多钟大家就都又挤到北大医院里，院子小，人很多，天色阴暗落雨。学生，同事，清华、北大的许多人都来参加了。先是瞻仰遗容，随后一具薄棺，简单地，或者说是草率地立刻就入殓了。接着便抬上了卡车，送葬的人坐了几辆汽车，一直开向了阜成门外的广济寺下院，在那里举行火葬。就在这个荒凉的古寺里，将棺木安置在那个嵌着“五蕴皆空”的匾额的砖龛中，用泥和砖封起前面来，龛顶上有一个烟囱；由冯友兰先生主祭，大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以后，开始在下面举火了。前边肃立着一百多人，啜泣的，失声的；烟一缕缕地从龛顶上冒出，逐渐多也逐渐浓了。就这样完结了一个人的最后存在，那在社会上活动了多少年，产生了多少成果的形体。骨灰是要两天后才能来取的；朱太太和她的孩子，仍由她的朋友暂时陪着住在城里。我和很多的清华同事们，疲惫地凄凉地拖回了清华园。

隔了一天，15日早晨，是应该领取骨灰的时侯了。一早我就进了城，照料着买好香烛祭物和盛遗骨的瓷罐等；接着便陪着朱太太，他的三公子乔森，四公子思俞，坐车到广济寺去。11点钟，又到了那个荒凉的古寺，又站在那个砖龛面前；一切都和前两天离开的情形一样，只是站着的人少了，更增添了不少凄凉悲痛的感觉。和尚把用泥封着的龛门打开，里边什么也没有了，除了地下的一些灰。朱太太嚎啕着，其余的人哽咽着；这就是一个严肃地从事学术文化工作的人的结束！和尚用铁筛把骨灰筛过了一次，剩下的倒在屋檐下，大家开始来检取遗骨，烧得很干净，很碎，很少有长到二寸的大块。大家耐心地拨来拨去，不放过一个微小的碎片。一块、两块、一片、两片，怀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痛的心绪，倾出这活着的人所能尽的最后的忠诚。

下午两点半钟到了朱先生那个离开了十天的寓所；一切和以前一样，只是里面失去了主人。将灵骨供奉起来烧奠了一次，把朱太太扶在沙发上休息；我又走进了朱先生的书房。冷清清地，但并不凌乱，写字桌上的文具、烟斗，和以前一样地陈列着；玻璃板下面仍然是那两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的诗句；抽屉里搁着半篇文章，题目是《论白话》，只写了1700字，还没有完成，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像是主人临时出去了似的。但现在主人是再也不会进来工作了，《论白话》是永远也不能完成了，永远的！我怅惘地退了出来，又踱到朱太太旁边；她说接到了她长子迈先从蚌埠来的电报，说17日可以飞到北平。她哭着说：“他来了能看见些什么呢！活活的一个人，只剩一把灰了。”您怎么劝慰她呢？您能说她说的不对吗？

我默念着，这十几年来的每一件事情，这十天间的种种经过，我不能劝她，我也有抑制不住的悲痛。

（本文摘自《王瑶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