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虎口长城旧址（杀虎口金戈铁马气壮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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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虎口——金戈铁马气壮山河 西口古道沧桑悠远

原创： 边地星光

黄土高原博大雄浑，在山西北部逶迤绵延，与蒙古高原携手一路走来，透露出威风凛凛的风骨，张扬着桀骜不驯的个性，给人一种伟岸高大、苍凉悠远的感觉。在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晋蒙交界处，一座雄关巍然屹立，它北倚古长城，西临苍头河，扼守要冲，俯视苍生，气吞山河，千百年来，它见证了胡汉和亲，金戈铁马的激情岁月，体恤了晋商艰苦创业，驰骋异域的激荡胸怀；记录下一代代背井离乡走西口人的心酸和忧伤。

雄关险隘

杀虎口距右玉县西北35公里处，是外长城一个重要天然关口。据《朔平府志》载：“长城以外，蒙古诸蕃，部落数百，种分为四十九旗。而杀虎口乃县直北之要冲也，其地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要。”杀虎口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北依雷公山、庙头山，两山之间是开阔的苍头河谷地，万里长城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而去，像个半圆形围墙将杀虎口围在里边，东西两侧山岭崖陡壁立，苍头河由南向北贯穿其中，构成一道宽200多米，长3000多米的天然关隘。杀虎口作为一代雄关，闻名遐迩，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历代王朝都在此屯兵遣将，设置防守。

杀

杀虎口古称参合口，也称西口，历代叫法不同。唐称白狼关，宋名牙狼关，明称杀胡口，清改杀虎口，民国叫杀虎关。杀虎口是雁北外长城最为重要的关隘之一。山西北部自古就是边地，早在《诗经•风》中，就有《出车》描述杀虎口一带抗击外敌的诗歌：“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旗旌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猃狁作为北方早期少数民族，经常袭扰边境，中原王朝派出边将奉命征讨。右玉县在战国时期属赵，赵孝成元年（公元前265年），赵国就派重兵驻守雁门一带，戍边大将李牧曾多次从这里出击，抵御匈奴的进犯。秦为“善无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大将蒙恬率军驻守防御匈奴。

汉代大将李广、卫青、霍去病也曾从这里挺进大漠，驰骋疆场，最终封狼居胥，百代流芳。汉代苏武持节从杀虎口出使匈奴，自知一路凶险，前程未卜。王昭君出塞途卧羊山顿生悲痛之心，马蹄踌躇不前，留下“立马皆不发，盘石成蹄窟”的传说。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发丁男百余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即今右玉境内的苍头河)，一旬而罢。”炀帝作《幸北塞》：“鹿塞鸿旌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稽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鞴献酩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领兵从杀虎口出塞，消灭突厥20余万众。为了庆祝这一大捷，唐太宗李世民写下了《饮马长城窟》。

明王朝为了抵御北元的袭扰，遂设置九边，明长城穿杀虎口而过，一时间古堡、烽燧林立，气势壮观，特别是杀虎口段，砖石砌面，筑有城楼、望台等很是壮观，此时的杀虎口成为外长城的重要关隘。杀虎堡位于杀虎口东南1公里处，由杀虎堡（旧堡）、中关、平集堡（新堡）组成。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周二里，高三丈五尺。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在杀虎堡南百米外又兴建了一座同样规模大小的新堡，名为平集堡。后来由于边贸繁荣和人口繁盛，在两堡中间筑东西两墙，二堡之间被围起来形成一座封闭的关，名为中关，整个城堡平面呈“目”字型，从南到北形成三连环式的堡城，成倚角互援之势，大大提高了杀虎口的防御能力。杀虎堡地处繁华要道，随着商贾云集，一度人口骤增，极盛时住户达3600户，近5万人。各种衙署、庙宇、学堂、牌楼遍布堡内外，宫观寺庙共有50多座，其繁华远近闻名。

杀虎口和右玉城做为明王朝北部军事要塞，战火不断，特别是明正统至嘉靖年间，曾多次从杀虎口出兵征战，抵御蒙古瓦剌、鞑靼南侵。隆庆四年，双方才化干戈为玉帛，蒙汉互市自此开始，杀胡堡、得胜堡、新平堡（天镇）马市重新开放马市，每当互市期间，鞑靼人“每日蜂聚堡城，任意流连，信宿不去”。

清康熙三十五年，帝西征凯旋，在杀虎口设宴请西路军有功将士，杀虎口成为清廷后勤基地，一时间，商贾云集，南来北往，成为北方最大的商埠。达到了“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的盛况。康熙帝统一了蒙古诸部，南北一家亲，“杀胡口”的名字带有破坏民族团结的意思，康熙帝为杀胡堡题名，改“胡”为“虎”，真可谓“恩波洵不遗穷谷，帝力高深未易名”。此时的杀虎口战略地位虽然没有明朝时期重要，但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亦有兵丁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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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5年，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进驻“杀虎口”，任命其十三太保之一的韩多峰为杀虎关镇守使。韩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促进中原地区与塞外的贸易，遂沿袭自清朝以来的俗称，改名为“杀虎关”。杀虎口见证了金戈铁马、烽火狼烟，沧桑玉帛，世道兴衰……如今，作为抵御外敌的雄关险隘，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功效，掩映在一片绿洲之中，历经岁月洗礼，斑驳破旧，但仍可见其雄伟的气势，瑰丽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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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口岸

历史上杀虎口既是重要的军事要塞，也是重要的“边防口岸”。军事和商业这两个似乎不相关的事，在杀虎口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由于山西十年九旱，百姓为了觅食求生，形成“走西口”的迁徙群体。他们涌入归化城、包头城、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逐渐从谋生提升到求富的阶段。走西口的山西人把西口的路走宽了，走熟了，走出了晋商的大小商团，走出了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朝时期，蒙汉在长城一线进行民间贸易，互通有无，隆庆四年正式开关，关贸进一步扩大。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杀虎口成为内地商人对蒙俄贸易的商路上重要的商品运输枢纽，政府在此设置税卡，在北上、西去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条固定的晋蒙大通道，人们习惯上称之为“西口古道”。学术文献中谓之“晋商驼道”“晋商驼道”起始于先秦，下至民国，历经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晋商驼道分“南三线”和“北三线”，其主要枢纽为“一关、一店、三口”：即北有山西代州（今代县）雁门关、南有河南赊旗店（今社旗），以及山西右玉杀虎口（俗称西口）、河曲黄河渡口（亦称西口）和河北张家口（俗称东口）。“北三线”即晋商东北驼道、晋商华北驼道和晋商西北驼道。就是人所共知的“走西口”，指的是晋商从雁门关或历经太原、静乐、宁武的汾河谷地北上走出内长城之后分为三路北上：一是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张家口远赴东北驼道，二是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右玉杀虎口远赴华北驼道，三是至广武经河曲黄河渡口远赴西北驼道。经杀虎口向西北而去的西口古道方便快捷，成为开创理想，走南闯北的大通道。

康熙征噶尔丹时(1696—1697年)时期，山西太谷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张杰、史大学三个人随军搞军需供应。时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部驻防杀虎口，他们随军至外蒙的乌里雅苏台(前营)和科布多(后营)，之后以三人为主体，结合杀虎口的几个人组成集体小商伙吉盛堂（大盛魁）。当时专门走草原到蒙民中去贸易的山西商人因为会说蒙古语，称为“通事行”。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曾经盛极一时的“大盛魁”商号的发祥地就在杀虎口，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商号，资本近亿两白银。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大盛魁人员极盛时超万人，骆驼2万峰。其经营范围之广、贸易总额之大超乎人们的意料，获利之多、时间之久，在我国民族贸易史上是罕见的。

雍正十五年，朝廷调集大军，平定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正当朝廷上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山西商人担当重任，将征集来的十三万石军粮运往前线，但不幸被叛军劫走，他变卖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再一次买粮补运。范家以“毁家抒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三盛公”和晋商有着很深的渊源，若要了解三盛公，就必须从“走西口”必经之路杀虎口说起。清王朝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休养发展，到了乾隆时期，全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人口与土地问题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无奈之下“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下南洋”。乔贵发作为晋商走西口的代表人物，于乾隆年间沿着山西的中部出发，一路向西，杀虎口到内蒙古，在包头一个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乔贵发（华）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改名为复盛公。因乔家经商最注重诚信，复盛公生意兴隆，及至乔致庸成为乔家第二代掌门人时，复盛公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当时乔家除在包头有11处生意外，其它地方还有非常多的商号。

晋商雄风

明清时期，杀虎口成为晋商的发源地和主通道。1690年开始，随着康熙皇帝西征，杀虎口已成为运送粮草的大本营，从康熙、雍正、乾隆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山西商人看准机会，随军贩送粮草，杀虎口作为华北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是中原与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俄国贸易的必经之路，清政府不仅在此驻兵操练防守，也在此设税关，清极盛时期，关税日进“斗金斗银”，政治、经济同时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军事和商业两大原因，让杀虎口繁荣至极。商贾云集，车水马龙，豪商巨富，坐拥荣华。在京包铁路尚未开通之时，杀虎口仍是中原和漠南的通衢要道，以众多的人口，兴隆的商业，发达的文化，星罗棋布的古迹而远近知晓。

清代形成大一统格局，加之清朝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兴寺庙，大量招徕山西、陕西、河北工匠和破产农民外出谋生。出西口后的经营地域主要是三大营地：前营、后营、西北营地。前营即乌里雅苏台一带，后营即科布多一带，西北营路则是北雅尔、伊犁、古城子（奇台）、红庙子等处。据《绥远通志稿》说：“绥为山西辖境，故经商于此者多晋籍。其时投运货物，经过杀虎口交纳关税后，至归化城行销。”这里的山西商人，分行商与坐商，行商贸易于大青山后和西营一带，需向绥远将军署领取理蕃院颁发的“龙票”，这种“龙票”不仅便于清政府管理，而且对旅蒙商也是一种特殊照顾，持此“龙票”贸易者，“蒙户如有拖欠，札萨克有代为催还之责，且旗长对于此等商户，纯以礼客遇之。”所以旅蒙商很少亏折，获利巨厚。行商驱赶着骆驼队，分赴前营、后营及西北营贸易。这种贸易途中没有旅店可宿，须结驼队行进，自携锅帐。驮运出去的商品，以绸缎、布匹、茶、糖、烟为大宗；运回的物资，以绒毛、皮毛、各种牲畜为主。从新疆方面回来的还有白银、金砂、鹿茸、葡萄干、杏瓜之类。运回的货物有一部分在丰镇、归化、包头出售。大约每年将二十余万只羊卖给京羊庄。鹿茸开市之时，交易量日达20万两白银，甘草约50万银元。

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

从清代1644年—1840间，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蒙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当时中国从陆路对俄、蒙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迪化（乌鲁木齐）、莫斯科、库伦、科布多、彼得堡等十多个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晋商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亚洲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杀虎口见证了太多的金戈铁马，周征猃狁，汉伐匈奴，隋唐伐突厥，宋伐契丹，明讨蒙古，清康熙玄烨帝亲自率兵出征蒙古葛尔丹，均经此地。杀虎口见证了商贸往来的繁荣，有“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之称。历来山西商人“走西口”走的就是杀虎口，杀虎口成为晋商孕育地之一，走西口成就了晋商的辉煌。伴随着交通的飞速发展，这个繁荣了五百年的古税关也渐渐停止了运转。昌盛百年的杀虎堡和平集堡随之走向衰落，仅存的残垣破屋，古道土墙向后来者诉说着昔日的辉煌。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杀虎堡的古老记忆也随着岁月渐渐消失。金戈碰击声没了，悠悠驼铃远去了。长城睡了、商号睡了、古堡也睡了。只有那首柔肠悲凉的绝唱《走西口》，还留在人们的耳畔。传唱数百年，越唱越红火。当年无数的山西人通过“走西口”而有了活路，生活有了盼头，晋商精神如是，走西口如是，但总有一种精神不会散去，那就是一个个先辈们的开拓精神永远散发着不朽的故事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