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这些动物形的青铜器）

这篇文章，我想简单谈谈鸟兽尊。

在以鼎簋等器物为主流的先秦青铜器中，鸟兽尊是极其特殊的一类。首先，它数量少，某一动物类型的鸟兽尊往往存世数量只有几件，其次，它的制作尤其精美，从器型和纹饰来看，恐怕比同期的觚、爵、斝等等制作更加费心费力，总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昨天我曾说，我在博物馆中看到的最喜爱的文物是错金银云纹铜牺尊，虽然它已经不是本文要谈的先秦鸟兽尊的主题（它是西汉制品，1963年出土于陕西兴平），我还是放两张图片吧：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西汉，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西汉，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很难想象，这样一件非常写实、逼真的青铜制品，居然出现在两千年前的中国。虽然我早已经在图册上看到过它，但当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看到实物的时候，我仍然感到它美得惊心动魄。

今天被称为鸟兽尊的青铜器，我在各个博物馆已经看到了很多件。我相信每个去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朋友，都会注意到各类鸟兽尊，比如这件非常有意思的驹尊：

“盠”青铜驹尊，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铭文记述甲申日周王“执驹”，并赏赐盠两匹马驹。

去湖南省博物馆的，则会注意到豕尊。前几天我曾经开玩笑地做了一张豕尊的图：

（一）鸟兽尊是一种什么尊？

严格来说，鸟兽尊并不是尊，就好像后来在清代时候出现的什么太白尊、摇铃尊、苹果尊等等，也不应该被称作尊一样。

尊，本应是青铜器的共名，在青铜器铭文中常常出现“作宝尊彝”的字样。到了北宋吕大临《考古图》之后，尊才作为某种酒器的专名。不得不说，宋代的青铜器研究当然获得了很多成果，但由于当时学术视野所限，很多关于青铜器的错误认识反而影响了后来千余年。

到了现在，尊是什么、尊和其他器物的差别、为什么鸟兽形尊也被放到尊这个名目之下，仍然还是个时不时在讨论的问题。如今我们一般把一种大口、有颈、折肩、有腹、圈足的大型容酒器叫做尊，比如下图中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原始瓷尊和故宫博物院藏三羊尊。

原始瓷尊，商前期酒器，1953年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瓷器

三羊尊，商代后期，故宫博物院藏

但是尊与其他大型盛酒器之间的区分不大清晰。容庚在《殷周青铜器通论》认为尊“专名是指一种大而圈足的盛酒器”， 马承源在《中国青铜器》中尊是“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容酒器”，这些解释都比较含糊。对于“尊”这种青铜器，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难以和一些体积较大、大口的罍、壶等区分清楚。

鸟兽尊就更奇怪了，一些按象、牛、羊、犀、豕、鸮、凫、驹、虎等动物形象设计铸造的像生动物器皿，也被叫做尊。除了同为酒器以外，它们和别的尊没有任何共同点。

商 夔纹象尊，图片来自网络

小臣艅犀尊，是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中知名度最高的中国藏品

就因为这种器型太特别，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另类”，因此容庚在1941年的《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说，“余初以尊之类觯觚壶罍者归之觯壶觚罍，而以牺象之尊当专名之尊。然尊之名既已习称，改定为觚解，终嫌无别。故今以似觚觯而巨者，仍称为尊焉。”可见容庚已经意识到鸟兽尊（牺象之尊）与其他的大型盛酒器之尊有巨大的不同，但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将某种盛酒器称之为“尊”，也就作罢了。到了马承源在《中国青铜器》中把尊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和鸟兽尊这三大类，慢慢的大家也就“约定俗成”，认为尊有这三类了。

（二）鸟兽尊是做什么用的？

从功能看，被称为尊的器物均为酒器。中国造酒可以上溯至夏代，到了商代，大量的宴饮、祭祀引起嗜酒之风盛行，人们精心制造了包括饮酒器、容酒器、调酒器在内的造型各异、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青铜酒器，以爵、斝、尊为代表的酒器与鼎、簋等组成了完整的青铜礼器群，经过商周礼制的继承、传播和发展，这一整套青铜礼器成为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核心。

这些鸟兽尊从器型上看，很显然是酒器。问题在于，它是什么场合下的酒器。

现在出土的这些商代鸟兽尊，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纹饰精美，有的基本没什么纹饰。有的器型很像现实中的生物，有的可能经过了艺术加工，只保留了大概的形态。总之，它们看起来，根本不是一路货。

猪尊，西周早期，2000年出土于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看看文献怎么说。

在古代文献中，有些提到了“牺尊”。《诗经·鲁颂·闷宫》中说，“白牡骍刚，牺尊将将”;《国语·周语》:“奉其牺象”，所谓牺尊、象尊，大约就是鸟兽尊的种类。尤其是，还真的出土了一些牛形的、象形的鸟兽尊。

牛尊， 西周中期，196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图片来自网络

象尊，商，1975年醴陵狮形山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国内现存唯一一件商代象尊

《周礼·春官·司尊彝》说：“掌六尊六彝之位，诏其酌，辨其用与其实，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秋尝、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凡四时之闲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大尊，其再献用两山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鸡彝、鸟彝、虎彝、蜼彝、象尊等称呼，很显然，它们和动物有关——要么它们上面描绘有动物，要么就是像鸟兽尊一样的动物形器皿。这些器皿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用于祼(音灌，这个字不是裸)祭的特制酒器。

郭宝钧认为，祼即灌祭，是酌郁鬯(音唱)酒(古代祭祀用酒)献尸，不饮而灌于地的一种祭名。真制大抵凿背纳酒，从口吐出以灌于地。简单地说，就是奠酒于地。这种做法比较多见，西方古代也很流行，有一个很著名的希腊悲剧就叫做《奠酒人》。

我们目前所见的鸟兽尊，很多见之于墓葬，比如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鸮尊、饕餮纹觥等器物。根据出土情况，结合《周礼·春官·司尊彝》，我们可以判断出，商周时期的鸟兽尊应当是祭祀先王先公所用的礼器，在祼祭中使用，比如下图看到的这两件。

饕餮纹觥，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后母辛”青铜觥，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商代由于重视神鬼，其礼制比较规范，祼祭礼器的性质比较明确，添加大量有代表性的商代纹饰，整体设计和图腾崇拜相关联，有非常强烈的图腾内涵。而西周时期，尤其是中期以后，在周文化核心区域内，鬼神崇拜的氛围并不浓厚，祭祀活动就显得有些随意，比如因为“执驹”之礼而铸造的驹尊这种器物，是不大可能出现在图腾气氛浓厚的商代的，虽然它的作用也是告祭先人。

到了东周，信仰的分量更轻，贵族们甚至将原先的祭祀用器改头换面制作成生活用器，比如著名的子乍弄鸟尊，一般认为这是自用的酒器而非礼器。

子乍弄鸟尊，图片来自网络。

至于豕尊，也很显然是用在祭祀之中的。它重30多公斤，可容酒13升，从纹饰上看，受到商代中心地区的影响比较大，应当是商文化辐射区的部族所制作。这种大型酒器应当也是用于部族祭祀的。

总之，鸟兽尊的祭祀功能并未受到学术界多少非议，它用来祭奠先人，就西周及以前的鸟兽尊来说，这个东西不是日常的饮酒器。但是《周礼·春官·司尊彝》这段话所涉及的牺尊、象尊的具体形制问题，却成为一桩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能够服众的解释。

（三）鸡彝、鸟彝又是什么，是现在出土的这些鸟兽尊吗？

当前所命名为牺尊的这些青铜器，究竟是不是《周礼·春官·司尊彝》：所提到的尊彝？《周礼·春官·司尊彝》中的这些牺尊、象尊、鸡彝、鸟彝，究竟是什么材质、什么形制？两千年来，产生了以郑玄为代表的刻木画图说和始于王肃而盛于近世的象形说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

◆刻木画图说

早在汉代，郑玄作《三礼图》时已无从了解鸟兽尊这类器物。《礼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郑玄注：“夷读为彝”，他也曾注：“鸡彝、鸟彝，谓刻而画之为鸡、凤皇之形。”《尔雅·释器》说“木谓之刻”，可见，他认为灌祭所用的鸡彝、鸟彝是木制容酒器，在器腹部画出鸡、凤等图形。郑玄的观点影响了一批古代学者，孔疏：“鸡彝者，或刻木为鸡形而画鸡于彝。”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观点：鸡彝、鸟彝为木制。在古代讨论牺尊的学者里，持这种观点的有王念孙等人。王以《庄子》《淮南子》为例，《庄子·天地篇》云：“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淮南子·俶真训》云：“百围之木，斩而为牺尊，镂之以剞劂，杂之以青黄，华藻镈鲜，龙蛇虎豹，曲成文章。”这些话都说明了牺尊是木制。但木易朽烂，鸡彝、鸟彝的应用范围也很小，没有能够保存到现在的鸡彝、鸟彝实物也是可能的。

◆象形说

不过，在三国时代发现了齐国的牛形尊，经学家王肃就牺尊、象尊的形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按《春秋左传正义》：“王肃以为牺尊、象尊为牛、象之形，背上负尊。魏大和中，青州掘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为牛形而背上负尊，古器或当然也。”《梁书·卷五十》记载了南朝梁人刘杳与沈约的对话，附和了王肃的观点：

尝于约坐语及宗庙牺樽，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 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

王肃、刘杳的观点从唐宋代以后成为主流，在近世也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赞同。唐人成玄英、宋代王黼、洪迈、苏辙、严粲、方悫、朱熹、元代刘瑾、朱公迁等人均受到了王肃的影响。顾颉刚曾说：“此可见刘杳治学，不专读书，而注意出土实物与经典相质证，迥非郑玄辈之主观猜测以定古器者所可比，可见六朝人治学实有超出汉人之处。”（顾颉刚著，印永清辑，魏得良校：《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两者都有可能

不过，当代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不能简单摒弃郑玄的说法，对目前出土的鸟兽尊与《周礼·春官·司尊彝》中所载器物的关系持保留态度，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现在出土的这些鸟兽尊就是《周礼》中所谈到的器物。

西周时很流行的貘尊，其意义还不明晰

张雁勇在发表于2016年第3期《史学月刊》的《关于<周礼>鸟兽尊彝形制研究的反思》中提出，“青铜礼器还可以有日常使用等功能，考古发现的鸡鸟形尊彝是否类似于天子宗庙祭祀的祼礼用器是不能确定的；……象形鸡彝与刻画鸡彝也可共存于世，不宜出现考古器物就排斥文献记载。考虑到木制尊彝难以经历数千年而得以保存，考古未有发现亦在情理之中。因此，象形之说似欠审慎。依目前论据，确实无法证伪郑玄的刻画之说。”

（四）结论

目前，我们现在对鸟兽尊的了解还太少，根本确定不了现在发现的这些鸟兽尊是不是《周礼》中所说的鸡彝、鸟彝，我们也无法确定它的材质——连鸡彝、鸟彝和斝彝、黄彝是不是一种材质，我们都搞不清楚。

《周礼》所提及的这些器物，现在已经成了个谜。

我们只能判断出，现在所发现的鸟兽尊应该是用于祭祀场合的盛酒器。随着从商到西周再到春秋战国，鸟兽尊的图腾意味逐渐淡化，礼器功能之外又逐渐形成了日用器皿功能。对于现在出土的这些器物在祭祀活动中的使用方法，以及一些鸟兽尊中所蕴含的宗教信仰内涵，还需要将来有更多的材料才能证实。后面我还会再专门写一篇文章，谈谈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鸮尊问题，作为这篇文章的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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