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拓拓怎么死的（历史杂记邓拓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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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民日报主编社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

钱江：邓拓自杀前的最后抗争

转原载《世纪》杂志2009年第2期

作者简介：钱江，生于上海，曾在内蒙古插队6年，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1982年分配到北京《体育报》，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历任《人民日报》驻云南首席记者、华东分社新闻部主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1版下半版通栏刊登了（转2版整个上版）戚本禹的“大批判”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点名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社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鹅毛扇的人物。”

经历过波澜起伏的党内斗争，又担任过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的邓拓，当然懂得这篇文章的“定性”含义，明了文中杀机。在整个国家滑向疯狂的“文革”轨道之时，戚本禹深有背景的点名批判文章必然是杀身之祸的前奏。

邓拓疲惫了，戚文的发表使他失去了最后的精神依托。

自从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邓拓竭力抗争，期望挽回颓局。现在看来，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奏效了。

早在1965年11月底北京各大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邓拓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几次表态说：“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1月30日，邓拓召开高等院校会议，布置对姚文的讨论，要求以《北京日报》按语为准，展开学术讨论。

他哪里知道，布置这些事务，是他一生工作的终点。

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

回首往事，早在1958年8月，邓拓就被批准离开人民日报，但交接工作却是到1959年2月才完成的。人民日报编辑为此举行全体人员大会，为邓拓送别。面对满场同事，邓拓吟咏了自己充满激情的古典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

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

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

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

举国高潮望接天。

从1949年7月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到1959年2月离去，10年风雨同舟，他和人民日报有着特殊的感情。即使此时离开，又怎能断得了他和人民日报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7年4月，毛泽东当面斥责邓拓，1958年3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以批评那篇“反冒进”社论为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邓拓。从南宁回到北京，邓拓即正式递交了自己的辞职报告。

对邓拓的境遇，他在战争年代的老首长彭真很了解，也很同情，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这时，北京市委正好要办一个理论刊物，需要有人来负责，邓拓就是彭真想到的理想人选。1958年7月14日，彭真听取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办刊和刊名的报告，他当场说：“邓拓来了就好办了。”

由彭真安排，邓拓于1959年2月到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依照分工，按说邓拓应该负责《北京日报》，但这样一来就会和他原先工作的《人民日报》发生密切的关系，颇有微妙之处。因此彭真将《北京日报》的工作划归郑天翔负责。而北京市委的书记们都很尊重邓拓，知道他是办报行家，所以有关《北京日报》的事情经常与邓拓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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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邓拓夫妇和5个孩子合影

从1961年起，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大跃进”的一些错误做法。对这些实事求是的方针，邓拓积极拥护。年初的1月11日，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这是与提倡人们与灾难斗争有关的。

听到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邓拓答应在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并于1961年3月19日刊登了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倡导读书之风。

《燕山夜话》受到了读者欢迎，使得《前线》杂志编辑不甘落后，他们认为邓拓是《前线》主编，更应给本刊写稿，于是多次提出，请他在《前线》开设专栏。邓拓有心答应，又觉得靠一个人写稿恐误了编辑截稿期，就提出请人合作，结果将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拉着一起上马了。

1961年9月20日，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四川饭店吃饭，一边商议为《前线》写稿。邓拓提议，3个人合开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名字。

关于署名，邓拓提出效仿“马铁丁”，参与者从每人名字中取一个字。在场者都同意，吴晗取吴字，邓拓笔名马南邨，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叫“吴南沙”。后来廖提出用他的笔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为吴南星。三是约定文章以《前线》杂志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选，每期一篇，轮流撰稿。他们当场指定李筠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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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邓拓夫妇在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出刊到1964年停刊，总共刊登了198篇文章（其中有5篇不是邓、廖、吴写的）。在这期间，邓拓之所以能够连续写作《燕山夜话》和参与写作《三家村札记》，很重要的条件是，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党内民主空气有所发扬。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国内“抓阶级斗争”的空气越来越浓，活跃的思想气氛逐渐消失。反映活跃思想的《三家村札记》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怀疑。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5月，江青到上海，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批判戏剧《李慧娘》的文章，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即受到批判。这是对“三家村”的当头一棒。廖沫沙不得不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内作了检讨。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讨刊登在《北京晚报》上。当时彭真认为，用这个方式就可以为廖沫沙“还账”了，他表态说：“廖沫沙关于《有鬼无害论》的检查作得不错，别人要再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了。”廖沫沙作了这番表态后，就到北京郊区搞“四清”去了。

吴晗感到环境险恶，给邓拓写信说题目难找，工作也忙，建议不再参加“三家村”写文章了。邓拓、廖沫沙心照不宣，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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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4年8月，中共华北局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发表批评吴晗有关“道德继承”的文章。李筠接到彭真、刘仁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指示，赶到那里去写批判文章。同时，刘仁和邓拓电招吴晗去北戴河写检讨。

李筠的文章写完，由邓拓修改定稿，将文章定题为《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就“道德继承论”与吴南星同志商榷》，署名金世伟(北京市委的谐音)，前面还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金世伟同志的这篇文章，针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了原则性的严肃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发表于本刊“三家村札记”栏内。“三家村札记”是杂文专栏，由几位作者轮流撰写，均署名吴南星。现在看来，我们当时采取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妥当，因为实际上文章既非集体创作，而作者意见又非完全一致。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是经过本刊编辑部看了的。我们当时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没有从“革命呢还是继承呢”这个根本问题上加以考虑。对于吴南星同志的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节的修改，就同意发表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做了无原则的迁就，也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后来并没有发表，其原因至今还是未解之谜，只能说有一场更大的灾难在等待吴晗和邓拓了。

在廖沫沙、吴晗先后被罗织罪名之际，邓拓这边亦是潮生浪涌。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1965年11月13日，邓拓召集范瑾、李琪、李筠商议对策。邓拓在商议中说：“不知吴晗反应如何?”说罢，他操起电话给吴晗打了过去，问道：“你看了文章，怎么样?”

吴晗委屈地说：要是学术问题，我可以跟他辩论。他扣政治帽子，这是陷害。我1959年写的文章，怎么知道1961年有“单干风”？

放下电话，邓拓认为吴晗讲的有道理，他含糊地说，听说《海瑞罢官》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不知是真是假，咱们也不摸底。

这次的会议决定，《前线》和《北京日报》开展学术批判。结果文章还没有写出来，眼看到了11月底，形势急转直下，拒载姚文已不可能。这时，彭真仍然力图把批判控制在学术范围之内。

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布置转载姚文。他一边布置，不由地感叹了一句：“吴晗在解放前从事民主斗争。”

在彭真身边的邓拓马上就说：“根据吴晗的表现，还不能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是真的，不能糊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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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为女儿邓小岚画的芭蕾舞演员速写

1965年12月2日，邓拓、范瑾召集《北京日报》《前线》学术批判小组人员开会，传达市委的态度。邓拓说：对这次争论，要有个基本态度。他解释《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3个按语的不同之处说：《解放军报》按语鲜明，是因为军队内部不搞百家争鸣和学术讨论。但是现在吴晗的问题不是已有了结论，不是已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不是一批判《海瑞罢官》，吴晗也罢官。吴晗本来不是写戏的，别人请他写，但写着写着自己就陷进去了，就自比海瑞，就像郭老自比蔡文姬，孟超自比李慧娘一样。李慧娘确实是骂贾似道的。吴晗的问题看发展，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再说。

邓拓说，现在首先当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一个良好的风气，先当学术问题来搞，即便是政治问题处理起来也比较稳当。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分开，如果一下分不清，就先当学术问题来处理。要把不好的风气扭过来，当然，姚文元提出政治问题也不能回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是一批评就不得了，就有覆灭的危险，就不能工作了。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过火的批评也应纠正，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首先要缓和这个局面，应该有人写文章．肯定姚文元的文章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过火；吴晗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确实错了。这场学术界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它牵扯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道德观点评价。

邓拓提出，研究《海瑞罢官》，大家可以研究剧本本身的问题，材料观点都要站得住，姚文元的引文就有毛病。吴晗讲他1959年写《论海瑞》，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来马连良请他写剧本，改了7稿，1961年8月8日定的稿。同年上演，演到1962年8月。他原来题目是写海瑞，第四稿才改为《海瑞罢官》，是大家提了意见才改的。

邓拓的意见得到彭真的支持。12月初，彭真指示邓拓写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邓拓即要李筠把前面提到的被按下不表的“金世伟”文章拿出来参考。因为有这个基础，邓拓新文章出得很快，题目叫《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赵凯。文前加《前线》编者按语说，赵凯同志这篇文章，从吴晗同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谈到他的道德继承论的若干基本观点，提出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与吴晗同志商榷。赵凯同志把“道德继承论”和海瑞罢官联系起来讨论，我们赞成这样做。希望读者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烈参加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有关问题的讨论，使我们的科学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条按语的其他内容与金世伟文的按语基本相同。

邓拓把文章送交彭真，彭真认为太简单了，需要再改。邓拓重新改写后，经市委书记们传阅，彭真定稿，署名“向阳生”，12月12日在《前线》、《北京日报》以显著的地位同时发表。这篇文章以学术讨论的语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发表时原文的编者按删去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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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邓拓与夫人丁一岚

向阳生文章发表后第二天，根据北京市委的基本调子，《北京日报》刊出了李筠写的《对待〈海瑞罢官〉能操两可吗?》。12月25日，《前线》又发表李筠署名为艾力耘的文章《以革命的批判精神评价历史人物》。继续强调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看待“海瑞罢官”。

赶写向阳生文章的同时，邓拓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信给吴晗，让他迅速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该充分发表，不要顾虑重重。”

听取了邓拓的意见，吴晗即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就有关事实和历史依据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表明《海》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但在某些问题上，他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吴晗的检查刊发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

出于自身经历和经验，邓拓已感到姚文元文章的复杂性。1965年12月19日，在《前线》组长会上，邓拓指出，海瑞问题的文章不止一个人写过，早在1959年《解放日报》就发表过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并有编者按语，说海瑞的故事流传很广，这个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把海瑞吹捧了一番。姚文发表后，《文汇报》重新登出了蒋文，但没有同时刊载《解放日报》当年的编者按。邓拓很有怀疑地说，要批判就都批判，现在发表蒋文，却留了一手自己的按语，这里可能有名堂。

会议之后，邓拓让李筠向吴晗查询蒋星煜是什么人，并示意可以让吴晗的秘书写个“读者来信”寄《文汇报》，质问《解放日报》发表过吹捧海瑞的文章，为什么不先检查自己就批评别人。但这个事还没有落实，局面就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了。

1966年1月16日，许立群召集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仍在把对姚文的讨论控制在学术范畴里。许立群说：“按规定，有关的批判文章，要送到中宣部办公室。”参加会议的李筠根据邓拓的授意发言说：我们没有计划卷入这个讨论。《前线》篇幅有限，当前工作很多要宣传，要面向工农兵，搞通俗化，我们已刊载了3篇文章，主要是还账，因为我们过去发表了两说道德。我们的文章引出了吴晗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有了批判的靶子。以后如果有对吴晗问题政治性结论文章，我们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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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向阳生”引发的冲突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5人小组”扩大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但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邓拓意想不到的事情，过去与邓拓并不熟悉的关锋突然夜访邓拓，作了交谈。第二天邓拓告诉李筠，此前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关锋随即就来了，对邓拓说，向阳生的文章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特别是你，同吴晗一起写过文章，这样做不恰当。吴晗讲继承忠孝等不是抽象的，有其具体内容，讲孝是骂我们的。关锋还提了一些和邓拓不同的意见。

邓拓对关锋说，《北京日报》不是我管的，我写向阳生这篇文章，原来曾想在文章中作些检查。邓拓对关锋特别声明：这件事彭真没有管。对于关锋的指责，邓拓说：我不是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文章末尾是谈了的。

后来邓拓告诉李筠，关锋那天还对他说了不少吹捧的好话。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康生派人来谈话用意何在？邓拓没有猜透。

接着，事态严重恶化了，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作了3次谈话，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他还宣称，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就为邓拓定下了大罪，在当时是无法解脱的。

4月6日至4月11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领导小组”和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北京出版社、高教局、教育局、文化局等单位，在市委交际处对邓拓进行了一次批判，主要是对邓拓提出问题，结论是“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方面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拓除《三家村札记》外，其他文章都是正确的”。但从这天起，邓拓停止工作，专事检查。

北京市委已保不住邓拓了。非但如此，还要组织对邓拓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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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春邓拓手书：无限风光在险峰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3个版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标题下，发表了批判邓拓等人的文章。

倒是彭真在这批材料刊出后亲自给邓拓打来电话，劝他不要紧张，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还劝邓拓保重身体，注意健康，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

刘仁也派人专门来安慰邓拓，让他冷静对待。

前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来看望了邓拓，谈及眼前风云，两人心情都很沉重。邓拓说：“我做了一年以后再弄清问题的准备。”杨述摇摇头：“我看这一次可能会长些，可能需要两三年吧。”可惜，这场民族浩劫席卷中国竟达10年之久。

对邓拓的批判急速升温。5月8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亲自组织、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指责《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同日，关锋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说，《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这篇文章事先曾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表态说：“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大报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

邓拓完全失去了争辩的权利，只能默默接受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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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与夫人丁一岚

对邓拓的最后一击

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被通过，标志着为害中国10年之久的“文化革命”正式开始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从此身陷囹圄。就在这一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各大报纸同时转载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7期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的文章实际上为邓拓的问题定了调子，这样的大案没有相当长的年头是变不了的。以“反右”为例，当时已经10年过去，“右派分子”的处境比以前更加困难。

读到戚本禹的文章，邓拓终于下定决心，告别人间，告别即将扑向身来的苦难。

5月17日晚上，支走了妻子和孩子，邓拓伏案疾书直到深夜。

第一封信，他写给彭真、刘仁和市委同事：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 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在胜利发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邓拓以较长篇幅在信中详细叙述了他历史上两次被捕和出狱的情况，他申诉说：因此，我不认为自己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认为自己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在努力奋斗。

邓拓在这封篇幅相当长的遗书中最后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他于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自杀，以死来做最后的抗争。更加充满悲剧意味的是，他在绝命书中反复书写“万岁”的口号，仿佛置身于封建王朝的阴森殿堂。

写完给彭真、刘仁的长篇遗书，时间可能已经进入5月18日的凌晨。天亮后，任何不测都可能发生，时间已经不多了。用这最后的短暂时间，邓拓给妻子丁一岚写短信诀别。

当年在抗日敌后根据地与年轻的丁一岚相识相恋，邓拓是何等灿烂情怀，写过不少耐人寻味的优美诗章。但是，最后面向死神匆匆走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措词于诗词了，亦可以看出邓拓决心赴死何等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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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岚：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写下这些文字后，邓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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