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商人胡雪岩(晚清三大商人胡雪岩)

晚清第一商人胡雪岩(晚清三大商人胡雪岩)(1)

1885年,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风雨飘摇中死去。这时的美国,在经历了南北战争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急剧膨胀,已成为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茁壮成长的工人运动,也在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罢工。

然而,中国的情势并不相同。胡雪岩并不是死于一场让资本家闻风丧胆的激烈的劳资斗争。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传统中国在社会形态上更加近似于“马鞍型”,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的个人和家庭,独缺中间组织。事实上,在近代的中国,独立商人作为一个阶层,是普遍缺失的。

作为晚清最显赫的大商人之一,胡雪岩的生平,知者甚众,其人安徽绩溪人,名光墉,字雪岩。生于1823年,因依靠左宗棠,力助其西征及开办洋务,其所办的阜康银行由此左右逢源,一时威风无二。后由左宗棠出奏保荐,受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赐紫禁城骑马之殊荣,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如此显赫背景,又有谁能与之争锋,竟让其折羽?从表面的因果来看,其人叫盛宣怀

盛宣怀,字杏荪、幼勖、杏生等,江苏武进人,1844年生人。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盛宣怀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无一不是在他的直接控制或参与下完成的,此外,他还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

晚清第一商人胡雪岩(晚清三大商人胡雪岩)(2)

盛宣怀与胡雪岩的生死之争,早在19世纪70年代架设电报线之争就已开始,然而,真正的决斗却是在1883年到来。这一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无可避免。胡雪岩的政治靠山左宗棠再次被招入军机,赶赴京城,而胡雪岩则为左宗棠筹备银两忙得不亦乐乎,此时,盛宣怀趁左宗棠不在两江,准备向胡雪岩下手。

他先是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让其暂缓20天发给胡雪岩协饷,这笔钱是用来给胡雪岩偿还其经手代清廷向外国银行所借之钱款。在这20天时间中,盛宣怀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胡雪岩只好将其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先补上这个窟窿。然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他趁阜康银行空虚之际,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与此同时,盛宣怀让人四处放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挪用阜康银行存款,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引起愈演愈烈的挤兑风潮。胡雪岩除了将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却依然无力回天,胡雪岩不久即在忧愤中死去。

商场如战场,其险恶自不待言。然而,真正决定胡雪岩成败的,却决不单单是他和盛宣怀的财技较量,而是幕后人物。真正想搞垮胡雪岩的,乃是盛宣怀的靠山——清朝重臣李鸿章。

晚清第一商人胡雪岩(晚清三大商人胡雪岩)(3)

与钱庄学徒出身的胡雪岩不同,祖上世代为官的盛宣怀,1870年,投入督师入陕围剿回民义军的李鸿章麾下,任行营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会办陕甘后路粮台等职,不久,他即随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从此以后,随着李鸿章的步步高升,他在李鸿章的信任与支持下,也扶摇直上。而更重要的是,他成为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洋务及商业利益争锋的一张重要的“牌”。由于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洋务及“海防”、“陆防”之争上针锋相对,各藏其私,互相拆台。而胡雪岩既商且官的双重身分,不断对左宗棠进行有效的财政支援,所以,对于李鸿章来说,“排左必先除胡”,胡雪岩成了李鸿章的眼中钉,而此时决定胡雪岩的命运早已不是他个人的努力,而是左李二人的仕途荣辱。就在胡雪岩死去这一年,盛怀宣终于如愿以偿回到轮船招商局担任督办,实现了控制招商局的夙愿。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撤销直隶总督之职,盛宣怀失去了政治上的后台,改投湖广总督张之洞,接办汉阳铁厂,1896年在张之洞等保荐下,盛宣怀经办芦汉铁路,并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同年授太常寺少卿。耐人寻味的,乃是张之洞在举荐盛宣怀的奏折中所说,“官不习商业,商不晓官法,即或勤于官,通于商者,又多不谙洋务”,因此遇到有人能兼善三者,就顾不得制度,只好破格晋用,授与前所未有的大权。

就在胡盛二人争斗不休之际。在中国的西南,另一个人物却正在崛起,他正是后来被人称为“钱王”的王炽。

王炽1836年出生,弥勒县虹溪人,字兴斋,年轻时斗殴杀死表兄逃至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

与胡雪岩、盛宣怀不同,王炽是以贸易起家。他的早期所谓经商,实际上就是跟从马帮穿街走巷,翻山越岭,通过贩货赚取微薄利润。然而,作为封建时代的大商人,王炽不同于一般小商小贩之处,在于他很快洞悉了时代的本质——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若想发达,就必然要寻找政治上的靠山。

而他的发迹之路,则与胡雪岩有异曲同工之处。时清廷云南布政使的唐巡视督盐,摊派筹借白银十万,当地商贾无不避之纷纷,惟有王炽冒险以“天顺祥”名号在限期内独家承办下来。王炽的天顺祥不但一炮打响,王炽更由此使唐桐成为自己政治上的依靠,唐桐劝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王即与席茂之分伙独营,在全国西南、东南各大要埠设分号,专营存放汇兑业务。1872年,王炽在昆明主持“同庆丰”商号,并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

晚清第一商人胡雪岩(晚清三大商人胡雪岩)(4)

随着唐桐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他派王炽作为矿务公司总办。王炽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先后垫支开发基金银10万两。王炽在办矿业中大获其利,成为“富甲全滇”的企业家。

正是因为洞悉权力的奥秘,王炽对内结交云南巡抚岑毓英,对外则与法国驻云南领事方苏雅结为干亲。不止于此,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惶出逃西安,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王炽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地方,凡王炽“同庆丰”分行须全力出资力助。慈禧回北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仗义疏财。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而清廷则根据王炽的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惟一的一品红顶商人,超出了胡雪岩的“二品”商人封号以及盛宣怀的办理商务事务大臣、太子少保衔、工部左侍郎的官阶。

某种程度而言,王炽地处一隅,正是他幸运之处。他和胡雪岩同属于以商捐官、以巨额捐献而获顶带的“红顶商人”,不同于以官吏招商,头戴红顶官帽却纵横商场的盛宣怀。然而,却几乎仅仅是因为地理上的原因,他得以在朝廷政治斗争剧烈的情况下,避开政治倾轧的激烈漩涡,并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延伸自己的商业寿命。而胡盛二人,则既是官场斗争的受益者,又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在胡、盛、王三人命运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衰败的晚清朝廷国库空虚,在貌合神离的极权统治下,层层叠叠的官商结合,不仅是官员们借机发财的机会,也是朝廷维系的惟一选择。然而可悲之处在于,商人仅仅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延伸和附庸而存在。在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分散的个人、家庭两极之间,几乎是一个真空的存在。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2003 年 07 月 28日 第 T0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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