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为什么只有六个故事(我和我的祖国70年70人)

我和我的祖国为什么只有六个故事(我和我的祖国70年70人)(1)

【人物小传】

1929年出生的于漪,是全国首届特级教师,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提及中国基础教育思想的变革,尤其是语文学科教学理念的不断演变,于漪的名字不得不提。过去67年时间里,她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

于漪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主推上海市初级中学语文教改实验,主讲近2000节省市级以上探索性、示范性公开课,其中50多节被公认为语文教改标志性课例,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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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师,祝贺你!”一开门,从厦门远道而来的语文教师许序修与全国首届特级教师、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紧紧握手。“我是于漪的学生和同行,得知她成为改革开放先锋人物,我们基础教育界的老师们都十分振奋!”

再过一个月不到,于漪即将迎来90岁的生日。算一算,这位耄耋老人,比新中国还整整大了20岁。许序修还为于漪带来一幅字:“大德必寿”。他说:“有高尚道德的人,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色彩,于漪老师是所有教师应该学习的榜样。”

日前,于漪作为基础教育界唯一代表,获颁“改革先锋”奖章。她用“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的精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语文教学之路,她的语文教育思想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被誉为:“育人是一代师表,教改是一面旗帜”。

从北京载誉归来的于漪,愈发忙碌了。她放不下学校里读书的莘莘学子,更惦记着在基础教育领域发生着的种种变革。记者再次到于漪老师家拜访了她,“我是教师,心里顶大的事情,是一个心眼儿为学生,这是我生命价值所在。”于漪笑呵呵地握着记者的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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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20岁的于漪还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那时谁也没有想到,教育学专业出身的她,竟然会与语文教育结下一段60余年的情缘。

两年后,于漪大学毕业。她和同学们一道,成为全国第一批建国后统一分配工作的大学生。回首那段时光,仍然历历在目。于漪说,毕业前一个月,上海所有的大学生都集中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女生们集中住在图书馆里,地板上一人一张睡席,每天听报告、学习、讨论,思想水平大大提高。

“那时候的我们呀,有满腹的热情和力量要报效祖国,心中对未来充满向往。”于漪回忆说。

工作分配通知下来了!于漪与其余五名来自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们一起,被分配到了位于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于漪的大学同学们则被分配到祖国各地,近的在上海、江苏,远的到广西、云南。

“大家没有一句怨言,好儿女志在四方。”于漪说,“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来自人民,毕业了当然也要为国家服务,我们要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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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从教基础识字班时,于漪被严重的胃溃疡、肺炎等疾病所折磨。住院的唯一快乐就是可以读书。七年后,随着战争渐行渐远,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中学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于漪随后被调入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成为一名历史教师。

没有历史专业背景的于漪执教师范二年级6个班级,每周上18节历史课,讲中国古代史。通过不断的自学,于漪刚刚摸到点历史教学的门道。一年半后,党支部书记找她,说语文组缺少教师,要她“转行”。

这可让于漪惴惴不安了。“我所学高中语文都是文言文,老师串讲,不讲究什么教学方法。学汉字用的是章太炎的注音符号,周有光的汉语拼音方案碰也没碰过,bpmf都不认识,怎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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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说:“我不是中文系毕业的。”书记认真地说:“最高指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于漪领受了“转行”的任务,“党要我们做啥,我们就做啥。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随后三年时间里,于漪每天清晨5点半起床,午夜一点才休息。她教两个班级语文,110余名学生,除了备课、批改作业之外,于漪把所有的业余时间用来学习汉语的语音、语法、修辞和逻辑,硬是通过自学把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一门门地“啃”了下来。

年轻时的于漪求知欲非常旺盛,总想听听老教师的课,特别是语文教研组长徐振民的课,以改进自己的教学。虽多次请求,却始终没有如愿。一次,于漪在讲授王愿坚的小说《普通劳动者》时,突然发现徐振民坐在教室后排,课上得很紧张。

课后,于漪向徐老师请教,徐老师说:“年轻教师能把课讲成这样很不容易,但是,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儿,你还没有找到呢!”于漪一下子懵了,门都没有找到,怎能成为合格的教师?

语文教学的大门究竟在哪里?于漪孜孜矻矻寻找,成为她一辈子勤劳不怠的动力。她下定决心,不仅要找到语文教学的大门,而且还要能登堂入室。语文课上的三尺讲台,于漪一站就是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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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感恩之情传递育人的火种”

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学习育才中学教改经验,于漪改革课堂教学在上海语文界已经小有名气。当时,教育界把积极改革的几位青年女教师戏称为“四大名旦”。谈及这段趣事,年近九旬的于漪哈哈大笑起来,思绪一下子被拉回了60年前的那段时光。

于漪的中小学时代,正值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幸运的是,于漪遇到了一批名师,如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赵继武,数学老师毛振璿等。这些学富五车的好老师,把知识的种子种在学生心坎里。

于漪的初中语文教师是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打扮很时髦。“身着绸子长衫、西装裤子露在外面,带着金丝边儿的眼镜,活脱《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于漪说,“老师教课全身心投入,我们常受到心灵震撼,有些课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大学许多名师的课更使我终生受益。我对教育的重视,都源于这些老师给我种下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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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走上讲台之后,用感恩之情传递育人的火种。她把每一堂课当做一件艺术品来对待,当初为了纠正自己的口语,她把每堂课上要讲的话全部写出来,修改成规范的书面语言,再通过记忆、内化,变成课堂上的教学语言,为学生语言的准确、规范、生动做榜样。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为了上一堂质量上乘、学生深受益处的语文课,于漪格物致知地探索。有一位青年教师从1976年开始,连续听了于漪3000节语文课。她有一个感受是,于漪老师教课,几乎没有重复。即便是同样一篇课文,面对不同的学生,也能讲教新的效果来。

一名学生回忆说,在教《卖油翁》时,于漪准备了一枚铜钱,当讲到卖油翁“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时,她出示了这枚铜钱。

学生们都没见过铜钱,不知道铜钱方孔有多小,自然也无法形象直观地体会到往铜钱孔沥油有多难,也就无法明白欧阳修笔中老翁的技艺有多神妙。

而于漪的这一小举动,立刻引起了学生的注意和思考。学生边看边做动作,学得专注,学得快乐。既领会了“沥”字之妙,又惊叹老翁的绝技,进而充分领会了文章蕴含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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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带教过杨浦中学77届的两个年级组,在那个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年代,于漪冒着风险抓文化学习,稳定教学秩序。1977年恢复高考,其中两个“快班”全部考取了大学,单是被复旦大学录取的就有9人,年级组被评为市先进集体。许多学生在人生道路上都发展得很好,为社会做贡献。

对所有学生,于漪都是满腔热情满腔爱,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困难的学生,她都是不离不弃,关爱倍加。

杨浦中学75届学生小蒋本是班级里的“皮大王”,父亲对他管教无效,把他赶出家门,并对于漪说:“这个儿子我不要了!”于漪好心劝说,并把小蒋带回家,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照料。

于漪说:“对孩子是要丹心一片的,其实孩子本质是好的,不过沾染了一点灰尘,帮助他掸掉就好了,孩子懂得老师对他们的好。”

于漪有个习惯,她会关心学生很多年,只要有难处,她都会帮助。于漪仍然关心已到中年的小蒋,听到他从商资金周转有问题,于漪说:“你需要多少,我想法来帮助你。”这句话让小蒋感动不已。

于漪班级曾有一位学生患有肺结核,每个月需要服用两瓶当时最有疗效的雷米丰,一瓶6元钱。学生家里拮据,于漪心疼学生,就用自己的工资给孩子买药吃。那时候,于漪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72元,上有老、下有小、不宽裕。她连一根油条都舍不得吃,自己的儿子直到28岁结婚,才第一次穿上了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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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线改革同时并进,聚焦于语文性质观的变革”

于漪对于教育,有着热忱的追求。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着动荡岁月中百废待兴的校园,饱经风霜的于漪毅然担起重续与发展60年代初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的任务。

前奏曲是1977年11月17日,上海电视里直播了一堂于漪执教的语文课《海燕》。于漪记得,《海燕》是自己选的,因为这首散文诗的主旨是:“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是的,遮不住的。”基础教育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教师思想获得了解放,甩开膀子抓教学抓质量。

于漪虽然不是汉语言文学科班出身,但她反而觉得站在“语文外面看语文”,更能发现诸多问题。

她从教文育人的高度出发,从两个方面探索改革双线并进,以求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同时,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

“活跃”是听课教师最常用来评价孩子们的课堂表现的词语。在于漪看来,教师“一言堂”的课堂结构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课堂教学过程除了传递知识,也是学生培养听说读写能力,锻炼思维的时机。“课堂教学要从单一线性模式,转变为面向所有学生的网络辐射性模式。”于漪说,每个学生都是会发光的个体,教师教学设计应该立体、问题设计有层次,让每个学生都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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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于漪始终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语文究竟是什么学科,学生学习语文应该达到怎样的目的,语文课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究竟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们时常将基本知识、基本能力的传授与训练抓得很实,将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培养社会主义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作用当做软任务,很少考虑。因而,语文教学的实用功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于漪认为,语文教学对学生的培养绝非单一功能,而是多维的、综合性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应试教育泛滥,语文学科被工具性所左右,于漪深入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和功能,撰文《改革弊端,弘扬人文——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提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个符号体系,而且是该民族认识世界,阐述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即不但有工具属性,而且有人文属性。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

面对应试教育余波,工具理性在学科的主宰,价值理性在学科的缺失,上世纪她就提出并实践“对学科教学体现德育的探讨”。新世纪,她又提出语文学科教学要“德智融合”,即要充分挖掘学科内在的育人价值,将其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相融合,立体化施教、全方位育人,真正将立德树人落实到学科主渠道、课堂主阵地,加强教师的育德能力,这与现在强调的学科核心素养完全一致,获得全国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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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海师范大学一些学生曾做过这样一项统计:笔耕不辍的于漪至今已经发表过531篇文章,37部专著,还有100部合著及主编的作品。这诉诸文字的作品实际上就是她教育改革的心血吐露。

“用精神成长创造使命的精彩”

讲台之外,于漪还十分关注青年教师的培养。1987年,在于漪的倡导下,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成立。该学会常务副会长俞玲萍介绍说,为了给广大教师搭建展示自我、交流教学心得的平台,学会先后推出了“特级教师在讲台”“新秀在课堂”等系列活动。

于漪说:“展示的过程就是钻研业务,培养良好师德,促进精神成长的过程,参加展示的一个,得益的却是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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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于漪在学校创设了师徒带教“三级网络”——师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培养、组长负责制,学校培养领导小组、校长室培养教师成长的第一责任人。

教师培养有计划、有目标,理论学习、教学教育实践全方位发展。重在精神成长,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比如课堂教学实践,听课目的不在打分评价,而在深入研讨,探索学生认知规律,并切实指出改进的路径与方法。“让执教老师真切感受到上一课就攀登一个台阶,为成长而快乐。”

于漪主持语文名师培养基地,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尽心尽力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如,作为一名非师范类毕业生,曹杨二中语文教师金薇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语文学科与学生德育教育的相关性。在加入了于漪老师德育基地后,于漪指导她如何上好一门公开课,连板书怎样设计、书写这样的细节都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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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漪的发掘和培育下,一批批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并形成了全国罕见的“特级教师”团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她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共“带教”100多名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涌现出许多有理性思考与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学专家,教学能手,恩泽莘莘学子。

但于漪总是说,她从中青年教师身上获得许多滋养,正是由于年轻教师的启发,于漪善于认识新事物,思考许多问题。“学习从来是双向的,正是由于这些老师的时代活水,才使我这个老人上下求索,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一辈子做老师,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不懂的东西太多太多,必须不断学习,终生学习。教师与'学’为伴,生命才会有活水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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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育人,让于漪老师永远青春

“耄耋老人”如今是于漪老师又一个“标签”,可是在记者眼里,于漪老师还很青春。

每每谈及教育话题,于漪总是慷慨激昂,一聊几个小时都不会觉得厌倦。她回忆起几十年前学习的细节,能够复述出老师的话语,反思现状,又能透过现象直击教育的本源。

不少人这样打趣地问于漪:“您这么大年纪了,思维怎会这么敏捷?讲话为什么总能呈现出大气象?”跟随于漪多年的谭轶斌曾给出过答案——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充盈,情怀便自然天成,讲话就会呈现出大气象。于漪永远青春的秘密,在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于漪对于孩子的喜欢、对于年轻人的扶持,是发自内心的。五年前,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我到于漪老师家采访,再见已经是三年之后。没想到,于漪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记得你,你的文章我经常看!”那次,一道去采访的同行带了一个孩童,于漪坐立不安,只因为“家里没什么能给孩子玩的玩具”。几日后,这位同行再次拜访,一开门于漪就准备好了巧克力等糖果,令这位同行感动不已。

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可,从于漪的家人就能窥见一斑:于漪全家三代有10人为师,是一个典型的教育世家。于漪兄弟姐妹五人都是“园丁”:大弟是浙江大学电机系教授,二弟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三弟则是中科院院士,小妹也曾担任浙江大学教授、科技厅副厅长。除了爱人、儿子、孙女同为教师,于漪的儿媳退休前任职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学秘书,与孙女牵手的孙女婿是高中教师。这一家子,被一股浓郁的书香气息所萦绕。

于漪家中常年悬挂“铸颜雕宰”四个大字,这是于漪教育世家的教学理念,也是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家训的完美诠释。

作者:张鹏

编辑:朱颖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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