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的回应策略（通往利益相关者模式之路）

克劳斯·施瓦布

在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几个月，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只能待在家里和空荡荡的办公室里静观其变，通过视频电话了解他人的状况。在日内瓦，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城市一样，以往川流不息的街道、繁华的商业活动、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已不见，整座城市陷入令人不安的寂静。与之相对的则是医院里一片纷乱的场景，所有病房被匆忙改造为临时的新冠肺炎感染患者收治点，同样充斥着令人不安的氛围。

身处危急时刻，人们很难对全球的未来前景保持乐观。数百万人失去生命或身患重病，数千万人乃至上亿人失去了谋生手段。可能有远超10亿的儿童和老人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前者连续数月无法去上学，后者则长时间见不到他们所爱的人。或许，唯一令人感到欣慰的一点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暂时下降，稍微缓解了地球大气层的压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很多人开始猜测：疫情结束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是否真的会改良发展路径，还是说我们会回归以往的状态？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能转向利益相关者模式，还是说我们注定要退回那种更注重眼前利益、更自私、更原始的模式？

读我的《利益相关者》完本书的第一部分后，你可能倾向于给出一个悲观的答案。我们正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政治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如许多人的亲身经历所示，这些问题似乎不光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几乎都在加重，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气候变化问题在恶化，从美洲大陆到亚洲大陆的社会和政治分裂都在加剧。我们的全球经济体系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通往衰退的道路异常黑暗，吞噬掉一切进步的可能。

我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阐明，尽管社会在不断进步，但要走出这种恶性循环没有捷径，即便我们已经掌握了摆脱这种循环的机制。每天都有新技术诞生，这些技术可以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和地球环境。自由市场、贸易及竞争创造了如此巨大的财富，从理论上来说，只要愿意，它们可以让每个人的境况都变得更好。但我们如今所处的现实并非如此。

技术进步通常发生在垄断经济中，它被优先用于提高企业利润，而不是促进社会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创造了巨大繁荣的经济体系，在今天却带来了不平等和气候变化。在二战后促进了全球进步和民主的政治体系，如今却引发了社会的不和谐与民众的不满。这些政策无一不出于良好的意图，但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

然而，我们不应该垂头丧气。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良性经济体系是有可能被建立起来的，而且这一体系的建成指日可待。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最初带来的冲击逐渐消退，我们看到了一丝曙光，因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在为了公共利益和全人类的福祉而行动。

在我看来，这些行动表明，如果我们下定决心改善全球经济体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到。它们还表明，随着每个人都在奋力地抗击疫情，这场危机还可能激发出我们所有人最好的一面。

在《利益相关者》的第三部分，我尝试说明这种良性本质会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固有特征，而不是少数特例。我还阐明了企业、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公民社会如何进行自我重塑。它们可以放弃追逐短期的利润或狭隘的私利，转而追求全人类和全地球的共同福祉。这无须进行180度的大转变，企业无须停止为其股东谋求利润，政府也无须改变把公民福祉放在第一位的做法。

它们需要做的，只是把目光放长远，不再局限于下个季度或下个财年，而是要关注下个10年和下一代人；它们需要做的，只是把其他人的关切考虑在内。这就是马士基集团等企业的做法，它们在这么做的同时还保持着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这也是新西兰和新加坡的做法，在关心他人和地球的同时，为国家的全体公民和企业带来繁荣。

我们应当以这些开拓者为榜样。在追求其他更加短期的目标的同时，我们应该对未来进行深入思考，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或使命宣言，阐明我们将如何为人类和地球更加广泛的福祉做出贡献。建立这样一个良性经济体系并不是乌托邦式理想。包括企业领导人、投资者和社区领袖等在内的大多数人，对于自己对世界和他人生活的影响持有相似的态度，大多数人都想做善事。但能够为我们的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的领导者提供指引的明晰指南，在最近几十年一直是缺位的。

在过去30-50年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日益占据上风。其核心理念是：市场无所不能，“企业的职责就是经营”，以及政府应当避免为市场的运作制定限制性规则。这些教条式理念被证明是不对的。但幸好我们不是命中注定要遵循这些教条。

正如我在本书的前面多次提到的，2020年9月，由美国银行的CEO布莱恩•莫伊尼汉领导的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发起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倡议，这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念，即一个更加良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是有可能被建立起来的。在未来两到三年内，一些非财务指标和披露会被纳入企业年报（基于自愿），从而使得衡量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进展情况成为可能。

这样做将使我们能够回答许多问题，例如：某企业的性别薪酬差距如何？它雇用和晋升的人中有多少是来自不同背景的？它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进展如何？它在全球以及各司法辖区内缴纳了多少税款？它在招聘和培训员工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当然，我们距离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好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目标还很遥远。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只是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众多举措之一，而且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短。但是，在悲观情绪日益盛行、狭隘且短视的自私自利行为依然大行其道的世界，这些举措表明，一种更具包容性、更加可持续的模式是有可能实现的。

在经历了二战的浩劫之后，我有幸生长在一言一行都体现出利益相关者思维的小镇和社会中。我看到了利益相关者思维在我父亲的工厂中发挥了作用。在那里，从一线工人到高层管理者，所有人都同样致力于实现企业和产品的长期成功，而且在成功到来时，每个人都能成果。我在战后的腓特烈港和拉芬斯堡看到了利益相关者思维，当地政府及所有公民凝心聚力，重建被摧毁的家园。从那时起，无论是身处商界还是政界，从士瓦本到新加坡，我始终在提倡利益相关者模式。

我希望，在读完本书后，你也能够从心底里接受利益相关者模式。我希望，你能够和我一样认识到：世界的现状并非既定不变，只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就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还希望，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我们所有人能够从现在开始共同打造一个我们所需要的，更有韧性、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经济体系。这就是利益相关者模式的本质所在：一个致力于促进发展、增进人类和地球福祉的全球经济。

（作者系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本文是其作品《利益相关者》一书结语，全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