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和老妈（老鬼我的母亲杨沫）

母亲很幸运，《青春之歌》这部曾被专家基本否定的手稿几经周折，终于在1958年1月出版。

母亲十分感激秦兆阳，私下对马联玉说过不下几十次，是秦兆阳帮助《青春之歌》出版的。

1957年年底，《北京日报》女记者田藏申打来电话，说她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那儿获悉《青春之歌》即将出版，因为这是写北京地区革命斗争的，《北京日报》想摘引其中一部分连载，希望母亲能够同意。

这是第一家媒体为《青春之歌》找到母亲。

小说还没有出，记者就找上门，让母亲没有料到。据这位女记者说，她粗粗看了一遍，非常感动。

母亲同意了。她不知道自己这部小说广大群众能不能接受。

1958年1月1日，《北京日报》上的“新书介绍”栏内，登出了《青春之歌》即将出版的消息。同时提到的还有李劼人的《大波》和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

从1月3日起，《北京日报》开始连载《青春之歌》。连载一周后，田藏申告诉母亲，还没有收到读者来信，但报社的同志们反映较好，都挺爱看这部小说。

与此同时，历经数年坎坷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终于在北京各新华书店公开发行销售。母亲紧张地等待着群众的反映。她很怕读者不欢迎，徒劳一场。

还好，有了一点反响。北京人艺去找了《北京日报》，说这部小说很不错，想把它改编成剧本……

《青春之歌》电视剧里林道静的形象

就在大功告成的时候，想不到单位领导却突然点名批评了母亲。

那时正赶上北影厂开展双反运动。1958年1月31日，星期五，在全厂数百人参加的动员大会上，厂领导何文今点了母亲的名说：杨沫同志几年没有写成一个剧本，可是却写了一部40万字的小说……

言外之意，母亲只顾个人成名成家，不搞好本职工作。

母亲乍一听到后，感到非常愕然。连林艺同志也觉得很意外（因她已退出领导小组）。母亲怎么也想不通北影厂为何把她当成了一个浪费典型。自己如果有错误应该检查，可是检查什么呢？

她仔细回忆了这几年的所作所为。

首先，1952年11月她来到剧本创作所时，《青春之歌》初稿轮廓已大致完成。

到了创作所后，就投入到整党运动中，大约两个月，接着参加剧本创作会议。完了之后，与黄岩海接受任务改编赵树理的《罗汉钱》。为此搜集材料，研究如何改，弄了两三个月，到了1953年夏天，领导上忽然决定不改了。因关节炎，她无法下去。7月去了北戴河一直到10月写了4个月的小说。

1953年冬，又到通县参加统购统销的工作，单独负责一个大村子，搞了4个月。

1954年3月回来后，被选为支部书记，脱产工作。6月投入国际民主妇联的剧本《陈秀华》。9月完成，又搞支部工作。直到11月改选。袁文殊又让写反映青年生活的剧本。因病到第二年春天才去天津、广州、上海生活3个月。6月回到北京后，又投入肃反运动，到南京、上海外调，搞了4个月。10月回来后，发现肝病，继续在北京搞肃反，直到12月病重不能支持为止。

从1956年起，因病不能工作，勉强在病中写了一个剧本，10月交给了编辑处，同志们还提了意见。1957年又重写这部剧本，可是9月份又参加反右斗争。整天开会，身体又坏了，因此这个剧本没有完成。

想到这里，母亲提笔列了一个工作表，向北影厂的林艺和鲁军说明了情况。这两位同志也都认为杨沫没有出剧本，不该负多大责任。

当时也有人写大字报，附和厂领导的说法，指责母亲拿着国家的工资，不写剧本，却给自己写小说。

《青春之歌》最早的版本

这是母亲参加革命以来，头一次在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她确实有点想不通，于是她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北影厂，列举实例，反驳了对她的指摘，以正视听，原文如下：

我是1952年11月17日来剧本创作所工作的。到1958年1月底，共是5年零两个月多一点。在这期间我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列表如后，并附几点说明，以便同志们看得较清楚。

我的小说是在1950年养病期间酝酿的，1951—1952年来创作所前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写成，并不是搞剧本工作之后才写的。

工作统计表（会议时间可能不十分准确，因为记不清了）

1952.12——1953.1 在创作所参加整党运动（两个月）。

1953.2——1953.3 开剧本创作会议，全都参加（两个月）。

1953.4——1953.7 和黄若海一同着手改编《罗汉钱》（约3个月）。

1953.7——1953.10 修改小说《青春之歌》3个月（是因病不能下去生活，在北戴河休养期间）。

1953.11——1954.3 参加合作化运动到通县负责一个村子（田家府）的统购统销工作（4个月）。

1954.3——1954.4 写成农村合作化剧本的梗概交给领导，由孙谦同志提过意见。

1954.4——1954.11 担任支部书记（脱产）8个月，不过这中间即从7月到9月，曾抽出参加伊文思总导演的《五支歌》中的《陈秀萍》的编剧工作3个月。

1954.12——1955.1 领导分配编写青年剧本。

1955.2——1955.6 到天津、广州、上海等地中学生活4个多月。

1955.6—— 1955.12 全部投入肃反运动，担任上海调查组组长的工作。

1956.1——1956.10 在病中写出一个青年剧本，决定修改。

1956.11——1957.3 酝酿重写青年剧本。

1957.4——1957.5 修改小说两个月。

1957.6——1957.8 在北戴河重写青年剧本。

1957.9—1957.12 参加反右斗争。

1958年1月到公安局了解少年犯罪情况，并到狱中和少年犯谈话数次。

……

从以上情况看来，同志们可以看出，这几年来我是不是不肯写剧本，而只埋头在写小说。我是不是懒惰，不负责任，只在追求个人的名利。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写出剧本来（虽然我一直想写，也在摸索着写），这个，我是应当检讨的。

90年代初《青春之歌》版本

在那种革命至上的极端宣传下，类似母亲这样缺少母爱的母亲绝非个别，还有不少。

另外，与她早年受邓肯的影响有关，崇尚叛逆女性。刚开始叛逆封建礼教、叛逆传统观念，后来啥都叛逆，连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缘意识、母性本能等全都否定。

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自从动了两次手术，过早摘除了卵巢、子宫，母亲性情变得烦躁易怒，为一点小事就生气。她自己就是个病人，需要别人照顾，自然对孩子缺少耐心和关爱。

还有，与父亲关系不好，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传染了她。她在日记中多次埋怨父亲不管孩子，让她心理不平衡，结果她跟父亲一样也厌烦孩子，疏远孩子。

不过，据我分析，她对孩子缺少爱有她母亲的遗传。她母亲丁凤仪就不是一个很疼孩子，很母性的女人。

——母爱能遗传，少母爱也能遗传。

母亲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她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潜移默化被她所接受。那就是“自己第一，孩子第二”。如果她父母很爱她，很关心她，视她为掌上明珠，她绝不会这个样子。母亲不知不觉中继承了她母亲丁凤仪对孩子的冷漠，管理粗疏，放任自流。

母亲认为这种冷漠是不娇惯孩子。她可能觉得，她这样对待我们比她自己小时所受到的待遇好多了。起码她从没有像她母亲那样用牙咬我们。

在母亲的意识里，把正常母亲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为孩子宁肯牺牲自己的母爱统统当成了“娇生惯养”。记得1960年左右，她去看望了一位老战友后，回家感慨道：这个同志太惯孩子了！为讨孩子欢心，竟让小孩用手打自己的脸。小时这么惯，将来大了，他还不把你给杀了呀！

《青春之歌》最新版本

母亲曾微笑着告诉我：刚解放时，哥哥因为穿着破旧，总给家里跑腿干活，被邻居误以为是家里的勤务员——她可能很为自己不娇惯孩子自豪。其实当时干部家里穿的破，总干活的孩子很多，并不都被认为是家里的勤务员。我想真正原因是父母对哥哥冷淡，才给外人这个感觉。

母亲的家庭是特殊的，心理也比较特殊。她的慈母心也有，我当反革命后，她救了我。为哥哥调动工作，姐姐调回北京，她都找了人，帮了大忙。所以她也不是一点母爱没有，就是比较少。三年困难时期，她和父亲眼看着我和哥哥吃不饱，甚至饿昏了也不管，自己心安理得吃高级点心；她最疼爱的女儿不明不白死亡，嫌犯抓住后又给放了，她却没有劲头去奔走，上告，打官司。

——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娇惯孩子也不能走极端，否则就成了冷酷和虐待。姐姐徐然是被母亲很宠爱的。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曾说母亲“爱也温柔，爱也冷酷”，尽管委婉，也道出了母亲对子女有冷酷一面的事实。

事业型的女性，往往缺少亲情意识，不是好母亲。所以，很多女作家的孩子都对自己的母亲有一肚子意见。

《青春之歌》里爱国青年形象

本连载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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