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金印解密（南越错金虎节赫赫楚地雄风）

文物档案

文物：错金铭文虎节

出土：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

馆藏：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年代：专家推测虎节来自战国时期的楚国

发现意义：车驲虎节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错金虎节，根据上面的铭文判断，它与楚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是南越国多元丰富文化的见证。

授课老师：黄巧好，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员

考古学者杨泓在《逝去的风韵》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虎形铜节，以20世纪80年代初在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虎节最为精美。它铸成蹲踞的猛虎，张口露齿，弓腰卷尾，虎体主斑系在铸出的弯叶形浅凹槽内贴以金箔片，呈现出斑斓的虎皮形貌，华美生动。”

金箔贴身，金线铭文，这个错金铜虎节确实精美异常，与此同时，它身上还有浓厚的异域风情，显然不是南越物品。虎节背后有怎样的传奇？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员黄巧好老师将带着我们领略古代“节”文化。

驲

读音[ rì]，也叫传车。古代驿站用来送信的车。

修复

一个“驲”字 困扰学者很多年

这件虎节长19厘米，最高处11.6厘米，最厚处1.2厘米。它用青铜铸成扁平板的老虎形状，虎成蹲踞之势，虎口大张，尾部弯曲成“8”字形。虎身斑纹铸有弯叶形浅凹槽，内贴金箔片，双面共用60片。虎眼、虎耳均由细金片勾勒出。虎节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命）车驲”。

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错金虎节，金片纯度高达97%以上。至于金片是怎样嵌入铜虎身体表面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员黄巧好说有两种推测：一是所谓“模范法”，在模具中预留好凹槽，铸成后，再用金片嵌进去；二是在铸好的铜虎表面刻出凹槽，再嵌金片。

从铭文可知，它是身份高的人乘传所用凭证。最后这个“驲”字，曾经困扰学者们很多年。学者李家浩在《南越王墓车驲虎节铭文考释》一文中写到，铭文上有四个字，前几个都不难认，但最后这个，大家分歧不小，一种认为应该是“（马 土）”，也即“牡”字的异体，“车牡”也就是“车马”。另一种意见也认为是“（马 土）”字，但应该假借为“徒”，也就是步卒之意。但李家浩认为两种说法都有问题。他通过复杂的字形和读音的推论，认为应当是“驲”字。《吕氏春秋》里有“齐君……乘驲而自追晏子”的记载，高诱注：“驲，传车也。”那么“王命=（命）车驲”也就是凭王命进行驿传的使者。

左传记载“楚子乘驲”，孔疏引舍人《尔雅》注：“驲，尊者之传也”。由此可见车驲虎节是身份高的人乘传时所用的凭证，这点从车驲虎节体积大且纹饰精美可以看出。

金丝坚固 修复保护最成功

曾经参与修复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的南博馆文物修复专家冯兆娟在其专论中说，广州多雨，墓室深埋在山岗岩心深处，墓内湿度处于饱和状态，且曾经过多次较长时期积水浸泡，一千多件（套）文物基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蚀，出土后许多金属器经过了去锈等修复处理。出土于西耳室的错金虎节，是修复和保护最成功的器物之一。

按照冯兆娟的说法，这件铜虎节出土时， 是由丝织物包裹着一块锈铜板， 必须对其进行去锈和加固，“我处理的方法是先用电动刻字机剔除器物表面丝织物，因为这层已锈化的丝织物不与酸性药物反应，所以必须用机械方法清除。然后用化学方法去锈，具体的做法是将已除掉锈化丝织物的铜板放在15%的柠檬酸溶液中加热， 温度控制在40-70摄氏度左右，让其进行充分反应，反应停止后取出用蒸馏水清洗再用红外线干燥箱或烘箱干燥，让温度缓升到70摄氏度左右，使处理后剩下的锈蚀经过加热干燥转为粉末状，这时轻轻一扫，铜锈便能被轻易清除，再放进干燥箱干燥”。

这样，这件错金铭文铜虎节便出现在观者面前。其上文字金丝细如针线，但依然坚固。黄巧好说，现在很多人看到这件东西，会好奇是不是仿制品，其实真的不是。它是专家们高超技术、丰富经验与耐心细致的体现。

鉴宝

虎符调兵 虎节验明身份

中国古代将虎视为“山兽之君”，也就是兽王。又因它凶猛，故被视为武勇的象征，早在史前时代的良渚时期，出土的玉钺上就有神人骑虎的图像作为装饰。人们也常以之称誉军中勇猛善战的将士，如“虎士”“虎贲”。

虎还常用来作为军器名称，例如武将的营幕称“虎帐”“虎幄”，遮护营垒的障碍物称“虎落”（“虎路”），强弩的一种称“虎蹲弩”，明朝一种形体短粗的火炮称“虎蹲炮”。“虎符”“虎节”也是这种传统的具体表现。它与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龙虎形玉带钩等随葬物一样，都是威猛、雄健的君王气概的象征。

看到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虎节，总是第一时间让人想到“信陵君窃符救赵”的经典故事。但黄巧好告诉记者，“符”和“节”并非一种东西。“符”用来调兵，分为可以相互对接成完整形态的两半，一半在君王手中，一半在统兵将领手中，战时相合，平时分开。而“节”就是单独一件，功用也不一样。它是一种通行凭证文书，可以说是君王、诸侯等所派使者的官方身份证明，少数时候也用于军事。

《周礼·地官·掌节》说：“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以英荡辅之。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周礼·秋官·小行人》则说：“达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旌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

前辈学者吕思勉先生认为，“虎节，人节，龙节，使臣所用；旌节，符节，管节，则人民所用也。”所谓“金”，也即是青铜。也就是说，“节”分为邦国之外使用及邦国之内使用两个系统。前者是证明使者身份，后者则供通关、商贸、道路之用。

传国重宝 应是楚地出品

如此精彩的一件虎节，有没有可能是南越国自己铸造？黄巧好提出，南越王墓考古报告中曾提及：虎节为南越王国仿楚器铸制。最近学界普遍认为应该不是。原因主要有三。

一、如果虎节为南越国所铸，其年代应在南越国建国后，赵眜去世前，此时楚国灭国已有百年。但虎节使用的文字与出土楚简上的文字一致，是纯正的楚国风格，即使是南越国人模仿楚文字，也不可能在风格上做到完全一致。

二、墓中出土文字为两汉时期常用的文字小篆，如“文帝行玺”等印文。符节作为一种凭证，一般与当时流行文字风格一致，方便辨认识别。但虎节上的铭文却并非小篆。

三、最后那个难认的字在包山楚简中曾出现，应该是楚国“驲”字的特有写法，秦始皇曾统一六国文字，废除了六国与秦文不合的文字，其中应该包括该字，如果南越国时期制作虎节，应该不会使用到已废除的楚文字。

所以，这件虎节应当是南越传国之物，被赵眜所珍视，最终带入墓中陪葬。它如何来到南越国，学者推测原因有三：一是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武王赵佗曾“攻长沙边邑”，虎节疑为赵佗攻占楚国旧地时所获；二也不能排除战国时代楚国势力已逾越岭南的可能性；三则可能为赵佗在中原获得后带至岭南。无论怎样，它与楚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是南越国多元丰富文化的见证。

目前我国已出土的节多出土于湖南、安徽等楚文化区域。

管形节、虎节、龙节都有发现，但人节尚未见过。有相似铭文的节，所知还有这么几件。

“传遽”虎节

铜质薄片，呈卧虎状，虎目做圆穿状，首、身、尾均有纹路，长12.4厘米、高7厘米、厚0.5厘米，腹部有铭文：王命车遽，可释读为：王命，传遽。遽，古代报信的快马或驿车。传和遽均指传车。藏于国博的这件虎节应属王室专属的邮差，与传赁虎节所指的王室雇佣邮差有所区别。文字字形受到齐、燕文字影响，应该是楚国晚期楚灭鲁后，与齐、燕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

“传赁”虎节

传世有两件传赁虎节，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另一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虎节右面有“王命命传赁”五字，另一面无文字。这两件虎节都很薄，仅有0.3厘米左右，两件“王命命传赁”虎节形态与“王命命车驲”虎节形态相同，前二者器体稍小，素面无纹饰。形态相同、铭文格式相同、文字风格相同，因此被认为均为楚国所铸，皆为驿传凭证之物。

“贵将军”虎节

“辟大夫”虎节

国博贵将军（官职名）虎节和《增订历代符牌图录》收录辟大夫（官职名）虎节相似，均为右半，作伏虎状，翘尾，尾上有一穿孔，正文有铭文两行十字。传出自山东郊县，战国时属齐国。因此辟大夫虎节和贵将军虎节都属于齐国之物。两个虎节的时间应该在战国中晚期。这两个虎节的性质与虎符相同，用于发兵。为将军之节，由王或国家颁发。根据铭文，分别是颁发给贵将军和辟大夫的。

“王命命传赁”龙节

传赁龙节也称王命传龙节，是战国中期楚国之物，据学者统计共有四件。正反面有铭文八字，重文一字，共九字。与其他虎节铭文对比可断句为：王命命传赁，一担食之。王命命传赁应理解为：楚王之命所任命的传赁。因此第一句应该是指楚王雇佣从事驿传的人。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部分有《传食律》，对供给不同身份人的食物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因此食者身份高低不同，粮食的质量有精粗之分，“而一担食之”是楚国对从事驿传的雇佣人员饮食供应的规定。“王命命传赁”虎节上只有驿传人员的身份而无饮食规定，可能与当时律法对不同官职有不同饮食规定有关，有学者认为传舍人员须熟记《传食律》条文，才能供给不同驿传人员相应的食物。

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卜松竹

图/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提供

统筹/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晓云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赵碧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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