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对后来有何作用（三位一体局面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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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为改造东北军，推行联共抗日方针，提拔重用了一批年轻的军政干部。于是，在东北军内逐渐形成了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为首的老派和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

1、二二事件的背景

张学良送蒋去南京时，虽临时指定由于学忠指挥东北军，但于难以承担此项重任。张在南京被扣留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少壮派和老派之间围绕营救张学良的分歧和矛盾愈演愈烈。

少壮派是张学良联共抗日以至对蒋发动“兵谏”的可靠力量，深得张的信任。张在南京被扣后，这些人情绪激昂，甚至嚎陶大哭，表示蒋不放张返陕就与南京决一死战，主张武力救张；王以哲等东北军老一代高级将领，则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应该力争和平解决，通过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仗。也有极个别高级将领一面主和，一面在蒋的引诱下向南京靠拢，引起少壮派的强烈不满。

于是，东北军两派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日趋紧张。十七路军内部也有类似情况，只是在程度上还不那么严重。杨虎城当时基本上是主和的，但有时也摇摆。如1月下旬某日，60多名东北军军官向他痛哭陈情，要求杨领导大家同南京决一死战，以营救张学良。这些东北军军官同仇敌忾的悲愤情绪，使杨深受感动，赢得了杨的同情。

面对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的错综复杂形势，周恩来坚毅沉着，坚持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积极支持和协助杨虎城，同杨反复分析当时的大局，坚定杨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对东北军中的两派，分别同他们谈心，希望他们认清形势和前途，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团结合作。

可是，东北军少壮派掀起的主战声浪日益高涨。1月20日左右，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发起请战签名运行，鼓吹为营救张学良，不惜与中央军作战；并扬言谁不签名，谁就是不拥护、不想营救张副司令，只顾个人升官发财，等等。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本来主和的军官，也只好跟着签了名。

2、中共试图避免事件发生的努力

恰在此时，红军高级将领彭德怀等来到西安。他邀请东北军、十七路军中主和、主战两派人举行座谈，透彻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中日关系、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以及打内战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等问题，企图帮助解决东北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可是当彭德怀等讲完话征询大家意见时，竟无一人发言。

张闻天置险恶形势于不顾，于1月27日亲自来到西安，与周恩来、博古商讨当时的形势和方针等问题。他秘密住在王以哲一个副官家里。

就在这天晚间，东北军主战派为争取红军支持，应德田、苗剑秋等在张公馆东楼三层大厅与中共代表举行谈判。应德田着重说明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张学良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

他说，如张不回来，“东北军则失去中心，便不易团结，甚至容易走向分歧、涣散以至溃裂。”因此，“为东北军前途计，必须把副司令营救回来。”

他还说明张学良在“三位一体”中的地位，为保持“三位一体”的团结，实现联合抗日，也必须要求张学良回来。

周恩来向他们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张学良的关系；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东北军的特殊性与张学良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十分了解，我们极愿意把张学良营救回来。

周恩来指出，现在两方面都坚持，容易引起战争。一旦引起内战，不仅不符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且易出现更加混乱的局面，那对国家对东北军均不利，也更不利于营救张学良回来。

周认为，我们现在撤兵，“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继续要求，迟早会把张学良争取回来的。

周恩来苦口婆心的话，东北军少壮派根本听不进去。苗剑秋听说中共不主张打仗，就大哭大闹地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被蒋介石消灭掉？”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决裂”，等等。孙铭九一面哭泣，一面跪在周恩来面前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下半夜。

最后，周恩来对他们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28日上午，博古到张闻天住地报告夜间发生的事情，说：现在形势很紧张，住在这里很不安全。博古已准备好车辆，动员张闻天前往云阳镇红军前方总指挥部。张闻天离开西安前，给毛泽东并告彭、任一电，分析西安和战形势，提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

他认为，应将“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与“少数过激分子”区别开来，指出应“向左派公开表示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态度，反对一切挑拨行为”，“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对极少数不听说服的过激分子“应与之斗争”，万一发生意外事件，我们仍然“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

3、中共的方针

张闻天28日到达云阳，当时彭德怀不在总指挥部，张即与任弼时、杨尚昆和在此的王稼祥商讨对策。

当天，张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和周、博，提出重要建议：“红军主力向渭北方面撤退”；朱、毛对这一行动发表谈话，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坚决反对新的内战，表示红军愿意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

29日和30日上午，张又连续致电毛、周、博，申述支持和平方针和实行自卫战的原则。指出，目前方针仍应力争和平，即使和平绝望、战争或局部接触发生，红军也应公开表示“不愿参加内战”，“愿为和平继续奋斗”，只有在实行甲案后南京仍向我们进攻、破坏和平时，我方才“应实行自卫战”。

30日下午，周恩来、叶剑英乘汽车从西安到达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同在那里的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央负责人研究西安的和战形势。大家认为，从全局看，应该接受甲案，实现和平；接受甲案后，如果中央军继续进攻，则实行自卫。但我们的这个主张不能为东北军、十七路军接受。

我们现在有两个方案；

如果友军打，红军不参加，则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或者同友军一道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果打败，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实现和平。

但不论打与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

因此，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朋友完全团结一致，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原来的和平主张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同中央军打仗。

周恩来、张闻天等于30日22时将云阳会议决定电告延安请示，中共中央两小时后复电同意，指出：

“（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

（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

（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

周恩来、叶剑英当天赶回西安，把中共的上述决定分别告知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以及少壮派，叶剑英还同两军的参谋人员具体研究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4、三方就和平解决达成共识

东北军少壮派认为红军支持他们，更趾高气扬。

此前在他们提议下，1月29日在渭南召开东北军军官会议，共有40余人参加。王以哲因病未出席，委托董英斌代为主持。何柱国首先发言，他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东北军只有听命撤兵，才对营救张学良有利，对东北军前途有利；否则，打起仗来，东北军必败，那时蒋不会放张回来，东北军的前途更加暗淡。

接着，应德田作长篇发言，坚决反对和平解决，并且扬言现在杨主任和十七路军都主张张先生不回来，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红军代表团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必要时帮助我们打仗，难道我们反而胆小怕死吗？

在应德田发言的煽动下，会场群情激愤，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反对何柱国的意见。会议决议：在张学良未回来以前，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到会的40余名军官，全都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等主和派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不愿执行该会决议。可是他们又无法说服少壮派，便在1月31日用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来西安，因为于学忠是张临走时指定的指挥东北军的代理人。

于学忠到西安后，立刻前去探望患病的王以哲，王、何向于说明他们主和的主张，请于同意；少壮派不少人也去请求于学忠，要他支持渭南会议决议。

当天晚上，在王以哲家召开三位一体最高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与会者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和周恩来。会议经过一段沉默后，于学忠首先发言，他说现在坚持副司令回来，可能引起战争，这样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方面都不好。

应该按照王、何的意见，先撤兵，以后再慢慢营救副司令回来。王以哲、何柱国先后发言，同意于的意见。杨虎城见东北军三名军长都主和，便说：我们十七路军在捉蒋、放蒋、送蒋以至放走南京军政要员和飞机等问题上，都和东北军采取一致行动，现在我们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

最后周恩来发言，他说：我们原来认为先撤兵而后再设法营救张副司令的办法是对的。不过你们两方面有不少人主张不撤兵，要张副司令回来。为了三方面的团结，我们也考虑到副司令在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主张，一致坚持，我们也可改变原来的意见。

现在你们双方既然一致主张先撤兵，以后再设法营救副司令，我们当然同意。周恩来还提醒他们双方要注意内部团结并设法说服下属干部，否则恐怕会发生问题。会议至半夜才结束。

5、二二事件引发的内讧

三位一体最高会议作出决定后，大多数原来主战的军官都服从了这个决定；但是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人仍顽固坚持主战立场，一意孤行，制造了枪杀王以哲的“二二”流血事件。还在2月1日晚间，西安街头就出现了应、孙等人张贴的“除奸”标语。

当日深夜，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和何镜华在张公馆的参谋秘书室密谋策划杀害王以哲和何柱国。2月2日上午，他们在孙铭九家集会，认为王以哲和何柱国不忠于副司令。出卖副司令，决定杀掉王、何二人，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会议决议。孙铭九派卫队团连长于文俊率部去王宅，将卧病在床的王以哲击毙；同时派连长王协一带一排人到何宅杀何柱国，何不在家，躲到杨虎城的新城大楼，才幸免于难。

孙铭九等还派人杀死了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和原交通处处长蒋斌。

“二二”事件，立即引起东北军的分裂和内讧。

2月2日下午，杨虎城、于学忠签发由东北军代参谋处长邓玉琢起草的坚持不撤退的命令，当用电话通知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将领刘多荃、缪徵流时，刘和缪均拒绝接电话。2月3日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渡过渭河开往高陵，刘多荃的一部兵力掉转枪口，开到临潼，向西安方向警戒，声言要为王以哲报仇。

此时，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少壮派的错误行为，同时为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派刘鼎将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送往三原红军总部。

杨虎城用武力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出西安。这样，才使东北军内一场大规模的互相残杀得以避免。

应德田、孙铭九等出走后，老派将领刘多荃等派人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对东北军联共抗日做出过重大贡献、根本未参与“二二”事件的高福源（事变后刚提升为旅长），也被刘多荃下令杀害。

“二二”事件后，西安笼罩着恐怖的气氛。面对此险恶局面，周恩来毫无畏惧，沉着应付。刚听到王以哲遇难消息，他即偕同叶剑英赶到王家吊唁，当时灵堂尚未设好，使王以哲家属和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负责人电唁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在西安事变中“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悼惜。

6、三位一体局面的瓦解

所有这些，表明中共对应德田、孙铭九等人破坏团结、危害和谈大局之犯罪行为极为愤慨。当时，这对揭穿敌人的阴谋，稳定人心和扭转危局都起了很大作用。正是由于中共特别是周恩来临危不惧，沉着应付，才使事态得以控制，和平大局得以维持而没有被彻底破坏。但是，应德田、孙铭九等人错误行为的后果是严重的。

它分裂了东北军，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与地位，使形势迅速逆转，“三位一体”的局面实际上解体了。

由于扼守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使西安门户洞开，中央军顺利进驻渭南。刘多荃、缪徵流在高陵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决定放弃甲案，接受乙案，全军东开。周恩来力劝东北军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与红军、十七路军靠拢，以便日后共同东出抗日，东北军高级将领都不接受。

2月4日，潼关谈判恢复，不久双方按照乙案达成协议。

此时，各路中央军开始向西安进逼。位于西线的第二、三集团军，1月末到达陇县，迅速向宝鸡、凤翔、武功、扶风各县进发。

卫立煌指挥的第五集团军开始向蓝田、西安地区推进。作为进占西安主力的第一集团军，2月4日发布由总司令顾祝同、副总司令陈继承签署的命令：

“本集团军即以主力推进至西安咸阳一带，一部进驻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各县，沿渭河南岸及陇海线附近严密警戒，并担任护路。”

按照这个命令，宋希濂指挥中央军第三十六师于2月8日和平进入西安。此前，驻在西安的十七路军部队全部撤往三原，杨虎城于2月6日回到三原东里堡别墅。顾祝同2月9日到达西安。顾进入西安前一天，接到蒋介石电报，蒋令其入城后注意做好杨虎城的工作，蒋在电报中指出：

“对虎城认其为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相待，如使其能自动与我方就商其彻底方法则更妥也”，令顾“与杨详商处理西北整个办法，详询其意见，且略示推重之意”。

顾入城后，即派人去请杨虎城。杨见顾出于诚意，遂于2月14日离开三原回到西安。

西北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2月中旬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

何柱国去奉化看望他时，他请何转告东北军将领要保持与红军的关系，他说：

“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东北军部队，除在“二二”事件后公开投蒋的檀自新师、沈克师仍留陕甘外，其余的在1937年3月初全部东开，分驻豫南、皖北和苏北地区，不仅驻地分散，而且互不统属。

不久，又接受南京改编，共编为4个军，分别由于学忠、缪徵流、刘多荃、吴克仁担任军长。番号大为缩减，由原来的25个师减为10个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各部均开往抗日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

十七路军部队也被改编，除投蒋的冯钦哉师和另外两团外，其余部队改编为三十八军，孙蔚如担任军长。七七事变后，三十八军大部开往山西、河北参加对敌作战。

杨虎城则被迫于1937年4月辞职，6月出国“考察”，抗战爆发后返国被捕，长期被关押。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夕，下令将杨虎城杀死于重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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