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改变城市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方式）

文/李辉

一天早晨7点多，我快要走到八角地铁站的时候，远远看到的情形吓了我一跳：进站口附近无序地聚集了黑压压的无数人，人群却并不向前移动。走近了才知道，原来是1号线地铁出现故障，进站口临时封闭了。

人们只好在站口外焦急等待，同时，更多的准备坐地铁的人正源源不断地往进站口汇集。不到两分钟，刚刚还站在人群外围的我已深陷人群中间。我努力踮起脚环顾四周，那场面、那阵势，让人不由产生压抑和紧张恐惧感。

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地铁，这么多人的出行该怎么解决，北京的交通又会是什么样子？！

在北京，出行靠地铁，已经成为无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北京的第一条地铁线路，开始修建于1965年，据说当时是出于特殊环境下的战备考虑，“战备为主，兼顾交通”。因此，1969年正式通车后，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对公众开放。当时的老百姓想乘坐或参观地铁，都需要拿着单位介绍信或统一发放的参观券才行。一直到1981年9月，北京地铁才正式对外运营。

近十多年，我亲身见证和体验了北京地铁轨道交通简直让人惊叹的发展变化，我觉得，出现这样的发展变化，一是因为北京人太多，二是因为北京地太大。

人太多，地面上的路就不够用，就会堵车，公交车里的人就会挤。

记得初来北京的前几年，有一段时间，我上班时，要在公主坟地铁站出来后换公交车沿着西三环向北坐。那时，等车的人多，每开来一辆公交车，车里的人也多。车进站，女售票员先从前门下来，走到后门，等乘客们上得实在上不去了，女售票员开始履行另一项工作职责——从背后往车里推半截身子露在门外的乘客——不这样的话车门关不上。把最后一个乘客推进去之后，她自己还要再努力挤上去，嘴歪眼斜地扭头向着司机方向喊一声：“关门——”

有一回，在最后一位乘客上来之后，车厢里一位女乘客，不知道是确实没看到车下还有一位售票员没上来，还是很久不发车等得实在不耐烦，也冲着司机喊了一嗓子“关门！”嘈杂声中司机哪里分得清是不是售票员喊的，关上车门，开车了。好在有乘客发现不对劲，赶忙提醒司机停车。再往车后看，只见售票员一手抓着装车票和钱的包，一手拼命挥舞着，一边骂着司机，狂奔着追赶了上来……

那几年，我在地面上——坐公交车时，没少看到这样的情景。

所以，近些年，地铁线路越修越多了。

地面上的人太多太挤，只好打地下的主意。

确实，现在，我再坐公交车时，极少会看到售票员往车厢里推乘客的情景了——这种事都从地面转移到地铁里去了。

坐地铁的一个好处就是：人虽多，但不堵车。

在北京堵车跟在我们老家堵车是不一样的。

有一年秋天，李老三推着小推车从地里往家运玉米秸秆，冬天当柴烧。玉米秸秆一般有两米多高，割倒捆起来就是两米多长。这东西并不沉，李老三装了满满一车，从村东头的东梁下来推着往村西头的家里走。

走到村子正中间，遇到了郭老二。郭老二也推着满满一车玉米秸秆，从村西头往村东头的家里走。

村路太窄，玉米秸秆太长，堵车了。

“你往后退，我都快到家了。”李老三说。

“凭啥我退呢？我也快到家了。你往后退。”郭老二说。

谁也不退。

李老三停好小推车，坐到路边的石头上，掏出一根烟点着。

“我急啥？我又不着急回家做晚饭。”

李老三是故意气郭老二，因为他早上看到郭老二的媳妇赶火车回娘家了。

郭老二也停好小推车，坐到路边的石头上，掏出一根烟点着。

“人晚吃一会饭怕啥？又不会像羊饿了就叫。”

郭老二当然知道李老三家里养着羊。

一根烟抽完了，两人谁也不起身，互相瞥了一眼，手伸进衣兜，准备掏第二根。这时，张斌从李老三身后拎着一个筐过来了。 他也是从地里刚回来。

“你俩还能干点好事不？堵着道别人还走不走了？”

“他不退，我有啥办法？”俩人同时说。

事实证明张斌的媳妇二娟经常跟他打架骂他笨确实是冤枉了他，张斌的脑瓜还是很好使的，“你俩把自己的小推车都掉个头，老三你推着老二的车回家，老二你推着老三的车回家。反正就是一车破秸秆，多一捆少一捆也不吃啥亏。”

“馊主意。”李老三说。

“幺蛾子。”郭老二说。

“那就这么办。”

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

“我这一车肯定比你那一车多两捆。多两捆就多两捆，不跟你计较，明天你把我的小推车送我家来，把你的推走。”

“行吧。啧啧，这还叫不计较……”

村里堵车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耗时七八分钟，没有损失，没有伤害，不用经官。第二天，谁去谁家送小推车，没准又被留下来，炒俩菜，喝两盅酒。

堵车的事要是发生在北京呢？

人多车就多，据说，全国堵车最严重的城市就是北京。首都即首堵。

堵车堵路也堵心。脾气好的，习以为常，在沉默中沉默；脾气差的，在沉默中爆发，“路怒”一下，骂几句粗口，气是顺了些，车还是继续堵。

堵车让人心里最不踏实的，其实是时间上的不确定性。

在北京，两点之间的距离，用长度来衡量往往是没有意义的。有时，你明明看到目的地就在前方不远处，可是你不能确定要多久才能到达；有时，你不能保证，你去一千米外的地方花的时间比去一万米以外更短。

距离不是距离，时间才是距离。

因为堵车。

坐地铁，可以基本避免这个问题，至少，能让人对时间有一个八九不离十的把握。

两点之间，不是直线最短，是地铁最短。

我喜欢坐地铁，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说起来，我发现跟我喜欢的一位著名作家心有戚戚。

一个周末，我到国家图书馆去听这位作家的文学讲座。讲座的内容和内容之精彩就不说了，让我讶异的是，讲座结束之后，我去往国家图书馆地铁站准备坐9号线回家的时候，竟然遇到这位作家也往地铁站走，他也要坐地铁回家。

这位功成名就的大作家，竟然没有开车来。

“老师，您怎么没开车？坐地铁是不是在体验生活呢？”我半开玩笑地问。

“开车太费神，脑子没法放空。坐地铁可以随便观察，仔细思考。这也算是对时间的一种充分利用。”作家说。

这么著名的作家，竟然跟我想的一样啊！

北京地铁发展迅速，我觉得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京太大。

我们村，从最东头的刘家到最西头的王家不会超过1000米。

有一回李老三和他媳妇大花去地里干活。李老三要走着去，大花不知道为啥撒起娇，非要让李老三骑自行车驮着她去。李老三很生气：“走到东梁也用不了20分钟。再说，我骑自行车驮着你也只能驮到村东头山梁底下，两三分钟就到。你这是要闹腾啥？”大花不干，李老三只好推出自行车，驮着大花出了门。却不料大花笑盈盈美滋滋地刚刚跟4个村民打过招呼，正在向第5个摆手，不知道是因为她太胖，还是因为她手里的锄头太沉，后车轮突然爆胎了。大花尴尬地跳下车，差点没摔倒。李老三本来心里不痛快，这回更是恼火，气得把车塞给大花：“闹！还闹不？你快回家吧。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我自己下地。”大花红着脸推着自行车一个人回家了。

村子太小，还没等大花回到家，她把自行车压爆胎的事已经在村子里传开了。

如果在我们村的村东村西各设一个地铁站，列车启动运行平稳后恐怕就得马上刹车，要不然非得撞上山梁根。

可是，北京，那可就太大了。

我要是骑着自行车上班而不是坐地铁上班，肯定会把我——还有自行车——累坏不可。

李老三在老家骑自行驮着大花从村西往村东去的时候，我正骑着自行车在北京长安街上由西向东飞奔。

2003年，就是闹非典那一年，我在王府井步行街北口灯市口附近的一家新闻单位上班。平时我都是从八角站坐整整半个小时1号线地铁在王府井站下车，然后沿步行街走到单位。因为非典，闻者色变，吓得人们都不敢坐地铁了。一天早晨，我狠了狠心，决定骑自行车上班。

不坐地铁，骑自行车，我才深切感受到长安街有多长，北京有多大。

平时坐地铁，从八角到王府井一共是13站。我骑着自行车，以地铁站为参照，或者叫目标，一站站自西向东行进。

那个早晨，我一共骑了1个半小时，数过13个地铁站，再向北绕过步行街，终于赶到了单位。

全程将近20公里，40里地。

晚上下班，我没有力气再骑那么远了。我把自行车送给了收发室大叔，断了以后再骑车上班的念想，然后，坐地铁回家。

“你上个班比我去一趟市里还远？！而且是天天来回跑，一天80里地？”李老三将信将疑。

“没错，天安门作证。”

在北京，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单程20公里，只需要坐半小时地铁，而且不用换乘，这在每天几百万的地铁上班族里已经算是很幸福的了。

北京太大，所以修建了这么多地铁；修建了这么多地铁，让北京变得更大。

“有机会我也带着大花去体验一下北京地铁，顺便看望一下首都人民。”李老三说，“他们比咱村里人可辛苦多了。”

辛苦不辛苦自己的内心说了算。不过，后来，李老三倒是真的来北京了。

《渤海文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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