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功勋战巡 一队仪仗一枚印章
在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能比东汉三国的英雄们,整体上更血肉丰满的了。
他们被丹青记录在典籍里,笔墨写进小说话本里,在一代又一代说书人口中流传,又生长出新的形象;他们的存在给予后世无穷尽的想象,成为影视剧主人公、游戏人物、漫画形象、创意灵感,强势进入我们的街巷、语言,甚至是生活习惯……
不过,即便传世文献与演义故事浩如烟海,出土文物的一次次亮相,仍然是接近他们人生的最直接的通路。
汇集了国内18个省市自治区、36家文博单位的160余件(套)精品文物的《大三国志》展,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展出近两个月来,已经成为人们认识东汉三国历史的鲜活媒介。
即日起至8月31日,《大三国志》展仍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等你。
每每看到这些文物,我们可能都会猜想,它们在历史中如何被塑造,如何被使用?它们的主人可能是谁?它们可能经历的是哪样一种生活?
展览期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与YOU成都联合出品了3个短视频,通过3件(套)文物,为我们讲述了东汉至三国时的3种生活:
通过“铜车马仪仗俑队”,我们了解到汉代威仪赫赫的出行方式;
通过“偏将军印章”,我们理解三国英雄们的枕戈待旦及其间的军事制度;
而透过“白玉杯”,魏晋名士衣袂飘飘的日常生活,翩然到场。
01/
从两组车马看汉代的出行方式
●铜车马仪仗俑队、车马过桥画像砖
黄尘古道,鼓角争鸣
透过这组「铜车马仪仗俑队」的车骑冠盖
复见汉官威仪
传说中,司马相如从成都赴长安时,曾在城北一桥上题字:“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有司马相如这般乘“驷马”的志气的,后世也大有人在;晚唐诗人许浑赴京前,就写下了“应学相如志,终须驷马回”的诗句。
什么是“驷马”?司马相如为什么那么执着于乘“驷马”?这都与汉代的乘舆制度有关。
铜车马仪仗俑队(局部)
东汉
1969年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不同级别的官员出行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在汉代有严格的规定,《后汉书·舆服志》里记载:“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所以,司马相如确实是抱着封侯拜相之志前去长安的。
《大三国志》展中,有好几件“车马出行”相关的文物,比如铜车马仪仗俑队和车马过桥画像砖:一套出土于甘肃武威市雷台汉墓,一块出土于成都,但都很好地反映了汉代的乘舆制度。
铜车马仪仗俑队(局部)
东汉
1969年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铜车马仪仗俑队”是国内目前发现数量最多、阵容和气势最雄伟的汉代铜车马仪仗俑队。
全套的车、马、俑排列组合共99件,且为武装出行,场面之壮观为考古发掘中所罕见,被誉为“地下的千年雄狮”。
铜车马仪仗俑队(局部)
图源/甘肃省博物馆
展厅里另一件“车马出行”主题相关的文物“车马过桥画像砖”,不仅反映了汉代的车马礼仪制度,同时也非常的具有成都特色。
车马过桥画像砖
东汉
长45.5、宽40、厚6.4厘米
四川省成都市跳蹬河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画像砖上,两匹高头大马挽一有盖轺车,在桥上飞驰而过。马车上二人乘坐,右方是御马者,即现在的司机,左侧是一位贵族官僚。他们的后方还有一着官吏服装的人骑马随行。
“车马过桥”是四川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里常见的题材。马儿狂奔、飞扬,随骑紧紧携行,所经之处,尘埃狂卷。他们似乎从很远的地方奔来,在将过桥而未过的瞬间,仿佛被摄魂取魄一般,永远定格在了近两千年的时光里。
四川地区出土的部分汉代画像砖(下排)
全世界精妙的工匠们似乎都懂得欣赏这瞬间的精彩,在这方小小的浮雕石砖里,有着古希腊雕塑一般的宿命感和力量。
02/
从三枚印章看三国的军事制度
●“偏将军印章”金印、“魏归义氐侯”金印、铜孟腾子母印
我是关羽、马超、赵云,也是张裔、吴懿、周瑜
一枚偏将军印章
印出英雄们的矜持与骄傲
也窥见他们的生命底色
《大三国志》展展出了好几枚印章,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代表军职的偏将军印,一是中央王朝赐给周边民族首领的印信。
“汉末刀兵起四方”,“偏将军”作为一种临时军职,在两汉三国时期大量出现。
“偏将军印章”金印
东汉
长2.4、宽2.4、高2厘米
1982年重庆市嘉陵江边采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汉书》记载东汉初期的一位偏将军曾被“授兵二千人”,而在《三国志》里,东汉末年的偏将军领兵过万的已不在少数;与此同时,偏将军在东吴更是成为能够屯据一方、独当一面的重要职务。
可调动军队的军事官员的大量增加,这也侧面反映了这段时间天下大乱、战火频仍的事实。
“偏将军印章”金印
东汉
长2.4、宽2.4、高2厘米
1982年重庆市嘉陵江边采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在我们熟悉的那些名字里,有许多都曾拥有过这类印章:
关羽曾在被曹操生擒后“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作为赤壁之战、南郡之战胜利的最大功臣,周瑜被拜为偏将军,“士众四千余人”;马超、赵云、陆逊、吕蒙等等我们喜爱的三国英雄们,都曾在“偏将军”这个军职上,为各自的势力立下过汗马功劳。
“偏将军印章”金印
东汉
长2.4、宽2.4、高2厘米
1982年重庆市嘉陵江边采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与偏将军印及其赫赫战功对应的,是赐给归顺首领的印章。在《大三国志》展厅里,就有两枚这样的印章,一枚是“魏归义氐侯”金印,一枚是铜孟腾子母印。
“魏归义氐侯”金印,钮上是一只跪卧状双峰骆驼,身下有圆形穿孔方便系带。印面镌刻着小篆体的“魏归义氐侯”几个字。这是曹魏王朝颁赠给地处西北、归顺中原的氐族部落酋领的印信。
“魏归义氐侯”金印
三国魏-西晋
印面纵2.25、横2.25、高2.5厘米
甘肃省博物馆藏
“铜孟腾子母印”,印章主人孟腾有可能是南中将领孟获族人。在刘备去世后,南中大姓造反,丞相诸葛亮南征,终平定动乱,还留下七擒七纵孟获的传说。
这枚印更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枚子母印。子母印起源于汉代,盛行于魏晋,小印可以嵌套进大印中,故称子母印。
铜孟腾子母印
东汉
高约1.5、边长约1.8厘米
云南省博物馆藏
“孟腾子母印”的大印印文为“孟腾之印”,小印印文为“孟腾”,这对印章也是以南中孟姓为代表的西南地区的人群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实证。
03/
从两块玉石看汉魏的日常生活
●白玉杯、铜缕玉衣
一只「白玉杯」,沟通中原与西域
一只「白玉杯」,魏晋名士慷慨激昂的精神生活
文学自觉时代的风骨与悲怆,翩然到场
在我国,玉石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精神上的含义几乎已得到普遍性的认识。
《大三国志》展也带来了好几件与玉石相关的文物,我们格外关注其中的两件,一盏白玉杯和一件铜缕玉衣:
一件代表着人们在世时的精神生活,另一件则代表了他们身后的精神世界。
铜缕玉衣
东汉
长约164、肩宽69厘米
1985年徐州拉犁山东汉墓出土
徐州博物馆藏
从展厅里这件以鎏金铜缕穿缀2008片玉片制成的铜缕玉衣即可看出,汉代流行厚葬。这与汉代人的生死观有莫大关联。
古代中国文化中本就有着普遍的长寿欲望,秦始皇、汉武帝两位对后世影响至关重要的皇帝对于“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执着,更是在后世扎下了深深的渴求形体不朽和把快乐延伸到来世的根基。
于是,在展厅里我们即可看到东汉时的陪葬器物异常丰富,比如住的高楼一定带有粮仓,这还不够,还有仆人仿佛扛着米袋。“事死如生”,死后的生活几乎已经完备无缺。
七层连阁陶仓楼(局部)
东汉
主楼高192、面阔168厘米
1993年焦作市白庄6号墓出土
焦作市博物馆藏
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等丧葬敛服的出现,也是因为汉朝宫室相信玉具有防腐功能,可永保死者生前的原貌,由此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受生活。
铜缕玉衣(局部)
东汉
长约164、肩宽69厘米
1985年徐州拉犁山东汉墓出土
徐州博物馆藏
与汉代的“厚葬”相对的,是曹魏倡导的“薄葬”。从一只白玉杯,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待来世的朴素观念。
这只白玉杯出土于洛阳市曹魏正始八年墓,是目前我国出土的唯一一只曹魏时期的白玉杯。它一般被认为是一件实用器,而且是一只酒杯,墓主人在生前也十分喜爱。
这只酒杯由新疆和田白玉加工而成,通体温润洁白,杯壁厚薄均匀,无任何纹饰,体现了当时推崇简朴自然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与曹魏提倡“薄葬”是一致的。
白玉杯
图源/洛阳博物馆
从这只素朴的白玉酒杯,不难联系到诗酒唱和这种曹操父子与麾下文人集团交游互动的常见方式。
从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到曹植的“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再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魏晋名士
因为渴求建立不朽功业而自由自信、情感飞扬,因为人生苦短时不我待而慷慨悲歌或纵情享乐,因为现实残酷而避难或超脱成仙的群像,在此时即被立了起来。
白玉杯
图源/洛阳博物馆
从带着神秘色彩的沟通人神的中介,到作为政治符号在各种仪式礼仪上的使用 ,一直到曹魏时期,玉石的神秘色彩才逐渐消隐,成为日常生活的实用器或具备审美价值的工艺品。
这不仅反映出曹魏推崇简朴的社会风气,更证实了玉器由浓重的政治等级化向世俗化转变的重要史实。
通过一件件具体的出土文物进入历史,那么历史就不再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更不再只是大事件的干涩罗列——我们走进武侯祠的展厅,就是要再次闻到白玉杯中的酒香,听到车马过桥时激荡的鸾铃,甚至用眼睛触摸到将军甲胄上的裂痕。
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甚至是不那么熟悉的身影,都在森森柏树的伞盖下,把他们的生活,向我们一一道出。
YOU成都互动福利
大三国志
3月31日-8月31日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大三国志展厅
展览免费,武侯祠门票50元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为YOU成都的粉丝们提供了8物馆邀请函(1柬5人,即1张邀请函可同时5人参观),据此邀请函可免费参观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及《大三国志》展。
快来留言区聊聊你最喜欢的一位三国英雄人物,或者你最想去看的一件文物,我们将随机从留言区抽取8条留言送出邀请函。
福利公布时间
2021年5月30日18:0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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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慕树
图源丨慕树,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提供,或网络
参考文献
1.[美]余英时:《东汉生死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日]金文京 著,何晓毅 梁蕾 译:《三国志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闫菲:《魏晋之际文人生活与文学观念》,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4.周舟 郑媛媛 秦欣欣:《偏将军印章和别部司马印考释》,《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年22期;
5.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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