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死前为什么要杀韩信（刘邦为何故意冤杀韩信）

公元前196年，61岁的刘邦气老力衰，他曾经的威名已然枯朽，已经越来越难以压抑边缘地区豪杰们叛逆之心：

公元前200年，韩王信据马邑叛汉；

公元前197年九月，代相陈豨居代地叛汉；

公元前196年燕王卢馆联合代军叛汉。

考虑到刘邦对韩王信的恩德极为深厚，对陈豨素来信任，卢馆更是他情深意切、义同生死的发小，这些人的背叛无疑让刘邦心怀恐惧：

权力的诱惑面前，究竟还有什么靠得住？

“陛下（刘邦）擢仆（韩王信）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 ——韩王信致书汉军，《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 ——《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

韩信

相形之下，那个被刘邦所畏忌的韩信，却远比刘邦年轻。这一年，淮阴侯韩信年仅35岁，是人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时段。虽然此时的军神困居长安，但他却威严依旧，足以轻易使刘邦最信任、最桀骜的猛将们雌伏。樊哙的迎头跪送，陈豨的画策钦服，以及军中诸将皆从韩信的经历，无不预示着一旦刘邦撒手归天，这位军神身上可能迸发出的政治能量，将会是何等的惊人。

“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如果刘邦任由时间的演进而无所作为，那么，他无异于以自己柔弱的子嗣们作为筹码，进行了一场风险极大的赌博。

那就是，刘邦要赌：军神韩信是一个缺乏权力欲的深度避世者（如张良，追寻赤松子），或者极度怯懦怕死的顺从之吏（如萧何，送质散财损名），抑或尊崇权威、誓死忠贞的死士（如纪信、夏侯婴），哪怕是心满意足、眷恋享乐的福乐公也行（如张苍）。然而，这些主君眼里的臣子美德，韩信身上一样都没有。

韩信对功名权位的热衷人所共知，“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视侯爵之封为己之耻辱；井陉会战，韩信胆大包天，敢驱市人背水击强赵，勇略机谋三军无不咸服，证明了这位杰出军人注定与胆怯二字无缘；平齐之后，韩信趁主君荥阳受困，落井下石，以假王之封胁迫刘邦，这样的臣子又何以言忠？至于眷恋美色财富、贪慕丝竹雅乐的偏好，至少从有限的记载来看，韩信的一生中绝无沉湎。

“（韩信）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这种贪恋权力、胆大包天、目无主上的豪杰，又怎么能让刘邦放心得下呢？实际上，即便是韩信在他眼前，表现得隐居避世、贪生怕死、忠心耿耿，刘邦也绝不敢进行身后之赌博。因为，谁又能洞察到恭顺的外表下，究竟深藏着一颗怎样的雄心？

“王莽、司马懿父子、萧鸾、宇文护、杨坚等人都曾以忠心著称，以此被委以重任，而后皆行篡弑。”

对于真正的政治家们来说，长远的威胁即是现实的威胁，面对不利的时间趋势无动于衷，将子孙的未来寄予对方的好心情，乃是最不可饶恕的蠢举。而血迹斑斑的历史事实，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石勒侄儿石虎勇冠三军，威隆望重，程瑕劝石勒诛杀石虎，为自己的子孙扫除隐患，石勒不听，认为石虎必不负己，结果其子孙皆灭；苻坚救姚苌（羌人领袖姚弋仲子，姚襄弟）于覆军之际，两次怀柔慕容垂（慕容鲜卑领袖）于出逃、陷害之时，视两人如心腹手足，恩深义重可谓至矣，然淝水败兵之后，姚、慕容皆叛苻坚，苻坚自己亦死于姚苌之手。

“中山王（石虎）勇武权智，群臣莫有及者。观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视之蔑如。兼荷专征岁久，威振外内，性又不仁，残忍无赖。其诸子并长，皆预兵权。陛下在，自当无他，恐其怏怏不可辅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计

……

石宏（石勒子）有怒言，季龙（石虎）幽之。弘赍玺绶亲诣季龙，谕禅位意。季龙曰：“天下人自当有议，何为自论此也！”弘还宫，对其母流涕曰：“先帝真无复遗矣！”俄而季龙遣丞相郭殷持节入，废弘为海阳王。弘安步就车，容色自若，谓群臣曰：“不堪纂承大统，顾惭群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宫人恸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训宫，寻杀之，在位二年，时年二十二。” ——石勒谋臣程瑕劝其早除石虎，以安子孙，石勒不听，后子孙尽被诛灭《晋书载记第五石勒》

“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王猛临死劝诫苻坚，《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东胡跨据六州，南面称帝，陛下劳师累年，然后得之，本非慕义而来。今陛下亲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勋旧。臣愚以为狼虎之心，终不可养，星变如此，愿少留意。”坚报曰：“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汝宜息虑，勿怀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内求诸己，何惧外患乎！” ——苻融劝诫苻坚，警惕境内的鲜卑、羌人等部，苻坚则认为自己可以凭借德行度化之《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坚谓苌曰：‘昔朕以龙骧建业，未尝轻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将军窦冲说：‘王者无戏言，此不祥之征也’，坚默然。”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

所以，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刘邦杀死韩信，并非源于韩信根本不存在的罪行，乃是基于时间趋势可能出现的威胁，而做出的无奈、残酷却理智的预防，是故方有汉高“见信死，且喜且怜之”（《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而苻坚对姚苌、慕容垂的“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内求诸己”（苻坚语），以一厢情愿的幻想，把腐儒的愚民洗脑之术当做施政的真理，在后来的政治家眼里，不过是幼稚肤浅的蠢行。

只有理解这些，才能知晓，为何后来的开国大政治家无不效仿刘邦？这并非残忍的心理做崇，而是因为：刘邦对韩信的诛杀，乃是情与势之间最理性的抉择。

“初，（隋文帝）将受禅，虞庆则劝高祖（隋文帝）尽灭宇文氏，高颎、杨惠亦依违从之。唯（李）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读书人，不足平章此事。’于是遂尽诛之。” ——《隋书·李德林传》

“太子（朱标）谏曰：‘陛下诛夷过滥，恐伤和气。’帝（朱元璋）默然。明日以棘杖遗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难之，帝曰：‘汝不能执使，与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 ——《明朝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