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河抗日名将钟毅（血染沙场战桐柏）

1947年春节期间，我们鄂西北军区抵达湖北宜昌的远安县以北一带（老百姓天天燃放爆竹，印象很深）在那里，我见到了王树声司令员和张才千参谋长，军区重新为我分配工作，王树声司令员让我去二军分区五团任副政治委员军区派人送我去了二旅，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唐河抗日名将钟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唐河抗日名将钟毅

1947年春节期间，我们鄂西北军区抵达湖北宜昌的远安县以北一带（老百姓天天燃放爆竹，印象很深）。在那里，我见到了王树声司令员和张才千参谋长，军区重新为我分配工作，王树声司令员让我去二军分区五团任副政治委员。军区派人送我去了二旅。

在那里，我向杨秀坤①旅长和刘健挺②政委报到，此时，他们分别是二军分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五团，我见到了延安“抗大”时的同学舒烈光③他此时是该团的政治委员，还有五团团长杨洪先、参谋长徐养德等。

舒烈光见我的警卫员谢少清负了伤，就重新给我安排了一位警卫员，叫张益保。

2月13日，五团在孟家岗休整一天，第二天将要出发。舒烈光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五团在三天前接到军区参谋长张才千的电令，要求五团速向四军分区四团靠拢，然后兵分两路，南渡长江。此时五团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十分疲劳，打算休整一天后再行动。

我在此时到任，真没想到，就是因为休息了这一天，五团贻误了战机，错过了南渡长江的机会，迫不得已东渡襄河，转战荆楚，浴血桐柏，惨遭灭顶之灾，我个人也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尝尽了人间的艰辛。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全局形势。1947年1月，国民党军对我鄂西北军区发起了又一轮进攻，猖狂地由西北及北、向东南及南压缩，企图将鄂西北军区部队“围歼”在长江、汉水的三角地带。

面临严峻的局势，根据地日益缩小，第一、二、三、五军分区和鄂西北军区领导机关，先后南撤到敌情相对较轻的荆(门)当(阳)远(安)地区，与四军分区会合。

2月4日，根据中原局的指示，鄂西北区党委在远安以东的老观窝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认为：自中原军区江汉军区部队和一纵突围到鄂西北以来，在鄂西北地区坚持斗争大半年之久，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使其不能北调，有力支援了各解放区兄弟部队的作战。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鄂西北军区部队应采取内线坚持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斗争方针。

区党委决定：军区副司令员罗厚福率领原江汉警卫团（六七百人）化整为零地分散游击于南（漳）保（康）、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军区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以争取主动权，即张才千率领军区机关及警卫部队和四团（一千二百余人），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率领七团（七百余人），二军分区司令员杨秀坤、政治委员刘健挺率领五团（八百余人），这三支主力出去，到外线转大圈子。

于是，军区参谋长张才千于2月9日电令五团向四团靠拢，尔后兵分两路南进，原拟定五团为东路，经当阳淯溪河，直插沙市以西渡过长江；四团为西路，由宜昌以东南渡长江。不久，张才千率四团从宜昌古老背镇(今猇亭)胜利渡江成功，与先期过江转战于湘鄂西的李人林部会合了。

据说2月12日，四团渡江前尚在观音寺附近的南家畈、方家口地区集结待命。五团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已十分疲劳，需要稍事休息。当晚王树声、张才千、王定烈、杨劲等同志分析了情况，认为敌军已逼近了我驻地，若都到齐了才行动，目标太集中，企图易暴露，渡江难以成功。

当即断然决定，王树声司令员等领导人当晚立即动身化装前往华北。由王展、王克强、樊敏夫率领县大队就地坚持斗争。为分散敌注意力，四团首先行动，以吸引敌人，并函告杨、刘，让五团休息一天后即按预定计划行动④。

我五团在孟家岗休息一天后，按原计划南行，欲抢占沙市以西的李埠，从那里抢渡长江。南进途中，我团侦察兵在襄沙公路附近，捕获了敌军十三旅一个号房子的副官，从他的嘴里得知，敌人一个旅已封锁了江陵至沙洋一线，并向我们扑来。

根据敌情，看来长江是过不去了。杨秀坤和刘健挺临时召集我们五团的几位干部在一个地坎边开会，大家认为，北、南、西三面均是敌人，为避免与强敌决战，临时决定部队调头向东，抢渡襄河。

17日，五团抵达钟祥以南的石牌，决定趁敌正规部队尚未到达之际东渡襄河。部队在附近恰遇敌运粮船队，一阵短暂的战斗，消灭了敌人，缴获了敌运粮船队，解决了渡河船只。

在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我团开始渡河。由于船小，每次载人不多，渡河一直持续到夜晚。我军东渡襄河得到沿岸群众的大力支持，记得有一个小伙子是他家的独生子，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为我军渡河摇桨使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夜渡襄河时，虽未遇敌人拦截，但渡河中也有损失。南远中心县委书记吴天成和十多名地方干部乘船行至江心，因船小人多，激浪掀翻木船，全船人落水。木船沉入水中，十五人不幸牺牲，仅有三人被救幸存。

我团东渡襄河的行动，打乱了敌人的原计划。我带领八连作为后卫掩护着全团的渡河，待八连渡过襄河踏上芦苇滩时，敌人刚刚赶到河边，因不见我团的踪影，漫无目的地放枪。

我团渡过襄河后，在长滩埠同敌保安团打了一场遭遇战。这一仗惊动了敌人，敌正规部队一个团从京山火速向我扑来。我团从京山南面的天子岗直逼应城县汤池，然而，这时敌人已有准备，汤池的敌军也出动拦截。我迫不得已转头北上，整整绕了京山县城外围大半个圈，才从火龙铺穿插出去。

据侦察，敌整编第七十五师又一个团从京山县宋河出动，同我并行，在我右翼窥视我行动。杨秀坤司令员决定，日夜不停，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进入大洪山，再经随县、枣阳、桐柏、泌阳，准备转移到豫西伏牛山后，打到华北去。

部队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行程一百八十里，终于到达了大洪山。我们刚休整两天，敌人就到了。在大洪山区迎着敌人又打了几仗，部队有些损失。据情报，随县、枣阳、钟祥乃至远在襄樊的敌人均已出动，都向大洪山逼近，看来，大洪山非久留之地，于是，五团被迫北上。

经过几次战斗，我部已弹药消耗殆尽，部队决定趁大敌尚未到达之前，尽快设法补充给养。我们打下安居、环潭乡公所，缴获一百多支枪和许多子弹，抓到的俘虏全放了。又一次急行军，迎着枣阳来敌，擦着枣阳的边直奔桐柏山。

桐柏山的3月，天气寒冷，朔风扑面。大地还未吐绿，光秃秃的树林枝叉在寒风中摇曳。只有树林里、岩石下的小草开始返青，在残酷的环境里挣扎，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五团沿路征战虽未受太大的损失，但已是人困马乏。通过电台联络，我们得知张才千参谋长率四团渡过长江后又渡过了清江，已在五峰县红渔坪同李人林部会合，并成立了江南游击纵队。这一消息鼓舞着五团的士气。

原一纵二旅自突围以来，现已一分为三了：四团在湘鄂西；六团大部为掩护主力，自己未能过襄河，后随三旅闵学胜旅长北上入豫鄂、陕南；五团几经鏖战，进入桐柏山时，主力已不足八百人。形势确实严峻。

我们在桐柏又同敌人打了一仗，从俘虏的口中得知，敌军部队有不同的番号，也就是说敌人的多支部队已抵达桐柏。桐柏也不能久留了。我团立即出发北上，向泌阳前进。

到达确山西北地域时，敌情更加严重起来，这里地处平原，交通方便，敌军机械化部队运动速度快，于我不利。此时，我向杨秀坤司令员提出：部队应该向西靠，离平汉铁路远些，同时应该加快速度，不惜代价，快速进入伏牛山区。

杨司令员为难地说：“秦忠啊，你刚来不知道哦，部队两个多月来，天天急行军，打恶仗，太疲劳了呀。这伤病彩号又多，部队都拖垮了，实在是快不起来啰!”

据我侦察员报告，方城、泌阳和驻马店一线的敌人已经出动，妄图在豫南平原地带围歼我团，看来北上的路也被敌军堵死。我团当即决定改向东南行进，打算过平汉铁路东去，进入大别山，再向豫皖苏解放区前进。

3月16日，五团来到信阳西南的白庙子一带，正在山中行军时突遭敌整编第八十五师一部堵击，乃奋起反击，但敌人不断增援，我们很快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圈中。杨秀坤司令员命令杨洪先团长、舒烈光政委和我各带一部，立即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

部队分为三部分勇猛顽强地与敌拼杀，抢占了几个小山头。敌军将我们三个山头分割包围，炮弹呼啸飞来，硝烟、烈火、爆炸声将阵地搅翻了个。

我们拼命打通相互联络的通道，刚打通又被敌人切断，反复了多次，战斗打了整整一个上午，情况越来越危急。敌人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赶到，再这样对峙下去，五团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杨秀坤司令员就在我这个山头指挥战斗。

敌军是全美械装备，火力异常猛烈，那枪炮声像洪水汹涌狂泻的波涛，几乎都听不到间歇。不少碗口粗的松树被敌机枪扫断。杨司令员身边的机枪射手一下子躺倒两个，他急切地接过机枪就打。敌人围了上来，他嘶哑的嗓子吼着装弹手填弹，根本就顾不上指挥了。

我指挥着身边的部队，巩固几个机枪点，命两个连队占领有利地形，我们的还击暂时堵住了敌人。杨司令员的警卫员将他拖了下来。他焦急地问我：“现在怎么办？”

我说：“这样打肯定不行，不能和敌人拼消耗，我们的人和弹药不多，抵不住敌人的进攻，必须立刻转移。”

杨司令员说：“我们已被分割，不打，脱不开身！”

我焦急地说：“现在是千钧一发，只有我这山头的后面，敌人还没围上来，赶快撤出那两个山头，向我这边靠拢。我和八连留下来掩护部队向西突围，现在还来得及！司令员，快下命令！”

杨司令员下达命令：部队立刻撤出战斗！

杨洪先、舒烈光率部队撤出各自的山头与我靠拢了。部队集中力量打了个反击就准备转移。我对杨秀坤说：“我留下来掩护，你们赶快走。我坚持到天黑再追赶你们。如果我牺牲了，就告诉我爱人谢建华。如果我能活着回来，你一定给我证明。”

杨司令员用力握着我的手说：“那是当然的。我们先走，重任交给你啰!坚持到天黑就撤出战斗追我们，我们的方向是朝东过平汉路。”

“是！”我答道。

部队撤出阵地前给我们留下了弹药。敌人此时占领了我们刚放弃的那两个山头，顿时骄狂起来，所有的炮火向我们倾泄过来，跟着轻重机枪也横扫过来。大部队边打边撤，就在这时，舒烈光政委不幸中弹牺牲⑤。大部队还在抵抗敌人的进攻，我对杨司令员和刘健挺政委大喊：“快走！再等就来不及了！”

大部队迅速撤出阵地，向敌人火力较薄弱的西面突出去。八连的战士见到舒政委牺牲了，个个怒火中烧，义愤填膺，复仇的子弹射向敌人。八连的勇士们抗击着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刺刀捅弯了就用石头砸。敌人冲上来，又被我们赶下去，我已记不清打退了敌人多少次冲锋。

炮弹将阵地耕犁了一遍，焦黑的土壤已见不到一点青绿。硝烟遮天闭日，早春落日的余晖也暗淡无光。战斗间隙，战士们爬出阵地，寻找敌人尸体手中的武器弹药，准备再战。

阵地上到处都是敌人和我八连战士的尸体，我看到我们一个牺牲的战士和一个敌兵双双躺在地上，两人的刺刀都捅入了对方的胸膛，我们的战士睁着双眼，死不瞑目，那战场的惨烈情景震撼人心。敌人几度攻占了我们的阵地，但均付出了极重的代价，敌人在我阵地上躺倒了一片，估计也有大几十人。

八连是支英雄的连队，我到五团不久，带八连打了好几次硬仗。八连也是五团中惟一建制较完整的连队。大部队撤离前还有一百三十多人（杨司令员将其他建制不全的连队剩余人员并入了八连），经清点现在只剩三十余人，八连近百人已倒在了阵地上了。

我回头看看幸存者，三十余人有一半是伤员。大家渐渐向我围拢过来，重伤员也向我爬过来，我们围成了一团。轻伤员缠着的绷带已看不出原有的白色，一个重伤员被打断了腿，还在那里一发一发地往弹匣里压子弹。人人身上染着血污，张张脸庞被硝烟熏得黢黑。望着这群勇敢坚强的战士，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有人说：“政委，下命令吧。我们听你的！”

我坚毅地说道：“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人在阵地在！”

“人在阵地在！不怕牺牲，完成任务！”

天黑了下来，我估计大部队已突了出去，掩护任务已完成，我命令八连撤出阵地追赶大部队。这时敌人又发起了进攻，妄图将我八连消灭在阵地上。我正准备带领六名战士阻击敌人，让其他人赶紧撤退时，敌人像蝗虫般拥向山头，密集的枪弹射向阵地。

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洞穿我的左腿，我感觉像有人用锤子狠砸在我的腿上，一个踉跄扑倒在地，手上的枪甩出老远，血像涌泉般汩汩流出。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可那腿一点感觉都没有，仗着一股子年轻血气，我扑出去拣起地上的枪欲向前冲去。

警卫员张益保一把搂着我大喊：“政委，你挂彩了！脉管打断了，不包扎，血就流完了！”

他撕了块布条一边给我包扎伤口，一边呜呜地哭。

敌人已冲到了半山腰，情况十分危急。我知道自己负了重伤走不了，决定一个人留下来掩护，让所有的战士赶快撤离。可三十多个战士们都围了过来，谁也不走。有人说：“我们不能丢下政委不管，要死就死在一起！”

我心急火燎大发脾气：“放你妈的屁，都要给我活着！还不快走，等什么？走！”

张益保还在哭。我又骂道：“你个裸日的哭么事，没出息!都给老子走！……”

正发脾气着急，一阵痛楚袭来，我竟晕死过去。

后来得知，战士们顶住了敌人的两次进攻。撤出阵地时，张益保背起我就跑，三十多人边打边撤，轻伤员背着重伤员，相互照应，一口气冲出了阵地。因天色漆黑，敌人看不清我们的去向，也就没有追赶。张益保背我下山后，战士们砍树枝为我弄了副担架，几个人轮流抬着我飞跑。

拂晓时分，我们终于追上了大部队。

原来杨司令员他们率部队从白庙子撤出战斗后向西突围，兜了一个大圈子才转向东去。天亮了，为了躲避敌人，部队忽走忽停，绕来绕去，走了许多冤枉路。我们追上大部队后，随队前进。

整整两天，部队都在同堵截我们的敌人战斗。队伍中有不少人负伤，担架多，行动更慢，杨司令员命令几名战士护卫着我的担架。敌人步步紧逼，枪弹打来，我身边又有战士倒下，这担架实在不能再抬了。

部队一路急奔，黄昏时分，眼见前面有村庄。杨秀坤说：“秦忠，情况太严重，不能再抬你走了。等会就把你寄放在老百姓家隐蔽起来。”

一听这话，我痛苦万分，伤心地对杨秀坤说：“司令员，我伤得这样，是个累赘，不能因为我影响部队，牺牲更多的人。”

说着，我伸手拔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张益保眼尖手快一把夺过我的手枪，嚎啕大哭：“政委，要死也轮不到你死。我背也要把你背出去！”

大家都流泪了。杨秀坤说：“现在只能这样，我马上安置你隐蔽在老乡家。如果你牺牲了，我们一定报告上级和谢建华同志，说你打得很英勇，指挥灵活，掩护大部队突了围。希望你能活着回到部队。”

后来得知，五团从白庙子突围后，一路向东，进入湖北。沿途不断地遭敌人堵截追杀，到达黄安时又被敌军包围，电台打掉了，全团几乎拼光！所以人们都以为我牺牲了。解放后，见到杨秀坤，他为我写了那段历史的证明材料。

我十三岁参加工农红军，曾负过四次伤，从没掉过队。这次杨秀坤决定我就地隐蔽时，我真是伤心难过，泪湿衣襟啊！十几年来，我从未离开过部队，部队就是我的家呀！此时，如此不幸的事降临自己头上，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要离开，我真受不了!想到自己的前途，想到领导、同志、家人，想到留下来怎么办呢？

警卫员张益保要求留下来伴陪我。杨司令员说不行，说那样目标会更大，反而不安全。张益保下走了我的枪，泪眼婆娑地向我敬了个礼，拔腿就跑了。

半夜进了村，组织上给我留下十多万元的法币，全交给了那家接纳我的老百姓。当部队出发时，同志们都来和我握手，每个人的眼里都含着热泪，那真是悲惨的分别!我到五团时间很短，到任后就连续行军打仗，部队逐步损失减员，人员和连排建制经常变更，所以对很多连排干部我都叫不上名字，喉咙像被棉花塞住样，我哑口无言，不知说什么好。

同志们也都沉默无语，但心情是一样的，大家都在为我的前途担忧。在人群中，我看见了张益保，向他挥手告别。原来张益保并没有走远，一直悄悄地伴随着我，见我朝他挥手，他再也忍不住，跑了过来搂着我，脸贴着我的胸口哇哇大哭起来。

我抚摸着张益保的头，泪如泉涌。十九岁的张益保个子虽大，但还是个大孩子，跟随我的时间不长，可我俩是生死至交啊!

张益保走了，他三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我。

刘健挺政委最后一个和我握手告别。他和他的警卫员跟上队伍，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

周围慢慢恢复了平静，枪炮声在远处稀疏地响着，只有几个老乡站在我的担架旁。我不让他们抬我走，一直盯着部队消失的方向。冷风嗖嗖，秃树荒草摇曳着发出嘶嘶的啸声，我顿感一阵孤独和寂寞，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可大腿一阵剧烈的疼痛使我大叫了一声，又晕死了过去…（秦亚平）

① 杨秀坤（1911—1993）,四川巫溪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西路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副师长，西路军总支队支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特务团团长，豫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旅长，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第十纵队二十八旅旅长，第二野战军五十八军副军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副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副军长，河南民政厅副厅长。

② 刘健挺（1909—1983）,安徽霍山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连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七十四师独立第一团副团长，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团副政治委员，河南军区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豫西支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警备第十四旅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福建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③ 舒烈光（1918—1947）,四川省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连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某部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第五团参谋长、副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五团政治委员。1947年3月牺牲于河南信阳或湖北黄安。

④ 此段摘自王定烈《游击江南》一文。

⑤ 当时我正指挥战斗，知道舒烈光中弹负伤，部队转移时有人告诉我舒政委已牺牲。多年以后，有人告知舒烈光负伤后随部队行军，直到黄安才不幸牺牲。舒烈光牺牲的确切地点至今尚无定论。

秦忠(1917— 2021年3月)原名秦懋书，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 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交通队队长。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 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排长，一二九师干部轮训队教导员，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供给部 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供给部部长兼 政治委员。抗战胜利后及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政治委员，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沙市纱厂、油厂、电厂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业厅副厅长，省公路厅党委书记，省交通厅副厅 长兼党委副书记，省交通邮电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第 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1993年离休。2021年3月14日因病在武汉辞世，享年10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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