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虽是乱世（民国乱世国家危亡）

原题：《抉择 | 贡发芹》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历史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泱泱华夏，一夜之间陷入了无比深重的苦难之中。神州大地，阴云密布；大江南北，晦气弥漫！

　　七月七日，非法驻扎华北的日军蓄意制造借口，向中国军队开出了罪恶一枪，向河北宛平县城轰出了罪恶一炮，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长期虎视眈眈中国的东瀛日本企图亡我中华，称霸亚洲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强盗本性，彻底暴露。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中国军民抗日怒火被瞬间点燃！中华民族全面抗战骤然打响！

　　国家危亡，民族危亡，倾巢之下哪有完卵？位于交通要道中国南北大动脉津浦线上的军事兼经济重镇明光命运当然也是岌岌可危。特别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以来，时局糜烂，不祥天降。不时有坏消息自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国民首都南京接踵而来，古镇明光恐怖笼罩，人心惶惶，谣传不断。镇上头面人物汪雨相先生更是忧心忡忡，愁肠百结，寝食难安；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何处安身？他在心中一再默念诗圣杜甫的名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诗圣杜工部怎么会如此深刻地描摹出我此时此地的心情心境呢？是未卜先知，还是历史真实再现？心中一片茫然，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37年汪雨相

　　汪雨相，名树德，字雨相，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是古镇明光一位了不起的有识之士。他是明光最后一位科举秀才，明光首位留学外国之人，明光最早学校缉熙两等小学堂首任堂长，明光第一所公立学校国民小学首任学务专员兼首席校董，明光唯一民国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议代表，曾任安徽通俗教育报主计兼编辑，安徽芜湖甲种农校校长，安徽第九师范学校首任校长，安徽盱眙县教育局首任局长，嘉山县财政委员会首任委员长，省通志馆《嘉山县志》第一任采访员，等等，等等，因此，他被誉为明光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皖东地区基础教育奠基人之一，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学高德范，乡梓瞩望。明光士民对他仰敬有加，信任备至，他的言行往往代表明光的风向。

　　还有，汪雨相曾结识过清末民初众多官场政要和社会名流，他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纬学堂附设安徽速成师范班留学时，曾有缘认识了大家钦慕的著名爱国志士陈天华，进一步受到了革命道理的熏陶。陈天华发现汪雨相书法水平非同一般，笔力匀称，字体工整，楷行并备，气韵俱备，功底深厚，曾将汪雨相举荐给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汪雨相因此成为孙先生的文书，经常为孙先生誊抄演讲文稿，深得到孙先生之赞许：“你的字和你的人一样英俊。”四川籍同学李誉龙见汪雨相非常愤恨清廷，思想激进，慨然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学成归国后，汪雨相还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安徽督军柏文蔚的秘书。作为从一个封建文士成长为革命党人的汪雨相，眼界开阔，高瞻远瞩，阅历丰富，深谋远虑。社会关系纵横，人脉交际广泛。

　　最值得一提的是，汪雨相留学日本还结识了一个特别的风云人物——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年轻气盛，用母亲变卖首饰筹得的钱款自费到日本学习军事，结果被军校拒之门外，非常沮丧，整天借酒浇愁，郁郁寡欢。汪雨相很同情蒋介石，多方劝慰，并将其介绍给了同盟会元老陈其美，由陈推荐给孙中山先生，蒋介石由此受到孙先生的欣赏倚重，悉心栽培，后来得以叱咤风云，左右中国政坛二十余年。民国十六年初夏，汪雨相回故里明光探亲，巧遇国民革命军北伐途径明光。意气风发的总司令蒋介石特地将其铁甲专列停靠在津浦线明光站，专门接见帮助过自己的故旧汪雨相。为尽地主之谊，汪雨相商请明光商会会长李宏义组织了四五百个市民手执彩旗，前往车站广场欢迎北伐军总司令，并敬献上等明光高粱美酒为官兵壮行。汪雨相因此风光无限，更加受到明光士民刮目相看。

　　汪雨相家部分成员

　　近来，即将花甲之年，已经赋闲故里的汪雨相愁绪满怀，忧心如焚，人们经常看见他眉头紧锁，倒背双手，来来回回，长时间默默地徘徊于庭树之下。确实，国难当头，作为一方志士岂能无动于衷？他很想与长子汪导淮商讨对策，但汪导淮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带领青年学生们忙着宣传抗日，整天走上街头募捐，支持淞沪抗战；每天都在街头进行演出，激励社会各阶层抗战斗志，坚定大家抗战信念。汪导淮还经常亲自上台指挥大家演唱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聂耳的《毕业歌》、《松花江上》等名曲，台下群情激奋，热血沸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支持抗战！”等口号，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汪雨相每次听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时，心中都会为之一惊，震颤不已！是呀，“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危难也正在一步步逼近古镇明光，家何以自保?个人何以独善其身？“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是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垂垂老矣，我没能走上战场，但我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面对国难，必须要有一个鲜明的态度！

　　进入十月，淞沪抗战已近两月。战事异常吃紧，双方已形成胶着状态，中国军队还在誓死抵抗，奋勇杀敌。虽然，日寇三个月灭我中华的狂言已被无情粉碎，但血肉之躯，怎敌日寇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中国军队处于弱势是不争的事实，上海沦陷已无可挽回，蒋介石已将国民政府临时迁往武汉，足以说明，上海是保不住了。上海一旦失守，日寇下一个目标就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沿沪宁线北进，从上海到南京，转瞬之间；从南京到明光，眨眼功夫。南京危在旦夕，决定小镇命运的时刻已迫在眉睫，无情的现实谁都不能回避。目下个人、家庭、家族、亲族命运都处在了十字路口，处于人生关键时刻，灾难即将汹涌而来，绝不能听天由命。有一线希望，都要尽百倍努力！但面对生死存亡，准确选择最佳归宿，实在艰难！稍有不慎，将会万劫不复！

　　留在明光吗？那将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忍受屈辱，苟且偷生，这可不是明智之举！当然历史上也有许多仁人志士人格尊严遭受异族欺凌时，拼死抗争，以保名节，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乃下下之策。诚然，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生命并不足惜，但若连累了家人、族人、亲友、乡邻，那也不应该呀！

　　离开明光吗？当然，没有第二种选择，只有如此，只能如此。眼前，至少还有十天半个月时间可供寻找退路，但事不宜迟，机会稍纵即逝，确定目标，已是刻不容缓。然而故土难移，人之常情，要离开世居之地，还真是恋恋不舍呀！明光可是个好地方呀，这个六百年前的池河与泗（泗州）六（六合）古道交汇处的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渔村，位于明光山下，因山得名，而山乃因明太祖朱元璋而得名。明正德《南畿志·卷八·凤阳府一》云：“明光山，县西南，我圣主生时常有五色云气，故名。”作为大明王朝开国皇帝肇基之地，自然钟灵毓秀，由村而集，由集而镇，逐渐发展壮大。宣统三年（1911年）底，全长一千多公里的津浦铁路全线通车，横穿古镇明光，明光从此迎来了历史性转机，商贾开始云集，市井不断繁盛，人口持续剧增，百业兴旺发达，一跃成为闻名遐迩的农商产品集散地。古镇上的胡、李、汪、秦四大家族生业更是如日中天。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脱离安徽泗州盱眙县，改隶新立嘉山县的明光镇发展势头更加迅猛，繁华富庶程度远超周边各个县城。正因为如此，古镇明光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火袭来，已不可避免。

　　汪氏祖籍皖南休宁，明中叶迁至明光之后，十几辈人都在这里亦儒亦商，耕读相守，人丁兴旺，声名远著。然而，不管怎样，这里无论如何也呆不下去了。

　　明光另外三大家族的头面人物也与汪雨相一样，也都紧锣密鼓计划准备，选择走为上。但走向何处又都在观望，总之逃难第一。于是大家纷纷问计于汪雨相，当然没有明确答案。汪雨相心中早在盘算，但还没有最后痛下决心。即使决心已下，也不能告诉大家。一旦说出来就会引起炸锅，假如遭来成百上千市民跟随，那怎么办？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何以照顾大家？不管不问？那就是不仁不义呀！届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就真的走投无路了。所以，每次汪雨相都虚与委蛇，不置可否。被问急了，就以等等再看，应付了事。

　　也有人当众饶舌，那还用说？汪先生一家肯定选择武汉了，那里有老朋友蒋委员长罩着，把家人安置到大后方去，带领几个公子投奔蒋介石，在国民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不成问题，吃香的，喝辣的，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去处吗？汪雨相很快摇头：“大家太抬举我汪某了，老朽只是三十多年前在日本与蒋先生见过几次面，此后从无来往，交情远远没有你们猜想的那么深厚。”但汪雨相越这样说，大家越是坚信汪雨相在卖关子，武汉肯定是汪家的最佳选择。

　　其实，汪雨相早已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了。那次蒋介石当场在明光车站发表了演说时，趾高气昂，霸气十足，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令汪雨相大失所望。汪当时就断定，此人不可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光明。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汪雨相当即带领和影响一批国民党员集体退出国民党，已彻底断绝了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关系，对蒋介石已不抱任何念想。人贵有自知之明，时下贸然前往险象环生的武汉，以全家老小性命托付于蒋介石，只能自取其辱，自断退路，自毁前程，那是万万不可的，但这个想法也是万万不能透露给小镇任何一个士绅的，乱世之际，谨言慎行为要。

　　古人云，临大计，决大义，理当毅然决然，不能有丝毫犹豫！自称稳重有余、果敢不足的汪雨相，经过多日苦苦挣扎之后，果敢决断：离开明光，奔赴延安！

　　一天晚饭后，汪雨相踱到长子汪导淮的卧室，拐弯抹角地把离开明光的计划告诉了汪导淮，汪导淮说他也在思考去处，谋划已久，不知去哪？其实，汪导淮早已决定，他怕父亲接受不了，一直埋在心里，等待时机，说服父亲。汪雨相犹豫了一下，试探道：“你看……去那个地方怎么样？”他用手指了指西北方向。“去延安？我早有此意！” 原来儿子与自己不谋而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汪雨相抑制不住心中喜悦：“小声点！”，于是父子二人都会心地笑了！汪导淮告诉父亲，北边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汪雨相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随后父子俩又商定了带领全家十二人和亲族十六人一道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具体细节。

　　汪雨相一生都在追求进步，但一开始，他对中国共产党知之甚少。民国十年（1921年）共产党成立时，汪雨相就听说了，但他一直没有主动接触共产党，也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长子汪导淮，民国三十二年春，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汪导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上海交大支部宣传委员兼法南支部党团书记。当年十一月初，在上海外滩组织的一次“飞行集会”中被国民党警察逮捕。好在汪导淮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汪雨相得知后，通过亲族合力筹款，利用早年朋友等各种关系，终于将汪导淮营救出来。汪导淮出狱后拒绝在国民党《紧要启示》抄写件上签字，让汪雨相看到在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革命青年的凛然正气，儿子有如此骨气，令他非常欣慰，非常自豪，但他并不知道儿子本人就是共产党员，是明光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汪导淮被营救出来之后，暂时寄居明光，一边教书，一边秘密从事党的活动，与李纯儒等爱国青年组织“二三读书会”，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讨论国是，传播进步文化，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号召进步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通讯》等进步书刊带回家中给父亲私下阅读，处在苦苦思索中的汪雨相心中渐渐明朗，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而完整的认识，看到了中国希望之所在。

　　抗战爆发不久，汪导淮在家中与秦其谷、李纯儒、李星北等明光进步青年筹备组织了“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随后又发动明光进步青年组织了“抗日救亡剧团”，同时，汪导淮、秦其谷、李纯儒、李星北等人还创办了《抗日快报》，积极开展活动，竭尽所能，宣传抗日。《抗日快报》汪雨相每期必读，他发现报上署名汪道涵的每篇文章大致内容，汪导淮事先都与自己聊过，他因此推断，这个汪道涵就是长子汪导淮，他带领的一批进步青年可能就是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不过他没有点破。梁启超曰：“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自己虽然老了，不能投笔从戎，冲锋陷阵，杀敌报国，但仍应尽己所能，全力支持青年们投身革命，也是为民族尽责、为国家尽忠、为社会尽智。

　　汪道涵

　　事实也正是如此，汪导淮出狱回到故里，他牢记父亲的教诲，做个有道德有涵养的人，改名汪道涵，并已领衔成立了明光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明光临时支部。汪雨相因此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只有“共产党是抗日最坚决彻底的，非共产党是不能救国的”。当汪导淮提出将明光临时支部成员一起带走时，汪雨相没有丝毫犹豫，慨然应允。

　　考虑到此去恐怕今生再也回不到明光了，汪雨相不免伤感。但离开明光是唯一选择，不能有任何优柔侥幸，只能当机立断！此刻华夏大地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到处混乱不堪，明光到延安，两千多公里路程，艰难险远，跋山涉水，关隘重重，可不是闹着玩的，不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哪能看到希望？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千里迢迢，人生地疏，拖家带眷，盘缠何来？当然是变卖家产，而且要果断迅速，既要快刀斩乱麻，还要人不知鬼不觉。于是汪雨相私下里悄悄联系买主，将祖产老屋贱价出售。虽然计划周密，但仍有人得知，前来探问，准备动身？汪雨相沉着应对，不动声色与之周旋，称二女儿重病，亟需一大笔钱带到外地寻求名医救治，随即消除了左邻右舍疑虑。

　　然而不能从明光上车，容易引起恐慌；不能白天集中行动，容易暴露目标。汪雨相借故来到二十公里外的小溪河车站，带上厚礼找到好友刘站长，说明来意，最终安排好乘车事宜，先从小溪河上车，沿津浦线至徐州，后改乘陇海线火车至西安。

　　到了西安，怎么办呢？汪雨相心中没有底，但天无绝人之路，届时再寻找奔赴延安的途径。一切安顿好之后，汪雨相又悄无声息返回明光，小心翼翼开始下一步行动。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九日（1937年10月9日）晚，汪雨相在家秘密召集相关人员会议，要求大家千万注意保密，分头通知，悄悄准备，轻装从简，次日傍晚之前务必分头赶往古镇北面明光山背后的山洼里集合，过时不候。

　　十日太阳落山之际，计划中的二十八人从不同方向赶到。大家发现，有两辆马车等候在那里，那是汪雨相事先重金雇来的，足见其虑事周密，办事周到。汪雨相见人已到齐，当即吩咐将妇女、小孩及行李安排上马车，男丁一律步行，乘着慢慢降临的夜色，开始向小溪河镇进发。一夜劳顿，天亮之前终于赶到小溪河火车站。上午八时，一行二十八人顺利挤上了北上的闷罐列车。列车缓缓开动，乡关渐行渐远，故园从此山高水长。一股苍凉之感瞬间涌上汪雨相心头，他不仅老泪纵横，一声长叹：都说落叶归根，我老了还要背井离乡，真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啊！汪某今生愧对祖先、愧对乡梓，生我养我的明光啊，再见了！

　　几天后，汪雨相一行历尽千辛万苦，到达西安。正在寻求前往延安途径时，巧遇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经他们联络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排，又过几天，终于辗转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六旬老人于民族危难关头，举家千里迢迢投身革命，实属人生一大壮举，一时传为佳话。

　　汪雨相到达延安后，即留在陕北做抗日工作，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医院文化教员、安塞小学教员，并开始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二十九年，汪雨相在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工作学习了一个时期，“益信共产党所倡议新民主主义才能抗日必胜，救国必成功，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彻底解放民族的”，于是汪雨相商得共产党员李景林科长介绍，表示“我虽年老，极愿加入共产党终身为人民服务”，正式提出入党请求。后得李科长答复：“年老身衰，组织上的严格生活过不来，即不入党也是同样看待。”汪雨相“自愧条件不够，只好做一个忠实的同情共产主义者”继续学习，努力进步。

　　次年，经延安民政厅机关推选、刘景范厅长介绍，汪雨相当选为延安市驻会参议员、政府委员，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秘书长等职，荣幸之余，第二次向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和新当选为延安市市长的李景林口头上提出要求入党的意愿，但“未敢冒昧作坚决之要求 ”。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但汪雨相不埋怨，不畏难，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孜孜以求，不懈奋斗，默默奉献，坚决信仰共产主义，坚持自觉为党工作，坚定不移向心中的目标迈进。

　　七年后，古稀之年汪雨相再也按耐不住自己对共产党的崇敬心情，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五月一日，直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入党申请书，“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独裁蒋介石集团必然灭亡”之信念，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党一切政策而奋斗”，“再行坚决呈明志愿要求加入共产党做一名共产党员”。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吸收他入党。中组部在给他的信上说：“汪雨相同志：关于你入党申请，业经中央批准，正式吸收为我党党员。党龄从一九四八年五月廿三日算起，无候补期。中组部六月十五日。”汪雨相古稀之年终于实现了他一生的最大心愿，足慰平生，再无遗憾！

　　后来，汪雨相因年迈退休，一九四九年迁北京居住，一九六二年二月逝世，享年八十五岁。斯人虽去，但历史将永世铭记他的人生抉择壮举。

　　汪雨相长子汪道涵到达延安后，当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奔赴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参加新四军，次年带领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打回老家，参与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几个月后担任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解放后，汪道涵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国家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另有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退休后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致力于海峡两岸交流工作，促成了两岸“九二共识”，开启了两岸政治对话新纪元，举行了著名的“汪辜会谈”，为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其他几个子女分别担任过国家机要局局长、上海科协主席等要职，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这句诗可以说也是汪雨相一生的写照。他由清末一位秀才，到同盟会员，不断追求光明和真理，终于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最终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一生面临多次重大人生选择。他抛弃封建孔孟思想后，开始信奉孙中山旧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后来信奉孙中山新三民主义 “联俄、联共、辅助农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断然退出国民党，坚定地加入了反蒋队伍。这些都是汪雨相人生的重大选择，始终从容面对，无怨无悔。尤其在社会动荡不安、形势波诡云谲、命途变幻莫测的历史关键时刻，他没有选择抗战后方，而是选择边区延安；没有选择故旧国民党统帅蒋介石，而是选择素不相识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没有选择当时自称强大的国民党，而是选择艰难发展中的共产党。审时度势，果断坚决，举家携亲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是汪雨相一生最艰难最明智最正确的抉择。

　　岁寒知松柏高洁，临危知志士远见。天乱志不乱，世乱心不乱。汪雨相站在在国家、民族、时代、社会、家庭、个人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果敢作出正确抉择，完全顺应了历史潮流。汪雨相用行动诠释了孙中山先生的名言：“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堪称时代典范，永远启迪后人！

　　2021年5月3日初稿于办公室

　　2021年5月4日修改于办公室

　　2021年6月26日再改于办公室

　　作者简介

　　贡发芹（1965年10月—），笔名亚鲁，贡晖，安徽省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安徽省明光市政协常委、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历史学会会员，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学会会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副秘书长，滁州市散文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有诗集《蹒跚学步》、《浅唱低吟》、《柔声细语》、《轻描淡写》等，散文集《帝乡散记》（38.8万字）、《帝乡散忆》（42万字）、《故园乡愁》（30万字）、《明光史话》（40万字），文艺评论集《管见孔识》，史学专著《吴棠史料》（35万字）、《史林拾荒》（３４万字）、《明光历史人物》（50万字）、《明光人文概览》（16万字）、《明光政协史》（二卷）(上、下册，115万字，主编）、《嘉山县志》（80万字，点校）等作品集2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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