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贞德生平（关于贞德的记忆）

贞德并不是一直拥有今日的声名，在她去世后的16-17世纪中，这位洛林少女的传说虽然未曾中断过，但彼时的贞德只是法兰西历史中众多英雄故事中的一名，并未达到今日我们所见民族象征的地位，而在那时关于贞德的争论就已经出现，有人认为真伪淳朴的牧羊女“比古罗马的任何男子都勇敢”，也有人认为她只是“法国宫廷创造出来的工具”，然而不管怎样，此时与贞德有关的不同看法均未带有政治上的意味。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进入18世纪的启蒙与时代后，贞德的历史形象大为降低了，伏尔泰甚至在著名的《哲学辞典》中认为贞德只是“一个不幸的女白痴”，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启蒙时代，人们对中世纪的认识充满了不屑与鄙夷，将其视之为“黑暗的中世纪”（事实上今日国人对中世纪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这种启蒙叙事），另一方面贞德的个人形象不仅带有鲜明的超自然色彩，并且忠诚于教廷、保卫了君主制度，对启蒙哲人而言，批判贞德也就成为批判天主教教会甚至批判旧制度的重要方式。而这一点也被之后的革命者继承，5月8日是奥尔良解围纪念日，300年来奥尔良每年都会在这个日子纪念贞德，而在革命最激烈的1793年，革命者终止了这一纪念日，直到1802年拿破仑才恢复了它，也正是从拿破仑时代开始，贞德的地位开始迅速上升。

在整个19世纪，贞德拥有四种不同的形象：天主教的圣徒、人民的女儿、抗击侵略的英雄、法兰西民族的象征，而这些对贞德的不同记忆背后，是19世纪那个撕裂的法兰西。有趣的是，或许是因为启蒙哲人对贞德的敌意，烧死贞德的天主教会反而更为积极的利用贞德形象，他们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投靠英国人的主教科雄，并意味深长的指出“科雄是伏尔泰的先驱，是我们民族荣誉最昭彰最彻底的亵渎者。”在1878年伏尔泰去世一百周年纪念中，这种冲突被进一步放大，天主教徒组织了大量抗议活动，伏尔泰的支持者也同样组织了反抗议的游行，但是同时他们也为贞德献上花冠：“献给洛林姑娘贞德，献给法兰西的女英雄，献给教权主义的受害者。”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伏尔泰讽刺贞德《奥尔良姑娘》在1755年至1835年之间反复出版了125次，而1835到1881年之间只出版了13次，这一切都说明，属于伏尔泰的贞德解释已经被淘汰了。

当然对于共和主义者而言，他们也不会将贞德拱手交给教会，他们重新解释了贞德的神迹，当然这一次不会像伏尔泰那样粗鲁，他们将贞德的呼召视为医学中的一种幻视幻听，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米什莱的《法国史》，共和主义者赋予贞德一种新的历史形象。在米什莱笔下，法国人民才是祖国的奠基者、民族共同体的创造者，而贞德则是人民的崇高化身，他是人民的女儿，因此虽然贞德仍然吟唱着旧的故事，但是她已然拥有了共和主义的品质，她属于未来。而进入19世纪后半段之后，社会主义从自由派中分离为独立势力，他们更为激进的解释贞德，认为贞德的品质来自底层，他对农民兄弟满怀同情，并宣称“贞德是我们的，我们不希望任何人碰她。”

与激进的左翼不同，彼时已经被划归为中间派的共和主义者们希望对贞德采取更为温和的解释，将其塑造成超越党派之争的民族和解的象征，而他最重要的推动者就是第三共和国的奠基者甘必大，而这一运动最重要的两个方式，就是设立全国性的贞德节、将贞德封圣，而对于天主教会而言，他们也乐于接受这种和解，教宗早已劝导天主教徒归附共和国，在共和国内部传播上帝之音，而将贞德封圣一事，正好为罗马提供了契机修复其与“教会的长女”之间的关系。最终在1920年这两个目标才终于实现，“这一天，所有法国人都将团结在热情而有益的共同体之中，贞德不属于某个党派，他属于法国。”

共和主义者们想让贞德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但是他们忘了，19世纪的共和国与民族已经分道扬镳，在大革命时代，民族就代表着革命、共和，代表着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在19世纪，法兰西民族代表着民族主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19世纪的前半期，贞德故乡的“贞德屋”的旅客人数往往反映了国际形势，每当法兰西民族遇到危机时，前来纪念贞德的游客就会大幅增多，他们的留言中不乏“在法国绝不能让英国人逞强！”这样的话语，而在1870-1871年的失利后，这种民族主义急剧增长，而德雷福斯案则成为民族主义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贞德甚至被塑造为反犹主义的工具。在民族主义者的叙事中，贞德来自乡土，犹太人四处漂泊；贞德是纯洁的象征，而犹太人“为卖淫提供了强大动力”；贞德是祖国的象征，而犹太人则试图分裂法国；贞德是高等种族之花，而犹太人则是劣等民族。

在进入20世纪之后，关于贞德的争论仍未停止，贝当和戴高乐都曾以贞德比附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贞德仍然是民族主义的论据，只是此时也有人开始主张：“如果她回来，显然她会站在反抗者一边”；甚至在促进欧洲一体化的过程，法国人也积极推动贞德形象，“贞德曾帮助我们统一法国，现在她也会帮助我们建设欧洲的未来。”

所以，为什么是贞德呢？或许是因为她身上包含的美好品格能够满足每一个法国人的想象，就像1920年设立贞德节的提案中说的一样：“每一个法国人，无论其宗教、政治和哲学见解如何，内心之中没有不对贞德心怀敬意的。你们是天主教徒，那他就是一位殉道者；你们是君主派，那他就是为圣路易子孙加冕的女英雄；对于共和主义者，他是人民的孩子；对于社会主义者，她受谴来慰藉穷困者。所有的党派都能援引贞德，但他又超越所有党派，没有哪一方能将他据为己有。”

贞德在漫长的时间中被遗忘和淡化，又骤然转变为民族的象征，实际上体现了法国迈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在旧制度时期，法国不需要象征，他唯一的象征就是国王与王室，所以贞德就和法国历史中其他的英雄人物一起，在吟游诗人的口中传颂，而在革命发生以后，新的法国决意与旧制度彻底决裂，在这个过程中，新法国的象征物被急速创造出来，他们有的是革命时代的创造，比如7月14日，比如马赛曲，比如“自由、平等、博爱”，有的是革命者对古典时代的改造，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比如古罗马的元老院，但同时也有一些是旧制度时代被每个法国人熟知的传说，比如贞德。

因此贞德在一开始之所以被遗忘，是因为王朝体制中的法国不需要象征；革命时代的贞德被敌视，是因为他是旧制度的产物；而19世纪的贞德被上升为民族的象征，是因为她的形象与传说，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法国人的民族想象。在一开始，对于贞德的不同记忆蕴含的是共和主义者与天主教徒的冲突，而在天主教与共和国和解之后，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又在左右两个方向上撕裂了法国，但是无论怎样，每一个人都承认，那个来自洛林的善良女孩，已经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的象征，在民族主义的喧嚣过去以后，贞德，以及所有与贞德有关的记忆，都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