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本善还是恶（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人性的本善还是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人性的本善还是恶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千百年来曾经有过非常热烈的讨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性便已是中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话题。儒家主张性善，孟子为此与各方论战，《孟子》一书中多有反映。普通人则比较熟悉《三字经》的开篇之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法家并不直接论证人性，但否定儒家德政而主张法治，治世不寄希望于人们的道德修养，而是寄希望于令行禁止、赏罚分明的法律。在此中，法家通常认为人们喻于利而行，相比较之下，也可以说是主张性不善论。

相比于中国法家，西方人可以说是明确主张人性恶，他们的法制观念、民主观念实际都以人性恶为出发点。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论及西方人的宪政观念时，即以“人性恶”为根本的解释。他在该书中的中西比较，虽然不是专业的政治评论，但却把西方政治的前提思想说得很直白：

……宪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预断的把统治者当作坏坯子看待：他或许会滥用权力而损坏我们的权利，吾们乃借重宪法为捍卫吾人权利的武器。中国对于政府的概念，恰与此预断直接相反。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谓之“父母政府”，或者是“贤能政府”。他们将照顾人民之权利，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子女，是以吾们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在此等人手中，吾人付托以数千百万的资产，从不一问其开支报告；吾们又赋予此辈以无限政治权利，亦从不计及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

在单一明确的性善论、性恶论之外，世人更多运用的也许是各种折中观念，比如《孟子.告子》篇中，便透露出告子学派的人性折中意识，以为人性可善可恶，本质上也就无善无恶。如下面的话句：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孟子在这里看似驳倒了告子，但人们基于自己日常生活的感受，可能更愿意取用告子之言。人们扪心自问，觉得自己还是心存善念的，是一个好人，但也不免于因他人的恶意而生出对他人的恶意来。这种将自己的恶意，归因于他人恶意的心理，固然有自我修饰的因素，但确实也有人际恶意相互诱导的因素，否则怎么会有“冤冤相报”这一成语？但不管怎样，人心中也有恶意是肯定的，因此人既可能为善，也可能为不善，这基本上是一种常识。既然可善可不善，则善与不善皆非本质所在，因此人性也就无所谓善，无所谓不善。

既非善也非不善，有善也有恶，这样的论调可谓四平八稳，并被认为合于中庸调和的精神，但问题是在于，类似这样的论调通常只是表面上的中庸调和，只是调和他人的意见而没有自己的基础研究，缺乏根底不切实际，无法让我们明确，一个人什么情况下会展现其善，什么情况下又会展现其恶，从而无所可用。

因此斥两端为非而摘取其中的表面中庸的调和论调，无法让真正的学者感到满意。既非善也非恶，或有善亦有恶，究竟如何把握？这里面能不能有一点直达根底的科学精神，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科学停靠所？鲁迅先生直接将调和论者形容为“叭儿狗”，痛斥其非，说他们“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是关于人心社会的见解又能如何科学化？我们虽有科学社会主义之说，但其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显然大异其趣，一个信奉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的人，常要对此中的科学原理表示怀疑。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成长起来的逻辑实证主义，甚至认为一切形而上学皆为虚妄。关于人心精神现象的研究显然与此相类似，即使心理学的研究号称科学，也终究无法与物理、化学的科学性相提并论，因此梁漱溟先生要将心理学置于科学与哲学之间。

当今时代的人们对形而上学已经感到厌倦，很少争论人性善或人性恶，只凭着经验感觉行事，有时从人性善出发追求理想，有时又从人性恶出发保护自我。这样的态度虽然看起来很务实，但实际上却很难落到实处，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比如米国人总以人性恶的观点看待他们的竞争对手，觉得对手干什么都是包藏祸心，比如中国西藏修公路，在他们眼中，就是在为未来中印战争的后勤调动做准备，至于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更是意欲攻击美国的不可饶恕的罪恶行为。但说到美国的飞机舰船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将北约推进到俄罗斯家门口，美国人却又总以人性善的观点来看待自己，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和平。可见调和论落到实处，其实并不易调和。

即使一个人没有“我本善而他人恶”的傲慢，也仍然会因善恶调和论而无所适从。当与他人有事发生时，他很难把握对方究竟会向善的方向发展，还是向恶的方向发展，从而也就无法明确自己所应采取的态度，所应选择的目标，这会导致他的目标摇摆不定，方向忽左忽右。如此一来，最终效果之不佳，已是可想而知。

但是我们又能如何面对人心社会的问题？能够如何把握人性？

纯哲理的态度看起来不行，但又做不到真正的科学化，则梁漱溟先生间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拟科学态度，实际上就成了最为可取的面对人心社会的研究方法。就人心而言，哲学的态度是从表面的精神现象直达人的本质与规律，科学的态度则着力于人脑神经系统的生物本体来确定种种精神现象，拟科学的态度，则参考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等科学研究，从弄而统之的人心现象中拟科学地确定一个人心本体，并从中区分出本能体系、意识体系、情感体系，将种种人心精神现象与这拟科学的人心本体各体系相对应，从而可以展开拟科学的研究。

以此而言，则中西人性论之不同，不再依据于漂浮的人心现象，而是可以落实为人心本体的不同体系，及其不同展现。西方人着意于人心的本能体系，而人的本能源自动物生命，有着追求自存与繁衍的自私特性，实在不难从中发现人性的恶；而中国儒家着意于人的情感体系，此情感体系是在人的社会化行为中成长起来，有着与他人相与为一的特性，因此实在不难从中发现人性的善。特别地，情感体系从本能体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是生命的自我完善，因此必然浸透着生命向上的特性，生命向上则生，向下则死，恰如弗洛依德所谓之生死本能，因此情感体系体现的是生命向上的特性，也就是生命之为生命的特性，因此情感体系中的人性善实在可以说是扎根于生命向上的根本特性，孟子因此要说“暴虐如桀纣亦性善”，即生命本善。

当然，之所以取拟科学的态度而不取科学的态度，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的有限。人不能超越宇宙，也不能超越人自身，因此无法以真正科学的态度面对人自身，面对最后的宇宙根本。人类的新时代，终将回归于人类有限哲学。

因为人的有限，西方哲学的基于科学理想的一元论目标，实际上无法实现，最终起作用的，只能是多元互补。在人性论问题上，即指某种终极归一化定性的人性论观念都是无法成立的，我们只能从本能体系、情感体系，乃至于意识体系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把握人性，而有多元互补的人性论。此多元互补的人性论，将使非善非不善、亦善亦不善的表面中庸的调和人性论落到实处，而不再流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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