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本善还是恶(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人性的本善还是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人性的本善还是恶(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人性的本善还是恶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千百年来曾经有过非常热烈的讨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性便已是中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话题。儒家主张性善,孟子为此与各方论战,《孟子》一书中多有反映。普通人则比较熟悉《三字经》的开篇之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法家并不直接论证人性,但否定儒家德政而主张法治,治世不寄希望于人们的道德修养,而是寄希望于令行禁止、赏罚分明的法律。在此中,法家通常认为人们喻于利而行,相比较之下,也可以说是主张性不善论。

相比于中国法家,西方人可以说是明确主张人性恶,他们的法制观念、民主观念实际都以人性恶为出发点。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论及西方人的宪政观念时,即以“人性恶”为根本的解释。他在该书中的中西比较,虽然不是专业的政治评论,但却把西方政治的前提思想说得很直白:

……宪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预断的把统治者当作坏坯子看待:他或许会滥用权力而损坏我们的权利,吾们乃借重宪法为捍卫吾人权利的武器。中国对于政府的概念,恰与此预断直接相反。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谓之“父母政府”,或者是“贤能政府”。他们将照顾人民之权利,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子女,是以吾们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在此等人手中,吾人付托以数千百万的资产,从不一问其开支报告;吾们又赋予此辈以无限政治权利,亦从不计及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

在单一明确的性善论、性恶论之外,世人更多运用的也许是各种折中观念,比如《孟子.告子》篇中,便透露出告子学派的人性折中意识,以为人性可善可恶,本质上也就无善无恶。如下面的话句: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孟子在这里看似驳倒了告子,但人们基于自己日常生活的感受,可能更愿意取用告子之言。人们扪心自问,觉得自己还是心存善念的,是一个好人,但也不免于因他人的恶意而生出对他人的恶意来。这种将自己的恶意,归因于他人恶意的心理,固然有自我修饰的因素,但确实也有人际恶意相互诱导的因素,否则怎么会有“冤冤相报”这一成语?但不管怎样,人心中也有恶意是肯定的,因此人既可能为善,也可能为不善,这基本上是一种常识。既然可善可不善,则善与不善皆非本质所在,因此人性也就无所谓善,无所谓不善。

既非善也非不善,有善也有恶,这样的论调可谓四平八稳,并被认为合于中庸调和的精神,但问题是在于,类似这样的论调通常只是表面上的中庸调和,只是调和他人的意见而没有自己的基础研究,缺乏根底不切实际,无法让我们明确,一个人什么情况下会展现其善,什么情况下又会展现其恶,从而无所可用。

因此斥两端为非而摘取其中的表面中庸的调和论调,无法让真正的学者感到满意。既非善也非恶,或有善亦有恶,究竟如何把握?这里面能不能有一点直达根底的科学精神,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科学停靠所?鲁迅先生直接将调和论者形容为“叭儿狗”,痛斥其非,说他们“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是关于人心社会的见解又能如何科学化?我们虽有科学社会主义之说,但其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显然大异其趣,一个信奉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的人,常要对此中的科学原理表示怀疑。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成长起来的逻辑实证主义,甚至认为一切形而上学皆为虚妄。关于人心精神现象的研究显然与此相类似,即使心理学的研究号称科学,也终究无法与物理、化学的科学性相提并论,因此梁漱溟先生要将心理学置于科学与哲学之间。

当今时代的人们对形而上学已经感到厌倦,很少争论人性善或人性恶,只凭着经验感觉行事,有时从人性善出发追求理想,有时又从人性恶出发保护自我。这样的态度虽然看起来很务实,但实际上却很难落到实处,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比如米国人总以人性恶的观点看待他们的竞争对手,觉得对手干什么都是包藏祸心,比如中国西藏修公路,在他们眼中,就是在为未来中印战争的后勤调动做准备,至于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更是意欲攻击美国的不可饶恕的罪恶行为。但说到美国的飞机舰船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将北约推进到俄罗斯家门口,美国人却又总以人性善的观点来看待自己,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和平。可见调和论落到实处,其实并不易调和。

即使一个人没有“我本善而他人恶”的傲慢,也仍然会因善恶调和论而无所适从。当与他人有事发生时,他很难把握对方究竟会向善的方向发展,还是向恶的方向发展,从而也就无法明确自己所应采取的态度,所应选择的目标,这会导致他的目标摇摆不定,方向忽左忽右。如此一来,最终效果之不佳,已是可想而知。

但是我们又能如何面对人心社会的问题?能够如何把握人性?

纯哲理的态度看起来不行,但又做不到真正的科学化,则梁漱溟先生间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拟科学态度,实际上就成了最为可取的面对人心社会的研究方法。就人心而言,哲学的态度是从表面的精神现象直达人的本质与规律,科学的态度则着力于人脑神经系统的生物本体来确定种种精神现象,拟科学的态度,则参考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等科学研究,从弄而统之的人心现象中拟科学地确定一个人心本体,并从中区分出本能体系、意识体系、情感体系,将种种人心精神现象与这拟科学的人心本体各体系相对应,从而可以展开拟科学的研究。

以此而言,则中西人性论之不同,不再依据于漂浮的人心现象,而是可以落实为人心本体的不同体系,及其不同展现。西方人着意于人心的本能体系,而人的本能源自动物生命,有着追求自存与繁衍的自私特性,实在不难从中发现人性的恶;而中国儒家着意于人的情感体系,此情感体系是在人的社会化行为中成长起来,有着与他人相与为一的特性,因此实在不难从中发现人性的善。特别地,情感体系从本能体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是生命的自我完善,因此必然浸透着生命向上的特性,生命向上则生,向下则死,恰如弗洛依德所谓之生死本能,因此情感体系体现的是生命向上的特性,也就是生命之为生命的特性,因此情感体系中的人性善实在可以说是扎根于生命向上的根本特性,孟子因此要说“暴虐如桀纣亦性善”,即生命本善。

当然,之所以取拟科学的态度而不取科学的态度,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的有限。人不能超越宇宙,也不能超越人自身,因此无法以真正科学的态度面对人自身,面对最后的宇宙根本。人类的新时代,终将回归于人类有限哲学。

因为人的有限,西方哲学的基于科学理想的一元论目标,实际上无法实现,最终起作用的,只能是多元互补。在人性论问题上,即指某种终极归一化定性的人性论观念都是无法成立的,我们只能从本能体系、情感体系,乃至于意识体系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把握人性,而有多元互补的人性论。此多元互补的人性论,将使非善非不善、亦善亦不善的表面中庸的调和人性论落到实处,而不再流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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