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金陵相关的名诗词（对歌咏金陵的古诗文中有关地名之探究）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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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都南京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作者在对历来歌咏古南京的大量诗词歌赋作品进行细致研读的基础上，对诗文中所涉及的古南京地域内的有关地名进行了一番探究。

关键词：地名 南京 金陵

自公元前333年战国时期的楚国始称这一地域为“金陵邑”以来，2300多年来，单古南京地域内市、县以上的建置名称(包括州、郡、府、路、县等等),前后就有四十多个。这在世界各国古城中都是极为罕见的。而由于古都南京所特有的悠久、复杂的人文历史和其交汇吴楚、贯串南北、山水环绕、襟湖带江的特殊地理形势，使其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历史上歌咏古南京的诗词歌赋作品便尤其丰富多彩，据笔者所收集已逾千首。

在收集和注析歌咏古都南京诗词作品的过程中，涉及到古南京地域内的大量有关地名——这其中，大部分在史料上或人们的认识中已有定见，已毋需我们再作探究；但其中也有一些地名，或是由于历史复杂多变，而今人们不易把握；或是因有不同见解至今尚无定见，或是被前人曲解，而后人因袭下来；或是因缺乏实地考察而在有关资料上语焉不详，等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原诗词的理解和注析工作，甚至会影响对我们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是否能正确继承的重大问题。因而，笔者在研读这大量诗词曲赋作品的同时，也花了一部分精力，对诗文中所涉及到的这部分地名作了一点探究。现摘其中部分内容发表于此，以求方家指正，并提请有关部门重视。

一、关于“金陵”

公元前496年(东周敬王二十四年),吴王夫差在冶城山(今南京朝天宫一带)设立手工作坊，铸造兵器。公元前333年(东周显王三十六年),楚威王兴师伐吴，打败越军后，在石头山(今南京城西之清凉山)设置金陵邑。“金陵”之名始于此。金陵，冶炼金属之高地也。唐以后，有人传为秦始皇东南巡途中，在紫金山埋金以镇“王气”,故谓“金陵”。此说颇为牵强附会。秦始皇东巡是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较楚之设金陵邑已晚了一百二十多年。南唐诗人沈彬《金陵杂题》诗句：“王气生秦四百年，晋元东渡浪花船”,是说金陵自秦朝始生“王气”之后，至孙权建都建业(从公元前220多年至公元220多年)的历时四百多年，此说是据传说写成，作不得历史考据。唐房玄龄所撰《晋书·孙权传》和《张纮传》中记载：金陵有“王气”之说，始于孙权的谋士张纮。张勃《吴录》记载：诸葛亮谓石头城“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而张纮和诸葛亮都远在秦之后。也就是说，在秦时，还未见古金陵城有王气之说。

六朝时，古都建康城盛极一时。东晋初宰相王导谓“建康，古之金陵”(《晋书·王导传》)。公元589年，隋灭南陈，拆毁了古都建康的宫阙和城邑。唐初高祖武德八年(625),一度曾改原江宁县为金陵县。这座古都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由于这座古城具有悠久而灿烂的人文历史、独特的地理位置、优美的山色湖光，因而迁客骚人们，对这座古城情有独钟，古城的兴衰变化更易触发他们吊古伤今的文思，尤其是唐代的诗人们，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总爱以“金陵”称呼这座古都，似借此重温古都昔日的辉煌，慰藉心中的寂寞和失落之感。在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诗文中，最早采用“金陵”这一称呼的，似是南朝谢脁的《入朝曲》(内有“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句),自此“金陵”一词便频频地出现在诗文作品中。在唐代诗文中，出现“金陵”名称较早的是初唐王勃的《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王》:“遗墟旧壤，数万里之皇城；虎踞龙盘，三百年之帝国。关连石塞，地实金陵；霸气(是“霸气”而非“王气”)尽而江山空，皇风清而市朝改。”而在大诗人李白的诗中，单我们本书中所涉及的在诗题中直接写明“金陵”二字的，就有三十首之多。自此之后，在歌咏古城南京的诗文中，“金陵”一词便是集“万千钟爱于一身”了。一直延至当今，人们仍然常爱以金陵来代称南京。

二、关于“秣陵”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东南巡钱塘、会稽返途中，改金陵邑为秣陵县。“秣陵”，喂养牲口之高地也。秦始皇巡游时，这一带为后方给养之地。据传，秦于此建县时，因始皇帝厌“金陵”二字的霸气(而不是“王气”),遂贬其名为“秣陵”。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历史上先有秣陵县，而后才有三国东吴的建业城和晋时的江宁县。史载，汉武帝曾封江都王刘敢的儿子刘缠为秣陵侯。公元211年，孙权把政治中心从京口(今镇江)迁至秣陵，改秣陵为建业(即“建功立业"之意)。后政治中心逐渐移至秦淮河北(即现在的南京市区),秣陵仍是建业南面的门户和商业繁盛地区。晋太康元年(280),晋灭吴，再次改建业为秣陵，在秦淮河南置秣陵县。南朝置建兴郡，郡治即在此处。隋大业二年(606),废秣陵县。东晋、南朝时，该地处都城建康之南，为都城防守之门户。南宋时，建康为行都，此处驻有重兵。明代置关，称“秣陵关”。清代，秣陵镇为江宁县三大重镇(另两镇是江宁、湖熟)之一，是江宁城南的军事要冲。

纵观历史上歌咏古南京城的诗词作品，在唐以前，并未见有“秣陵”出现。自唐以后，文人们在其作品中，除尤其喜欢以“金陵”称呼古城外，则也有以“秣陵”代称之了。“金陵怀古”“秣陵怀古”之作比比皆是。这同样也表现了文人们对这座古城的思古之幽情。

“秣陵”一词正式出现在诗词中，似乎是从中唐之后开始的。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以秣陵为题的诗，当以中唐之后的李群玉(813~约860年)的《秣陵怀古》为先，已远较丹阳、扬州、金陵、江宁在诗作中出现为晚。李群玉《秣陵怀古》:“野花黄叶旧吴宫，六代豪华烛散风。龙虎势衰佳气歇，凤凰名在故台空。市朝迁变秋芜绿，坟冢高低落照红。霸业鼎图人去尽，独来惆怅水云中。”诗中的“秣陵”即指古都南京。宋王安石诗中，既用“金陵”称谓(如《金陵怀古》诗四首，《桂枝香·金陵怀古》词“登临送日，正故国晚秋······”),又用“秣陵”称之(如《秣陵道中口占》。女词人李清照《临江曲》词中的“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则成为千古不朽的名句。

三、关于“江宁”

“江宁”一名，由古金陵和秣陵经几代演变而成。司马炎代魏灭吴后，以洛阳为中心建立了西晋王朝。于太康元年(280)改建业为秣陵，又分秣陵为临江县，次年(281)更名为江宁县。据清江宁人金鳌《金陵代征录》所记：江宁一名，始于西晋太康二年。是年，晋武帝司马炎南巡。渡江后夜宿临江县(县治在今江宁区西南处的江宁镇)。当时，黄河以北，战乱已萌；而临江县治濒临长江，夜晚江野寂静，司马炎乃慨叹道：“外江无事，宁静若此”,于是乃改临江县为江宁县。但查史书中并无关于司马炎南巡的记载，“外江(指江南一带)无事，宁静若此”之语也无从稽考。而南朝梁、陈时训诂学家顾野王(519~581,今苏州人)在《舆地志》中载有“外江无事，于南浦置江宁"之语，比较可信。公元317年，东晋元帝司马睿都建业(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而改称建康),江宁遂为京畿要地。南朝灭，隋朝兴，隋炀帝继位后，于大业二年(605),把建康、秣陵、同夏、丹阳、湖熟等县合并为一个大县，即称江宁县。唐武德三年(619)曾更江宁县为归化县(唐初，因县境内曾是农民起义军杜伏威的根据地，杜降唐后，遂改江宁县为归化县)。

武德八年(625),又更归化县为金陵县，后又改为白下县。唐贞观元年(627),恢复江宁县名。在整个唐朝时期，江宁地域内的建制虽屡有改变，但大都还在江宁县的范围之内。只是到唐太宗上元二年，把江宁县改为了上元县。

根据古志记载，自晋代“中兴”以后，历经几个朝代(其间有唐、南唐、北宋、清朝等),均用江宁作郡或府名。因此，“江宁”实为南京长时期的名称，而南京的简称“宁”,即由此而来。南唐期间，改金陵府为江宁府，北宋时也称为江宁府；南宋时又改称建康。清世祖(顺治)统一江南后，于1645年设江南省(包括今苏、皖全部和赣省部分地区),南京复改为江宁府，领江宁、上元等地。

辛亥革命后，在南京成立江苏省行政公署。1913年把原江宁、上元二县合并，称为江宁县。1927年，划南京城郊区域为南京特别市。1934年(民国十三年),移江宁县治于今东山镇，隶属江苏省管辖。从此，江宁县才与南京市分开，而历史上则一直是府、县同城而治。解放后，江宁县地域内部分地方辖属关系虽有所变迁，但基本上保持了独立县的建置(解放后江宁县一度曾划属镇江地区，后很快又归属南京市)。直到近年间，撤县变区，江宁成为今南京市的一个新区，而江宁区政府所在地东山镇则成了南京市的一个新市区。

旧江宁地域具有历史悠久而建置迭变的特点。从公元前333年战国时期的楚因始称“金邑”以来，至今建置已有2300年历史。尔后，在此区域内，历史上仅县以上建置的名称就有秣陵、扬州、丹阳、江乘、湖熟、建业、建邺、建康、临江、江宁、归化、升州、白下、上元、集庆、应天、京师、南京、天京等等总计40多个名称。这不仅在我国，即使在世界各国古城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历史现象。这充分反映了旧江宁地域历史上纷纭复杂的变化和城市盛衰的曲折历程。

四、钟山—蒋山—紫金山一北山一神烈山

钟(鐘)山，地属宁镇山脉西段，东西长约七公里，南北宽约三公里，山形略呈弧形展开，有三峰。山势险峻，蜿蜒如龙，故三国时诸葛亮谓之“钟山龙蟠，石城虎踞”。

钟山曾有过许多称谓。

汉以前，因古城谓金陵邑，因而此山曾名“金陵山”。

按唐《元和郡县志》:“钟山，古金陵山也。县邑之名，由是而立。”

西汉时始称钟山，是依其形而名。因此山邻近金陵城的尖端侧面(西北麓)平面差不多呈等腰三角形，形似古鐘，鐘为古时打击乐器(而不是后来的座钟),青铜制，而此山也是满坡一片苍绿色，故名“鐘山”。

汉末、三国吴时称“蒋山”,是因为纪念东汉末秣陵尉蒋子文而名。蒋子文是一个清廉的官吏，一次因公殉职而葬于此山北麓。东汉时追封其为蒋侯。至东吴时，吴大帝孙权追封其为“蒋王”。孙权并避其祖父孙鐘之讳，而改鐘山为“蒋山”,并设庙祭祀，是为“蒋王庙”。如今庙虽早圮而地名犹存。南齐永明年间，又进而封其为“蒋帝”。隋开皇九年(589),隋军平南朝陈，因蒋山之名而在石头城置蒋州。南唐时，更追封蒋子文为“庄武帝”。

晚唐韦庄有《谒蒋帝庙》诗：“建业城边蒋帝祠，素髯清骨旧风姿。江声似激秦军破，山势如匡晋祚危。残雪岭头明祖练，晚霞檐外簇旌旗。金陵客路方流落，空祝回鸾奠酒卮。”(诗中描绘了“蒋帝”塑像的风姿，回述了东晋时淝水之战的胜利和其后国势的衰微；写钟山上的雪景和西天的晚霞交相辉映，再联系到诗人自身的经遇，寄托了作者对晚唐当时国势的忧虑)。北宋时，大文学家苏轼有《同王胜之游蒋山》《赴岭表过金陵蒋山，泉老招食阻雨不及往》等诗，张耒有《谒蒋帝祠过钟山下》诗，等等(注析见笔者所写《歌咏古都南京的诗词曲赋》一书)。明初，刘基有《蝶恋花·蒋山寺十月桃花》词；乌斯道有《登蒋山》诗：“作镇皇州势独雄，英英紫气散晴峰。龙蟠实为金陵重，鹤怨曾因蕙帐空。云拥禅关新建塔，花明潜邸旧行官。试临绝顶闲凭眺，锦绣山河感慨中。”写登钟山远眺金陵美景，赞美了山河的锦绣，佛寺、宫殿建筑的雄伟等等，显现了明朝开国之初的博大气势(诗中的“禅关”,指灵谷寺；“新建塔”指为兴建孝陵而新移至灵谷寺的宝公塔；“旧行宫”,指元文宗图帖木尔在蒋山所建之行宫；“潜邸”,“潜龙”之宫邸。元文宗在金陵时被封为怀王，后北上大都即帝位，故在蒋山的行宫被称为“潜邸”)。

东晋时，以山坡之紫硕岩在阳光下呈紫金色，而称山为“紫金山”。紫色，古时被视为崇高、祥瑞之色，如紫微星，紫气东来，紫禁城等。古人以紫微星垣比喻帝王的居处，天子所居为“紫宫”。建康为东晋之都城，以“紫金山”称之，更富帝王之气。

南朝时，因钟山的位置大体在京城之北，而又曾称此山为“北山”。南齐孔稚圭(447~501)有《北山移文》记载了此山一带有关的情况，揭露、讽刺了名为退隐山林、实则心怀官禄的所谓隐士。北宋大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退居江宁半山园时写钟山的诗中，就有以《北山》为题的诗：“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王安石同时又称此山为钟山，如《钟山即事》:“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可见，在宋朝时，“北山”和“钟山”之名是共称的。

明初朱元璋死后，因葬其夫妇于此，又称此山为“神烈山”。

当然，在众多的称谓中，以钟山为最知名，也最普及；而南京城的老百姓，则更喜欢，也更习惯地称“紫金山”。

五、关于桑泊一练湖—北湖一玄武湖一元武湖一昆明池

玄武湖秦汉时称“桑泊”,三国时吴军在这里训练水师，故又称“练湖”。

东晋时，因为此湖位于建康皇城之北，遂称“北湖”。南朝宋文帝元嘉一十三年(446年)重新疏浚，并筑北堤，更名“玄武湖”。此为古城第一次出现玄武湖的名称。“玄武”,为天象的“四象”之一，由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组成龟蛇相缠之象，此又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后为道教所信奉。“玄武”同“青龙、白虎、朱雀”合称“四方四神”,其塑像为龟或蛇合体。唐经学家孔颖达疏：“玄武，龟也。”《后汉书·曲礼上》:“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古人面向阳而立，道家观天象分位。而古城南京，东有青龙山，西有虎踞山，南为朱雀航(古址在今内秦淮河夫子庙镇淮桥畔),北为玄武湖，正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天象与地势相应的方位布局。所以，三国吴时的谋士张纮称金陵富有帝王之气，诸葛亮谓古金陵城“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南朝宋时又曾传说见黑龙腾于湖上，故称此湖为“玄武湖”。

南朝梁代刘孝威(仕梁至中庶子兼通事舍人)《登覆舟山望湖北》诗：“紫川通太液，丹岑连少华。堂皇更隐映，松灌杂交加。荇蒲浮叶新，渔舟绕落花。浴童争岸浅，漂女择平沙。极望伤春目，回车归狭斜。”“覆舟山”是南朝乐游苑所在地，是帝王臣僚们游乐宴饮之所(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仅陈后主和其臣僚们留下的记游玩该湖的诗，<诗中多称为“玄圃">就有数十首之多)。玄武湖即在此山下(“覆舟山”与钟山形断而脉连，状如一舟覆地，因得此名。此山因近玄武湖，又有“玄武山”之称，而山上建有规模宏大的佛寺，一时香火极盛，有类皖南的佛教胜地九华山，又被称为“小九华山”,今人简称之“九华山”。南齐武帝晨游钟山射雉，行至此闻鸡鸣，故名山上佛寺为“鸡鸣寺”)。这首诗是作者当年登上小九华山时眺望玄武湖景致时写下的。诗中，“紫川"即金川河(紫，祥瑞之色。金，富贵之色。明代以后叫金川河);“太液”,汉代皇宫外的湖泊称太液池，此处借指玄武湖。丹岑，指紫金山，因山上的褐铁矿在阳光下呈赤褐色(或谓紫色),故此诗中称紫金山为“丹岑”。“少华",即小九华山。“少华山”原为仙界中山名。诗中详细描写了湖畔的树木，水上的生物，湖边嬉水游玩的儿童和沙岸边洗衣、晾衣的妇女等等，很是生动传神。玄武湖景物盎然入诗，这在我们所见古诗中是首次。

唐玄宗时张九龄有《经江宁览旧迹至玄武湖》长诗：“南国更数世，北湖方十洲。天清华林院，日晏景阳楼。果下白仙骑，津旁驻彩旒(古代帝王礼帽前后的玉串),凫鸥喧凤管，荷芰斗龙舟······水淀还相阅，菱歌亦故遒。雄图不足向，唯想事风流。”写六朝时玄武湖上及其湖畔繁华风流之况，慨叹朝代的变异。从诗中可知，唐时同时叫玄武湖为“北湖”。

南朝时又因玄武湖在乐游苑之后而称其为“后湖”,这同时又相对于东城门外的“前湖”(燕雀湖)而言，前湖在东城门外，明代建宫时填塞了许多，此后仅残存一部分，至今仍荡漾于中山门外侧。李白《金陵三首》其二中有“空余后湖月，波上对瀛洲”句。

晚唐李商隐《咏史》诗之一：“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对六朝兴废变化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诗中的“南埭(dài)”,是三国吴帝孙权时在建业城东部所开之渠，以泻玄武湖水南入秦淮河，河口有埭(拦水坝),南埭又叫“鸡鸣埭”,因其位于鸡鸣寺附近而名之。李商隐将其吊古感伤之情融入玄武湖一片茫茫湖水之中。李商隐《南朝》诗：“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敌国军营漂木柿，前朝神庙锁烟煤。满宫学士皆颜色，江令当年只费才。”诗中讽刺了南朝陈后主、南齐东昏侯、南陈大臣江总等人的耽乐误国。李商隐《陈后宫》诗：“玄武开新苑，龙舟宴幸频。清莲参法驾，沙鸟犯勾陈······”诗中前引部分写南朝陈后主君臣沉溺于宫殿后的玄武湖上的游宴和淫乐，以至惊动了湖上的鸥鸟一直飞上了星空，冲犯了金陵上空的王气(因而导致其亡国则是必然的了)。

南唐中主李璟有《游后湖赏亭花》诗：“蓼花蘸水火不灭，水鸟惊鱼银梭投。满目荷花千万顷，红碧相杂敷清流。孙武已斩吴宫女，琉璃池上佳人头。”他似乎由此悟到了一些治国的道理，但孱弱的南唐到底还是一个短命的朝代。

南唐朱存也有《后湖》诗：“雷轰叠鼓火翻旗，三异(翼)翩翩试水师。惊起黑龙眠不得，狂风猛雨不多时。”写当年南唐在玄武湖上训练水军的情况，联想到了玄武湖中曾见黑龙的传说并对即将来临的大战作了象征性的描写。

由以上所引诸诗看，可见古代曾同时称此湖为北湖、玄武湖、后湖。

北宋时，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任江宁知府。次年，赴京拜相后，奏请神宗获准，将玄武湖水泄入长江，废湖为田，分给贫民耕种，致使玄武湖在南京地表上消失了二百多年，直到元末至正三年(1343),为解决南京城北水患，重新开浚玄武湖河道，南至钟山珍珠桥，北接龙湾大江，后湖才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范围。所以我们今天便看不到宋、元时代歌咏玄武湖的诗文了。

到了明代，玄武湖所在地则成了皇家贮藏户籍等档案“黄册”之处，已不供游览。这情形可从明代诗人储懂的七言长诗《过玄武湖》诗反映出来：“······新洲昨夜梅花发，暗香偏从诗人来。湖波为带城为被，册封图书真得地。······春风杨柳夏芙藁，换尽年光颜色故。世间万物如云烟，湖光山绿只依然。不及湖中鱼与鸟，涵咏恩波今百年。”玄武湖中的小洲是历代疏浚该湖时先后用掘起的泥土推筑而成的人工岛，故有旧洲、新洲之分，即后来湖中的五洲。明朝政府在湖内旧洲(今梁洲)建黄册库，用以保管全国户口、赋税等情况的登记册。

在明代，玄武湖畔的风光实在是很美丽的。明中后期的诗人朱孟震《玄武湖》诗：“玄武湖头春可怜，绕堤花柳媚遥天。风微凫鹭参差下，日丽楼台紫翠连。龙气深秋晴似雨，马蹄芳草暖浮烟。白云自是神仙署，谁道蓬莱弱水边。”描写玄武湖上春景、秋景如画，似神仙居所。

在清代诗中，因避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讳，诗人们则临时改称玄武湖为“元武湖”。

如清初吴伟业诗《元武湖》(七绝二首),其一：“覆舟西望接陂陀，千顷澄潭长绿莎。六代楼船供仕女，百年版籍重山河。”前两句写玄武湖的地势和风光，后两句写在六朝时供仕女们游玩的场所，到了明代，则以国事为重，将此地变成了国家的档案馆重地。其二：“平川岂习昆明战，禁地须通太液波。烟水不关兴废感，夕阳闻已唱渔歌。”此诗结句原注云：“时已有渔舟，非复昔日之禁矣。”此诗写玄武湖在前代曾经是操练水军之所，但这里实在乃是浅水的平川，并不适宜于操练水师。“昆明”是“昆明池”的借指，即指玄武湖。

南朝梁代诗人张正见五言长诗《御幸乐游苑侍宴》中有诗句：“······昆明不习战，云梦岂由畋。······两宫明合璧，双阙带非烟。······禁苑廻雕辇，离宫建翠旃(zhān)······”说明早在一千五百年前的南梁时候，人们已将玄武湖称为昆明池了。此诗中的“昆明不习战，云梦岂由畋(此指打仗)”和吴伟业《玄武湖》诗中的“平川岂习昆明战”意思是一样的。南梁诗人江淹《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五章)第三章中有诗句：“南瞻储胥观(又作“馆”),西望昆明池”,在钟山上看昆明池，当然是指玄武湖了。

据清王士禛《渔洋文略》:“玄武湖亦号昆明池，故明贮天下版籍之所，今纲罟(网)弗禁，夕阳颓淡，野水纵横，中惟荷叶田田千顷(写大片大片荷叶相连貌),凫鹥将子(指野鸭之类的水鸟在湖中繁衍生息，传宗接代),十百成群，唼喋(sházhá形容鱼、鸟等动物的吃食之声)波间而已。”这段话写出了清代初期之后玄武湖上的一片生气盎然的景象。“昆明战”,指在昆明池，即玄武湖上的水战练习。“昆明池”,取意于汉武帝当年在都城长安开凿昆明池练习水战的往事。(汉武帝元狩三年同，前120年)为准备与当时的昆明国(地处我国西南部的封建割据之诸侯国)作战，训练水军和解决长安水源不足的困难而开凿成的湖面，故址为今西安市西南斗门镇东南的一片洼地。周围四十里。池成后引水东出，为“昆明渠”,以利漕运；一支北出为昆明池水，引水入次水以利长安城给水)。南京与西安同为古代都城，南京之玄武湖形势有类于西安之昆明池(北京的昆明湖取名之源亦类此意)。故玄武湖亦曾名为“昆明池”。

清汪懋麟《秦淮灯船歌》长诗中有“······牛渚燃犀群怪惊，昆明习战老鱼跃”的诗句，诗中“牛渚”句与“昆明”句相对。“牛渚燃犀”,是说晋温峤曾于牛渚矶燃犀角照水怪，水怪原形毕露。牛渚矶，指今安徽马鞍山南面江边的采石矶(采石矶有燃犀亭，下为传说中的温峤当年照水怪处)。而“昆明习战”则指东吴至南朝时在玄武湖上演习水战。此处是玄武湖当年曾名昆明池的又一生动证明。它既不是指汉武帝时在长安附近开凿的昆明池，更非清代乾隆年间在北京西郊颐和园内开拓的昆明湖，而是指南京的玄武湖。诗中的“牛渚(矶)”和“昆明(池)”都是南京附近的景观之地。(温峤<288~329>东晋太原祈县人，字太真。晋明帝时<322~324年在位>任中书令。时，王敦<王导堂兄，西晋末年大将。西晋亡，与王导等拥司马睿建东晋政权，322年曾起兵攻入建康，并欲篡夺政权。324年病死军中>专制朝政，温峤和庾亮等密谋灭敦。敦平，他出任江州刺史，镇武昌。苏峻、祖约作乱，他又与庾亮、陶侃等出兵征讨。事平还镇，不久病死。

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有七言长诗《元武湖歌龙松岑》:“大江滚滚流日夜，降幡屡竖石头下。强颜欢笑攒眉饮，茫茫对此如愁何······遥想将军渡海日，相从凯唱从军乐。”这是在1895年五月之后，逢清政在中日战争中溃败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诗人当时由武汉来南京，因而触动了“降幡屡竖石头下”之悲慨，此诗通过写在玄武湖上的“强颜作欢”的活动而发泄心中的悲愤怨怒之情。

六、关于“石城”“方山亭”和“直渎浦”

余冠英先生注《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石城乐》诗：“闻欢远行去，相送方山亭。风吹黄檗(bò苦木)藩(篱笆),恶闻苦离(“篱”之谐声)声。”关于“石城”,余先生注：“在竟陵郡，今湖北省钟祥县治。”后在1979年版《汉魏六朝诗选》中仍注如前。笔者以为，其实不确。晋左思《吴都赋》载：“戎车盈于石城，戈船掩于江湖。”乐府《莫愁乐》:“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吴都赋》中的“石城”,即为古南京城，《莫愁乐》中“莫愁”在石城之西，而南京的莫愁湖正是在石城之西部。“石城乐”也正是产生于南朝都城建康(石城)一带的乐府诗。

方山亭：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中引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著之志怪小说集《幽明录》。注：“东阳丁晔出郭，于方山亭宿。”但是，余先生对此注也感到了矛盾。他又说：“东阳即今浙江金华县，距石城很远，东阳郊外的方山亭和此诗所称或非一地也。”可见余先生对此解也是没有把握的。因为余先生并没有到过江宁的方山。但我们如果将“石城”和“方山”连成一线作为古南京城和城郊“方山”的地名来讲，此注便可迎刃而解了。《幽明录》中所写浙江东阳人丁晔所出的“郭”并非是指东阳的城郭，而是指南朝都城建康的城郭；《幽明录》注中的“方山亭”当然也并非在东阳城外，而是指建康城外东南郊的方山。“破岗渎”在方山东南的湖熟镇以东的秦淮河上游。这条人工运河凿通后，自建业溯秦淮，经方山、湖熟、句容，直达今镇江丹阳西城入太湖，它沟通了太湖流域和建业一带，无须绕道长江，即可直接从这条人工河道通行。据史料记载，方山在六朝时曾盛极一时，它是建康东南方的重要的水陆交通码头。秦淮河绕方山北流入江，孙权时曾发兵凿运河至曲阿(今镇江丹阳)和云阳西城，将秦淮河流域与太湖流域开通，因是在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开凿，工程艰巨，需切岭破岗，故称为“破岗渎”。上下设十四个埭(土石坝)一节节调水，以保持运河水位的平稳。而其中以方山埭最为有名。“方山埭”与“破岗渎”,是六朝时期一项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破岗渎”的凿成，“方山埭”的修筑，给都城(东吴时称“建业”,南朝时称“建康”)带来更大繁荣，方山一带因之兴旺起来。这条运河以方山埭为起点，经秦淮河，连接都城当时最大的水陆码头石头津；东经今江宁龙都之杜桂，赤山湖，上溯句容中道而入破岗渎。那时候，方山距建康水路约五十华里，因河道弯曲，又是逆流而上(秦淮河水由东南往西北流入长江，所以差不多正是船行一日的行程。当时居住在建康的人送亲友东南去(南行则往往送至城南的劳劳亭、新亭),总要在方山歇宿，甚至盘桓数日(所以“东阳丁晔出郭，于方山亭宿”则是很自然的事),最后怀着依依惜别之情离去。方山一带在六朝时还辟有皇家林苑，并建有不少寺庙(先后建造的有洞玄观、灵岩寺、东霞寺、宝华宫、宝积庵等)。六朝时，由于“破岗渎”和“方山埭”这一水利交通枢纽的建成，方山一带曾持续繁荣三百多年。直至隋朝时，方山一带仍然繁华，方山上的佛寺香火仍然兴旺。隋朝著作郎诸葛颍(538~615)有《奉和方山灵岩寺应教》诗：“名山镇江海，梵宇驾风烟。画拱临松盖，凿牖对莲峰。雷出阶基下，云归梁栋前。灵光辨昼夜，轻衣数劫年。一路香作食，常用福为田。”写方山佛寺高耸、堂皇，佛事的兴旺。

隋炀帝杨广，这个后来愈见暴虐的帝王，在当初身为晋王、率兵攻下建康之后，居然也曾“发念菩提心”,来方山拜谒，而留下了《谒方山灵岩寺》诗：“梵宫既隐隐，灵岫亦沉沉。平郊送晚日，高岸落远阴。迥幡飞曙岭，疏钟响昼林。蝉鸣愁气尽，泉吐石溪深。抗迹弹技地，发念菩提心。”写他一大早在来方山拜谒途中，在秦淮河上远望方山佛寺时的景象和他来方山做佛事时的心境。但隋灭陈后，随着古都政治地位的低落，其经济、交通地位已大大削弱。由方山东南去的运河也失修了，方山的交通枢纽作用逐渐衰微。

南朝乐府诗《丁督沪歌》之二：“闻欢去北征，相送直渎浦。只有泪可出，无复情可吐。”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中注云：“直渎浦，未详何地。”其实直渎浦就在方山脚下。相传秦始皇时凿方山，折长陇，并在山下修了一条“直渎”(沟渠，水道)引秦淮河北流，使古老的龙藏浦(秦淮河之古称，实指方山至东山一段)和秣陵浦及其下游连成一气(据《元和郡县志》载：“秦凿金陵，以断其势，方山是所业之地也”)打通了古运输河道。余先生未来过方山，未实地考察过，所以他并不知道方山在金陵古城南郊，更不知道方山脚下曾有条“直渎浦”。注明了“诗中‘直渎浦’,未详何地”,表现了他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明初诗人方风《浣溪沙·上方》词下片：“古庙野花闲自落，石亭幽鸟近相呼。醉来归去倩人扶。”从词中可以看出，到了明代初年，方山一带已经冷落了。当年六朝时曾经热闹繁忙的方山亭和寺庙等场所，至诗人生活的当时，已是“古庙野花闲自落，石亭幽鸟近相呼”了。沧桑之变化真是令人感慨。

来源：《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5年第3期

作者：郭廼亮

选稿：何铂羽

编辑：黄海红

校对：汪依婷

审订：吴雪菲

责编：甄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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