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会馆的历史（历史科普北京会馆分为这两大类）

作者介绍：

袁家方

历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系副主任、《学报》主编、《首都经济瞭望》主编、首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长城旅游学院副院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北京旅游地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并为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专家顾问组成员。

原标题：此会馆非彼会馆

一词多义，在汉语中是常见的现象。会馆这个词也是这样。今天一说到“会馆”，可能指的是餐馆、酒店，或者住宅区里，供人们聚会的会所等等。

明清时期北京的“会馆”一词，不但是和今天的意思大相径庭，可称是古今异意，便是当年，也所指不一，即士人会馆与商业行业会馆，都称为会馆。但若做比较，二者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制度背景、服务的对象，以及创建与管理的方式方法等，堪称大相径庭，迥然不同。

士人会馆是封建王朝官僚制度的产物。其最初发生，在于为在京官员的聚会之所，而后，加入服务科举的功能，进而，为科考试子服务的功能凸显，于是，“平时则以聚乡谊，大比之岁，则为乡中试子来京假馆之所，恤寒畯而启后进也。”(《闽中会馆记·陈宗蕃序》)体恤出身寒微的人才，为他们在京科考的生活、学习与应试提供支持和帮助，士人会馆就转化成了“试子会馆”。有人说，“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於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自清季科举停罢，遂专为乡人旅京者杂居之地。其制已稍异於前矣。”(《闽中会馆志》，李景铭，民国三十二年(1943)，程树德“序”)

考试取士，从隋唐经宋元明，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废除科举，延续1300余年。

科举作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制度，有从中央到地方官方的提倡、鼓励、支持和保障，加之全社会的普遍响应，两相互激互励，形成了激发全社会奋发向上，读书求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忠为国的氛围力量。于是，金榜题名、连中三元、父子状元、五子登科，成为人们普遍的敬仰、向往和追求。

陈独秀先生曾经参加过在南京举行的江南乡试，他在写于1937年的《实庵自传》中说:

“因为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我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时传统的‘忠孝节义’之通俗教育标语，她是知道的，我很感谢她从来不曾拿这些标语教育我们，她对于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陈独秀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1984年6月第1版，第556—557页)

科举制度，影响及于全国。一人中举，不但个人命运发生根本的变化，还带来家庭、家族、乡里的荣耀。这荣耀，既有政治也有经济上的。倘若高中进士，更是声达天庭。科举由此不仅成了试子个人的人生奋斗，还成了家族、地方共同的奋斗目标。一种称为“宾兴”的社会公益组织形式随之出现。

所谓“宾兴”，源于《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这是说，大司徒所掌职责之一，是以六德、六艺、六行来教化民众，并从中选拔贤能之士。宾兴，就是隆重如待宾客一般地将贤能举荐周王。在科举时代，宾兴一词有多种含义，如代指科举，代指乡试，特指欢送科举生员的礼仪，以及地方财政中预算性科举经费，等等。其中，还有专指地方社会资助科考的教育公益基金，并将支持应试、入学、登科的机构称作宾兴。

《清代科举宾兴史》一书“序”中称:自宋代以来，一些家族便开始设立义庄资助子弟应举，而地方官员或地方士绅也多有设立进士庄、贡士庄、兴贤庄、宾兴庄等社会性公益基金组织以资助本地士子赴考。到了清代，宾兴臻于繁盛，且日益超出家族公益的范畴，各地尤其是南方诸省普遍设立宾兴组织，以支持本地的“读书种子”。宾兴的名称五花八门，除了最常见的宾兴田、宾兴会、宾兴馆以外，还包括科举田、科试路费田、童试卷资田、乡会试卷资田、乡闱卷资田、应科甲田、科举仓、乡会仓、科举店、科举公租、科费、闱费、科举卷资、偕计费、公车费等，名目繁多。清代科举宾兴作为一种公益组织曾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在资助和鼓励士子读书应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代科举宾兴史》，毛晓阳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序”)

便是普通百姓，也对士子们伸出援助之手。《清代名人轶事》中“方敏恪轶事”就讲述到安徽桐城方观承上京赶考，在扬州宝应盘费罄尽，又值岁暮，寒风栗烈，衣履破敝，虽有亲戚，但豪门难进，还受了仆役的讥讽奚落。饥寒交迫中，遇到屠户胡老先生的接济，不但酒肴款待，还为他置备服装被褥，临行，又赠钱四千。后来，方观承官至直隶布政司，派人以千金报德，并要接胡老先生到署中，没想到胡夫妻身殁已久，其女适谁氏子，亦不知所终。(《清代名人轶事》，葛虚存原编，琴石山人校订，马蓉点校，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北京第1版，第279—281页)类似故事，在一些明清笔记及文学戏剧作品中，多有记述。

所有对科考士子的襄助，自然会延展到他们的进京应试。士人会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清道光丙戍年(1826)的《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称:“古者征举至都，国中有馆舍以处之，厥后名存实更，诸馆皆系于学，其入馆也有常数。明时，乡贡士及庠生之优者，皆令居太学，学舍不能尽容，多馆于其乡在朝者之邸第，未闻立馆以萃试子者。自举人不隶太学，而乡贡额加广，于是朝官各辟一馆，以止居其乡人，始有省馆，既而扩以郡，分以邑，筑室几遍都市，是不徒夸科目之盛，竞闾里之荣，特虑就试之士离群废学，有以聚而振之也。”(《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12月第1版，第1322—1323页)

这是说:古时候对举子进京会试，都城是有馆舍安排的。后来邸舍的名字虽在，但实际却发生了变化，即都隶属于太学了。明代时，乡贡士和庠生中优秀者，可以居住在太学的学舍。其他人就借居在同乡在京官员的家里，没有听说专门设立会馆容纳试子的。自从举子不隶属太学，而乡贡额增加，朝中官员专门创立会馆，以为同乡举子居处，于是开始有了省馆，再拓展出郡馆、邑馆，会馆由此遍及京城。单独或者二三人散居在京城，不利于试子们备考。创建会馆，不是在于在京城炫耀自己省份郡县举子的数量之众多，于其他各省地争竞闾里的荣光，而是特别从试子们的角度考虑，会馆使他们聚集在一起，以造成激励、振奋的环境和氛围，以利于他们的备考和应试。

北半截胡同仅存浏阳会馆

至于商业行业会馆，其产生和发展，是在经济领域，不是在政治领域。《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的“前言”中言:到了明清时代，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已是我国北方经济中心，随着封建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北京的工商业也更加繁荣起来。工商业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防止同业竞争，排除异己，纷纷成立了具有行会性质的会馆、公所和公会。(《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出版1980年6月第1版，前言)

仙城会馆，以广州别称“仙城”为名。据《创建仙城会馆记》所载会馆简章中说:“本馆自重修后，初拟改用堂名，不欲用会馆二字免与各省公立之会馆相同。盖本馆为私人合资所成立，与各省会馆由公众募捐而成立性质迥殊，名称应别。后由同人议定，以既在仙城会馆原址建立，仍以保留旧名为宜。况查康熙五十四年创建会馆之碑文，首句即云:称会馆者何为也，为贸迁有事，祃(mà)祀燕集之所也。可见前人命名会馆之意，已表明与公立之会馆性质不同，惟应将用会馆二字之意义于章程中详细说明，俾免后人误会。”(《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彭泽益主编，中华书局1995年1月第1版，第616—617页)可见为同行的商务活动服务，是商业行业会馆建立与存续的目的。只是因为前人创立之时，用了会馆一词，仙城会馆重修后，才保留了老的堂名，但在章程中，又特别予以说明，“俾免后人误会”。

士人会馆的创建，绝大多数是在京官绅或捐宅院为会馆或集资购置房产为会馆，少数有家乡人的捐资。

福州会馆就是明万历朝重臣、政治家叶向高(谥文忠，1559 - 1627 年，福州府福清(今福建福清市)人)捐宅为馆的。据《闽中会馆志》记载，会馆的中院设专门的神堂，供奉高二尺馀的叶文忠夫妇塑像，还塑有侍从，形成一组立体的“神像”，以示后人对乡贤，尤其是会馆捐建者的敬重。

据《闽中会馆志·陈登澥序》，从明至清，福建就有明万历叶向高、清康熙朝李光地、乾隆朝蔡新等三相国，乾隆朝陈望坡尚书、 枢部(兵部主事，官级正六品) 黄叶菴、中翰(内阁中书，官级从七品)陈鸿亭及商人段谭波等七人“舍宅为馆”。其中，来自商人段谭波不但捐出宅院为龙岩会馆，还曾周济过一个三试不第的福建举子，“段邀住其家，厚遇之。三年竟入春闱，厚仕某省，屡招段，思有以报，段曰，汝好为官，吾自为商，足矣。”这位段先生真是活得明白。

各地在京官员捐资兴建会馆的，如归德会馆，“为河南省归德府及所属永城、虞城、夏邑、 柘城、宁陵、睢州、考城、鹿邑 等九邑旅平先贤所置”;广信会馆，“由江西省广信七邑 ( 即江西省上饶、玉山、广豊、铅山、弋阳、 贵溪、横峰等七县 ) 旅平同乡捐款建立，定名为广信会馆” ;广州七邑会馆，“清乾隆三十五年，由七邑旅平人士集资建筑，以便七邑人士来京应考居住。” (资料来源:《北京会馆档案史 料》，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 1997年12月第 1版)

还有乡人捐款在北京建会馆的。泾县会馆就是一例。

长巷头条

长巷下头条的泾县会馆，“百余年来，虽迭经修葺，而邑中人文鼎盛，每间岁应京兆及礼部试者肩接而踵集，馆屋至不能容，则往往寓于他所。于是同人慨然有更置之意。”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会试后，“公车诸君归而遍谂邑中，邑中诸族姓莫不慷慨乐输。得白金以两计者万有奇。遂邮书京师，购得南横街屋三所六十余间为馆屋;又于馆东及兵马司后街各买屋一所，取其岁赁所入为公事费。于是称今之所置为新馆，而曩所有者为旧馆。吾泾遂复有新旧两馆矣。”(《北平泾县会馆录汇辑》，周向华、张翔点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12月第1版，第29页)

这是说泾县每隔年进京科考的举子人数众多，以至远超出会馆容量。1811年会试后，经举子们回乡呼吁，泾县诸族姓捐银万余两，购买了南横街三个院落做新馆，又买下馆东及兵马司后街各一所院子以为出租，租金做会馆日常开销的支持。由此，长巷一区改称为“老馆”，南横街所置则称“新馆”。这一说法绵延至今。

商业行业会馆由同乡或同行商人集资创建。

正乙祠戏楼

例如，银号会馆正乙祠，就是浙江绍兴钱号商人“各出所有，量力资助”而集资兴建的。

比较士人会馆与商业行业会馆，前者的创建，或为官员捐宅，或为官员集资。官员所捐资金，来自他们的俸禄，即如今天的工资;后者的创建，则来自商人们的集资，资金来源于经商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