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年号大全及其分布（汉朝为何多次大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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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指的是国家对于犯人实行赦免或者减刑。早在先秦的时候赦免就已出现，到汉代的时候逐渐确立起较为完善的赦免体制，并被后世所发展沿用。

在汉朝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实施将近一百七十次的赦免行为，施行之频繁，实属罕见。在这约一百七十次的大赦中，有四十一次是因祥瑞或灾异所施行的大赦，人们称之为灾祥大赦。

汉代的灾祥大赦在所有的大赦中占比极高，可见灾祥大赦在汉代十分受到重视。

也因汉代频繁施行赦免，当时也经常会冒出反对赦免的言论，这种言论从未停歇，且言之有理，论之有据。

汉朝之所以频繁施行大赦，尤其是灾异大赦和祥瑞大赦，与汉代崇尚仁政和民本思想密不可分，更和天人感应与阴阳学说息息相关。

汉代统治阶级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认为与秦严刑峻法、苛政暴虐密不可分。故西汉初年以休养生息为施政方针，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儒家思想就成为汉代正统思想。儒家主张施行“仁政”，认为当政者应以民为本、恤民爱民。

《春秋繁露》记载：“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

汉代进一步发展了仁政与民本思想。董仲舒认为如果皇帝的德行足以使百姓安居乐业，上天便会护佑皇权，反之，如果皇帝德行有亏，甚至有伤百姓，那么上天就会剥夺其权力。

这种思想不仅仅是君权神授的体现，还宣扬了神权对皇权的限制，此种限制下，皇帝必须施行仁政，以民为本。

但汉代的法律制度却没有彻底匹配“德主刑辅”的施政方针，反而因“汉承秦制”，而带有大量法家色彩。两汉之际主要法律为《九章律》、《汉书·刑法志》。《九章律》更是在以秦法的基础上完成的。

《九章律》在制作的过程中，没有改变秦律的法律原则，只对部分不合时宜的条文予以了删减，并对刑罚适用加以调整。和秦朝法律相比只是更为宽缓，但本质上仍有秦法严酷的一面。

在汉代，盗窃皇陵一棵树，就要受到处以弃市的刑罚。有人因为盗窃帝王陵庙里的玉环被抓捕，张释之依据律法将其判处弃市。汉文帝却火冒三丈，认为处刑过轻，想要改判为灭三族的重罪，可见汉代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完全匹配仁政的思想。

甚至还有不少官吏在农民忙作的阶段，因为一些不要紧的小案子，传令百姓到公堂对质，导致百姓错过农时，耽误劳作，影响一年的收成。

正因汉朝法律实际仍较为严苛，并逐渐显现出许多问题，即便后来多次刑律改革之后，仍收效甚微。在这种法律环境下，出于仁政的需要，大赦制度的施行无疑极大程度的缓解了汉律的严苛。一纸赦令，对犯罪者网开一面、宽大处理，这是帝王对万民的施恩。

灾祥大赦的诏书中也常出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之类的字眼，这种“与民更始”的意图，虽然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人民主权思想，但在封建社会时期也具有其先进的一面，体现了汉代统治阶级的民本与仁政思想。

汉人通常认为施行大赦可以丢弃旧的秩序，形成新的气象，能够给予百姓一个自新的机会。

所谓旧秩序是大赦之前刑罚所构成的秩序，因此给予额外的恩典，大赦天下，能够构建新的秩序，赐予天下万民甚至帝王以自新的机会。

同时大赦还时常伴随着减免租赋等政策，能更好的帮助百姓休养生息。灾异大赦的施行经常发生在正月到六月，这与中国古代为农耕文明亦密不可分。春夏为播种劳作的季节，对劳动力的需求往往高于其它时节，该时期施行大赦，无疑对农耕劳作补充劳动力有所裨益，有助民、惠民之意。

正因如此，汉代甚至专门因劝农施行过大赦，如景帝元年、成帝阳朔四年，均因劝农而赦天下。言而总之，在民本与仁政思想的指导下，汉代帝王在灾祥发生时策略性施行大赦制度，使其在严苛的汉法与脉脉温情间作为调和，以使国祚延绵。

二、天人感应与阴阳学说

汉代的灾祥大赦也深受天人感应和阴阳学说的影响。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和人之间有感应关系，天能感应到人的行为，并且根据行为的善恶进行回馈，当天不满于人的行为时便会降下灾异，谴告于人。

而帝王正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若其行为不当，上天会降下灾异。反之，若其管理有方，政治清明，则会降下祥瑞，以兹鼓励，这一思想奠定了汉代灾祥大赦施行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在这思想上加以发展，在继承灾异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与天均有阴阳，“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刑为阴；刑主杀，德主生”，阴阳二气主宰着四季，且与人和政治相关。

这一思想在汉代灾祥大赦的具体施行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当国家有危机之时，上天便会降下灾害，以做警示，若仍不知道自省，则会进一步以怪异之事遣告。当上天降下灾异的征兆，皇帝便要施仁政以求其谅解。

反之，若政治清明，海清河晏，阴阳有序，四时不乱，则会有祥瑞现世，诸如凤凰临集，九茎连枝，以表彰皇帝的德政。

《顺纪》记载:“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

阳嘉三年，天下不断出现变乱，春夏之际旱灾连连，盗贼四起。汉顺帝怜悯百姓的处境，因此施行大赦，并赐予八十岁以上的米、肉和酒，九十岁以上的加赐帛和絮。

汉顺帝将发生旱灾的责任归于自身，认为由于自己办事不明，有失政道，引起上天的怒火，因此天才下降灾异，发生变乱。

此外，灾祥大赦还受阴阳学说的影响。这一思想认为，如果执政者违背阴阳四时，上天便会降下灾异，以此警告和惩罚世人。

汉代灾祥大赦大多在正月到六月间施行，这不仅因为春夏为播种劳作的季节，对劳动力需求旺盛，也与汉代灾祥大赦受天人感应思想和阴阳学说影响有关。

形成该季节性特征的原因正在于当时人们对阴阳与四时之间的理解。人们认为阴阳二气主宰着一年四季。

古人认为，阳为德，尤其在大夏天的时候太阳非常炙热，代表着孕育万物，施行大赦被认为是君主的施恩，是为有德之事，所以大赦应在夏天施行。反之刑杀之事为阴，应该在寒冬施行，如果在春夏大肆刑杀，则被认为是不详，逆天而为，会触怒上苍，引发灾祸。

古人将赦免制度与四时天象相结合，带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在没有科学理论的年代，人认为应当以天为本，顺应天意则阴阳调和，违背天意则阴阳倒逆。君主如果不实施仁政，天下就会降下灾难，尽管现在看来十分荒谬，但是这一思想在当时备受推崇。

三、灾祥大赦的伴随措施

汉代施行灾祥大赦，除赦免罪行外，还包括对诸侯官吏和贫困百姓以及特殊群体等，赐牛酒、粮食、粟帛、爵位、免租税、举贤能。

灾祥大赦中的赏赐物资通常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赐米、牛、酒等食物，如汉武帝赐云阳都的百户人家以牛酒。

第二种是赐帛和絮。如汉宣帝赐给鳏寡孤独的高龄之人以帛，元帝赐给鳏寡孤独的高龄之人以絮。帛和絮在古代分别指丝织物和粗的丝绵，均是制作衣物类物资，被赏赐帛和絮的一般是无依无靠的人群，或是没有劳动力的老年人。

第三种是赐金钱。如宣帝赏赐给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二千石金钱，元帝赐给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以及中都官长吏二千石。赐金钱的对象一般都是官吏，并且官吏的等级不同，赏赐金钱的数量也不同。

此外，减免租税也是施行赦免时的常用之举。当发生祥瑞之时，统治者也会减免租税与民同庆，如宣帝元年因发生凤凰临集的祥瑞之兆，免收租税；甘露二年再次因凤凰临集的现象减少人丁税三十文钱。

另外，为了减轻灾区吏民的负担，统治者也会免去灾区租税，包括官府借贷给贫民钱粮的债息。如元帝二年，因地震减免震灾区租赋；永光四年，因贼盗四起，边境动荡，民不聊生，统治者免除借贷给贫民钱粮的债息。

《汉书》记载：

“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将览试焉。”

最后，诏举人才也是汉代灾异大赦常见的伴随措施。如元帝二年，因地震大赦天下，统治者下诏推举人才。被诏举人才有一显著特点，即能直言不讳，直接指出皇帝的错失。

除了因为发生地震之外，发生日食同样也会诏举人才。汉代统治者认为发生日食是上天的谴责，上天之所以不满，是因皇帝德行不当，有失政道，因而需要能毫无顾忌指出其过错的人才。

四、灾祥大赦的反对声音和弊端

虽然统治者频频实施灾祥大赦，但反对赦免的声音从未停歇。元帝时期，匡衡给皇帝上疏称：“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匡衡认为大赦并没有带来好的效果，犯罪者并不会因此改过自新，反而更加助长犯罪的嚣张气焰，以致于出现今日因大赦释放，明日再次犯罪入狱的情形。

匡衡称真正能使社会恢复秩序，长治久安的方法应为‘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用德行教化来重建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

汉光武帝时期，开国大将军吴汉也反对赦免。建武二十年，吴汉病重，光武帝前去探视，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吴汉即提出希望皇帝能慎重，轻易不要大赦天下。

《述赦》记载：“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

安帝时期，王符在其《潜夫论》中专门批判大赦的行为。他提出频繁大赦实际上会助长恶人，而伤害善良的人，品行不端的人即便因为大赦免罪，仍不会有所悔改，反而愈加猖狂，进而出现大恶，甚至会出现专门的杀人组织。

王符认为，本性败坏的人是不会被赦免感化的，频繁的赦免实际上是姑息养奸。一国之君应当尊法敬法，使国有常法，即擒灭盗贼，关键是明法，而非频繁赦免。

东汉顺帝时期，官员左雄也主张严格要求官吏，严格将“不从法禁，不式王命”的官吏排除在赦令之外，以打击借助大赦实行贪污贿赂的官员。

桓帝时期，官员崔寔在其《政论》中提出应当尊崇先王之制，永不赦免，使百姓群臣不敢轻易犯罪。即便迫不得已要实施大赦，也应相隔十年以上才能施行一次。

综上而言，两汉大赦施行最为频繁的时候都在末期，其次是政权更替的时候。灾祥大赦的施行也遵循这一特点，新的政权更替之时，施行赦免确实具有一定政治作用。

国家创立之初，大局初定，但尚未稳定，局部地区多动乱，社会秩序和经济都受到严重损伤，百废待兴，国家和百姓都急需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而大赦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益处。

因此西汉初年和东汉初年的灾祥大赦的施行都相对频繁，这些大赦施行的真正原因或许并不是因为所谓的灾异和祥瑞现象，而是一种政治策略。

但是西汉和东汉的末年频频实施大赦，效果往往不尽人意。因为施行大赦缓解社会矛盾、休养生息本来就是治标不治本的策略。在国家危亡之际，如果不从实质解决问题，只会是饮鸩止渴，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而且灾祥大赦的实施频率过高，严重损害法律以及政府的权威。因此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有的罪犯早上才刚刚被赦免释放，晚上又因犯罪再次入狱。以致于越赦越乱，越乱越赦，陷入恶性循环，社会问题只会更加严重。

参考文献：

《汉书》《后汉书》《顺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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