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的发明起源（论丝绸的苯教起源）

作者徐江伟授权发表

原始苯教用以代表转世再生的符号“卐”，在欧亚大陆广泛出现了，出现年代还非常早，它至少五千年前就已传遍各地。

这是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只有人类有这种强烈的需求，愿意为之付出最艰辛的劳动，其他动物是绝对没有这种需求的。

这个俗称为“万字符”的高度抽象的符号，必有一个源头地，绝不可能是“多元一体”的。不可能是古印度、古埃及、古罗马和古华夏人同时发明这个符号，又各自发展，最后发现“大撞车”了！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并且，在逻辑上也是不容许的。

这种转世再生的祈求，表达在具体生命现象上，这就是对“蝉”的崇拜，也在各大古文明中同时存在，这也是笔者“原始苯教曾在欧亚大陆广泛传播”推断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古埃及文明中，蝉崇拜是表达在“圣甲虫”中的，法老名号中常有这种甲虫符号，乃是法老神灵所属，能够复活再世的象征物。

华夏文明中的“蝉”崇拜与古埃及的圣甲虫，本质上是一样的，是同一种宗教观念的产物，但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圣甲虫就显得肤浅得多了。

因为自然界中的“甲虫”种类繁多，不下数十万种，不可能都是帝王的象征，哪一种甲虫才是帝王所属的呢？对此古埃及人并没有作深入定义，始终是一本糊涂账。这种浅尝即止也说明，古埃及不是这种文化观念的源生之地。

但华夏古人就不一样了，很快就把它定位在“蝉”（知了）身上。这是作为崇拜对象在明晰度上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体现。

三星堆出土了许多不同形状的“金蝉”，因为“金”最初就是指青铜。

三星堆出土大立人袍子上的是“蝉”图案

由“甲虫”而“蝉”说明，华夏古人的甲虫崇拜更有深度，更加典型，在前因后果上具有连贯性。这个“蝉”（单）后来成了匈奴首领的称号，“单于”之“单”（蝉）的来源。

蝉崇拜归根结底是一种“易”思维方式，其最为深厚的人文土壤不在古埃及，在东方的中国。古埃及的甲虫崇拜应是史前时代原始苯教西传过程中带去的，在那里并没有得到发展就停滞在了最原始的形态中。但在在华夏文明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万物可“易”的原始苯教观念的支配下，产生出了丝绸。

蝉，作为甲虫之一种，神奇之处是能“死而复生”羽化再世。自然界中，不同甲虫蛹在泥土里蛰伏、蜕变的时间是不同的，少则一年，多则数年，有的长达二十余年。因此，华夏古人认定它们具有神灵属性，借助甲虫的这种神力，可以让埋在土里的人如此这般羽化成仙，重回人世间。

蝉通常在柳树的枝条上产卵，有卵的柳枝马上就会干枯，跌落地上后，黏着的虫卵立即会钻进土里蛰伏起来，在没有阳光的暗地里蜕变长大。这可能就是“柳崇拜”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情形也可能是相反的，即蝉崇拜是从柳崇拜中附带出来的。

自然界中的甲虫蛹大多没有外壳的保护，但少数包裹有眼睛形状的“茧”，这是虫活着的时候吐出来的，吐完之后就一动不动，死了一样，成了“蛹”（永）。古代巫师很自然地就会觉得是茧壳带有神力，让虫蛹死而复生。

基于万物可“易”的观念，以及吃什么补什么，戴什么面具就会有什么神灵附体的经验，巫师就会想到，如果把茧壳取来包裹在死人身上，死人也会在坟墓中蜕变复活，羽化成仙。

包裹虫蛹的就是丝绵，只是分量极为微小，要想采集到一个能包裹尸体的量，那是极为困难的。但对于帝王们来说，也并非是一件不可想象、无法完成的工作，因为拥有众多的臣民，一声令下没有谁敢不去努力完成任务。只要是帝王的需求，都不需考虑成本，只要精益求精即可，只有这样才会得到帝王的青睐。

可以想见一开始由于丝绵量太少，巫师可能不是把尸体从头到脚都包起来，只是把心脏、眼睛之类最重要的部位包起来。但这样一来，采集虫蛹外壳，制成丝绵，这样一个全新的“行当”就诞生了！因为君王是要不断驾崩的，这种供求关系一经产生就始终存在了。

基于人类的聪明智慧，古人很快就会发现，哪种虫吐出的丝绵最多最好。“蚕”与所有甲虫一样，要经过卵——爬虫——多次蜕皮——蛹——羽化能飞并产卵的过程。古人会一代代加以择优选种，人类最初的“养蚕业”就这样出现了。

当丝绵多了之后，古人就会按照织布的方式，把丝绵纺成线，再织成布匹一样的东西，珍贵的“丝绸”就这样产生了。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蚕形龙，距今约5000年。它用野猪（豕）的獠牙雕刻而成。就因为藏语把獠牙叫作“索”（ sho ），在藏语也是“命”的意思，认为“命”在牙中。这个蚕形龙已经把“豕”与“蚕”是何种关系，明白无误地告诉给我们了！

笔者推测，最初的养蚕业并非诞生在中国南方，而是诞生在北方，在黄土高原上，最初培养的是柞蚕，并且是野养的，就是让茧结在树枝上。这种柞树（也叫蒙古栎）广泛分布于中国北方和中亚地区。虽然后来，闻名中外的丝绸主要产于中国的南方，那是产业转移的结果，南方能产出更多更好蚕茧的缘故。

珍贵的丝绸，最初是帝王天子的专用之物，并且不是给活人用的。这可以从“蚕”的造字方式中看出来，乃是由“天 虫”组合而成，异体字：、、 、蝅、蠺，没有哪一个是普通人可以使用的。

圣甲虫、蝉崇拜与丝绸起源，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实“丝”的读音就来自“豕”，甲骨文金文由两条下垂的“索”（藏语意为“命”）来表示，分别代表王族和后族，因为在古代游牧民族的部族国家里，王族和后族关系是固定不变的，王族出帝王，后族出宰相。

《周礼·注疏》卷三十：“蚕为龙精。”古人所谓“龙精”，就是能转化成巨龙的“雏龙、小龙”。如此定位已经说明丝绸是帝王、贵族的专用物。

值得注意的还有，虽然青藏高原上从未出现过养蚕业，但“蚕”崇拜和“绸”文化的真谛，却只隐藏在藏语中，其他语言中是找不到的：

藏语把蚕虫叫作“拓婆”（ taar abu），意为“繁衍之虫、兴旺之虫”，而这正是“蚕崇拜”思想根源之所在。

古藏语把“龙”叫作“周”（ achug ），这个藏文也读作“绸”（chou），并有“祖先、源出”之义。

藏语把“法相、静修、停止、入夜、迭代”叫作“can”（ mcan ），而这正是“蝉”（禅、蚕）的读音来源。

考古显示，只有在古羌藏类游牧民族中，始终保持着丝绸最初的功用。吐蕃习俗，贵人下葬都穿着厚厚的丝绸袍服，例如，青海都兰吐蕃王墓，阿里故如甲隋代墓，都发现了大量的丝绸服装。包裹着的丝绸常常少者十几层，多则几十层。这并不是为了御寒，就因为蚕丝被认为有“羽化”作用，用之可以繁衍出众多雏龙、小龙。

历史上，古代北方游牧帝国总是要迫使中原王朝签订纳贡条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得稳定的丝绸供应，以用于这种丧葬仪轨。

丝绸，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代表性事物之一，它的苯教起源，正是“华夏文明的青藏之源”又一个可靠佐证，对此事实，作为文明史研究者，岂可不察哉！

附图：

出土文物都显示，丝绸一开始是帝王、贵族的专用品，而蚕蛹，被认为是龙的最初形态，即“龙之雏形”。

甘肃临洮冯家坪出土的齐家文化连体陶罐，距今已有4000多年，腹部刻有六条蚕形龙。齐家文化彩陶与马家窑文化彩陶有所不同，主要以阴刻纹饰为主。

此物习惯性地被说成是华夏古人特别重视“农桑”的反映，其实不然，当时蚕丝专为帝王所用，与普通人的“农耕”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河南荥阳汪沟遗址出土的5000多年前的瓮棺，发现有碳化了的丝织品，显示当时丝绸已出现，技术已趋于成熟。

荥阳瓮棺中的碳化丝织品发现于瓮底，显示包裹孩童的织物是丝绸。

良渚文化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绸残片，采用了较为复杂的绞经结构，并经过染色，生丝脱胶后称熟丝，这时才能染上颜色，因此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熟丝制品。

国博展出商周时代蚕蛹形玉龙。就因为“蚕”被认为是龙的雏形，而丝绸被认为带有神力，用之能繁衍出众多的“小龙”。

陕西宝鸡弓鱼国墓地出土西周早期蚕形玉龙

虢国墓地博物馆展出的龙首蚕身玉龙

陕西扶风强家一号西周墓出土的蚕形龙玉佩，长7.5厘米。

扶风强家一号西周墓出土的蝉蛹形玉佩，长1.9、厚0.8厘米。

芝加哥Fied自然博物馆藏中国古玉，一个蝉蛹与猴人的结合体，猴的双手收缩于胸前，头是鸟喙状，整体又如阴茎。

湖南博物馆藏楚国风格的蚕龙纹青铜尊

此青铜尊同样被习惯性地说成是楚国统治者特别重视农桑、以农耕为本的反映。其实，上面饰的都是“小龙”，与“农桑为本”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小龙”是农人可以培养的吗？它们都是通过帝王血缘关系繁衍而来，并且，还被认为是祖先神灵的化身，岂是农人可以染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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