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胡懋仁，如何看待利与义

【编者按】本文经作者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胡懋仁教授授权“昆仑策研究院”头条号原创发布，以供研究参考。

中国古代有关义和利之间的价值观，多为肯定义，而贬低利。而所谓“重利轻义“者，必遭到谴责。在古代历史中，无论是文献还是文学作品，一般也都会讲重义而轻利。《水浒》中有聚义厅，也是强调一个义字。关羽关云长，之所以受到追捧，也是因为关羽讲一个义字。所谓降汉不降曹，所谓挂印封金，也都是所谓义气的表现，甚至说他义薄云天。有一段相声，说的是在关王庙前要挂一块匾，上书”义气千秋“四个字，结果几个近视眼书生自以为是，匾还没有挂，三位近视眼书生都说自己看清了上边写的字。可见关羽的义，在民间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在《红楼梦》里，义字往往代表着所谓正义、忠义。《红楼梦》里的忠顺王府，和义忠亲王老千岁，是有着很大区别的。按照某些红学家的说法，忠顺王是效忠当今天子的。而义忠亲王老千岁是效忠前朝太子的。本来皇位是应该落在前朝太子的头上，但后来被当今天子拿到手了。这多少是有点不义，而且也有点名不正而言不顺。只是义忠亲王老千岁因为忤逆了当今天子，所以坏了事。而忠顺王则很受当今天子的待见。似乎看起来，忠而且顺，天子自然喜欢，但这种忠和顺里是不是还在义，那就另当别论了。在这里，所谓义，即代表着某种正义，公义。当然，这里的所谓义是不是真的反映出正义和忠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白居易有诗云：商人重利轻别离，这里并不是在讲利和义的关系，而是利和情的关系。轻别离就是轻情，无关这里是爱情还是亲情。不过，情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男女之情，使二人结为夫妇，而夫妇之间除了情以外，还有恩，如恩爱。而在恩的范畴里，也就有了义，即所谓恩义。

不过，如果认真追究起来，所谓的义，并没有完全拒绝所谓的利。《水浒》中的聚义厅，是说，把正下的义士都聚集在一起，这里的所谓义士，所讲的义，就是要求一种正义的利，公正的利。在义字的背后，从来都不是不讲利的。只是在义字的旗号下，要反对那种不义的利，不公的利。《水浒》中反对的是贪官污吏，反对的是他们使用各种不义的手段来获取不义的利。聚义厅前竖立的“替天行道”的旗帜，这里的道也就是梁山好汉们心中的大义，是要维护被官府欺压的老百姓的利益，而要打击那些伤害百姓的贪官，夺回他们从民众嘴里夺来的利。梁山好汉，所谓杀富济贫，没有夺来的利，如何去济贫?

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关义利观的思考，或者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所谓“发财致富”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但仍然会有些人，认为这是某种程度的重利轻义。然后在讨论中，人们就会说到，现在不是封建社会那个重利轻义的时代了。现在讲利益，讲金钱，讲发财没有什么不对的。在七十年代，有部小说《金光大道》，其中有个人物，是村长张金发，他有句名言：谁发财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这句话在小说里是被批评的。而在八十年代，在一部分人那里，他们认为这句话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

到了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后期，人们对社会中出现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现象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疑虑。当时，在一些媒体那里，所谓发了财的人就一定是有本事、有能力的人，是很有才干的人，这样的看法曾经在社会与某些媒体中十分盛行。然而，到了九十年代末，以及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在更多的人们那里，这样的观点受到了质疑。因为，人们看到，在那些所谓发了财的人当中，有的人是走了邪门歪道的，有的人是有着违法犯罪行为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不讲正确的义利观，那么人们的观念和思想就会被搞乱，社会那种正确的价值观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正常的社会秩序也必然随之崩塌。

这样看来，如果不讲义，特别是不讲公平正义，只是抽象地谈发财致富，抽象地说什么恭喜发财，这其中必然会存在很大的问题。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遵纪守法，合法经营，那么有的人从中赚了钱，发了财，自然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即便是如此，如果只把社会经济发展规范到这样的标准，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是做到遵纪守法，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只停留在遵纪守法上，那么距离这个目标还是很大的。

市场经济，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实现资源的最大效率的调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一个手段，是一种方式，而并不是目标本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因而，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外，还需要采取其他的真正符合公平正义的方式，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例如，在振兴乡村的过程，需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这种集体经济并不归纳于市场经济的范畴之内，但这种集体经济才是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好方式。

从过去的义利观来看，所谓的利一般是指少数人的利，是短期的利，是近期的利。而多数人的利，长期的利，远期的利，则有可能被包括在义字之中。所以义与利，并不从来就是绝对对立的。今天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不可能不讲利，同样也不可能不讲义。我们要讲利，是为了中国最大多数人民谋福利，谋幸福，谋利益。而我们为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做的这些事，也正是我们的义之所在。这样的义，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代表了长期的利，代表了远期的利。我们说不要见利忘义，主要是说，不能只看到少数人的利，近期的利和短期的利，而忽略大多数人的利，忽视远期的利，忽视长期的利。

或许这样说，会有人认为这种对义的理解是有片面性的。或许是吧。但这里主要是说，义与利本身没有绝对对立，义与利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正如毛主席当年针对有人批评我们搞工业化建设，对农村和农民提取的资金太多，没有施仁政。毛主席就批评，你说的那个仁政是小仁政，而我们发展工业化是在实施大仁政。道理并不复杂，实施了工业化，实现了工业化，中国才会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而中国富强起来了，人民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更为长远的利益，这才是最大的施仁政。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个大仁政就是义。而少数人所说的小仁政就只是利。在这种义利关系中，我们当然不能只见小仁政的利，而忘记了大仁政的义。

在考察义利观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所谓义，往往都在维护某些人或某一部分人的利，而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利。这被维护到利的一部分人，或者是指大多数普通人民的利，或者是指站在公平正义方面的那一部分人的利。在封建社会，所谓义，也是维护一些利益集团的利。《三国演义》中所谓关羽坚持的义，谋的是刘氏集团的利，而反对曹氏集团的利。因为在世俗看来，或者从作者罗贯中的视野来看，刘氏集团的利是属于正义的，合理的；而曹氏集团的利是非正义的，是不合理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