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发言（郭沫若发表了一篇文章）

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很美的古代地名词消失了。有没有发现，现代一些听起略土的地方，在古代的名称却非常优美。比如，驻马店这地方原来叫汝南，石家庄原来叫常山，枣庄原来叫兰陵，合肥原来叫庐州，保定原来叫幽州，包头原来叫九原，黄山原来叫徽州，苏州原来叫姑苏……等等等等。

上下五千年，中国的历史太久远了，各个地区的命名也是在不断地变化。许多优美的名字都能引起人们的遐思，而发生过著名事件，诞生过著名人物，产生过优美诗句的地区会给人深刻的印象和记忆。

这就很奇怪了，为什么有的地方明明有很好听的地名，有很优美的传说，偏偏现在延用下来的是那个平庸的呢？这里就有很多原因了，除了朝代更迭，时间久远，地区行政规划，在六十年代里，国家还统一修改了一部分地区名称。

1964年，郭沫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许多地区的名称书写过于繁琐，建议国家做出修正，尽量使用朴实无华的名称。

郭沫若，不用多介绍，大家都知道，他在文学界，艺术界，考古学界，都有很大的成就，他的地位和贡献都很辉煌。但是，因为他的一些个人经历和学术经历，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修改地名这种事情，在郭沫若一生的学术作为中，只能算是不怎么起眼的事。

1964年，郭沫若发表了名为《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讲述了日本进行汉字改革的作为和成就。他认为，日本为了普及识字率和交流沟通，对文字做了许多修改，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中国的识字率不够普及，为了增强教育，我们也可以做出适当的修改。

可是，文字改革历来都是很麻烦的事情，涉及的面太多、太广，无法一蹴而就，但是可以先从地名做出一些修改。好些生僻字眼的地名，请把它们换成同音的常用字。拟声词和外国的人名地名，可以用拼音书写等。郭沫若的这个思路，在当时看来是没错的。

其实，近代的中国，曾经一度有过废除汉字使用拼音或字符的言论。从谭嗣同，到钱玄同；从蔡元培，到陈独秀；从鲁迅，到瞿秋白……这是因为中国一度落后于西方，在交流上也存在障碍导致的思维。甚至在建国后，毛主席也说过，“文字必须要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为此，相关部门还研究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是和苏联相近还是和东南亚保持一致的方向上几番思量，最后确定先用拼音方案来推广实验。从1958年起，中国开始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郭沫若提出先改良地名，取代生僻字的做法，也算是汉字改良的一项进程。

而且，当时中国的文盲率非常高，中国有很多的地名用的并不是常用字，而是生僻字。如果是古时候，行动范围狭窄还好说，时代迈入了新中国，全国的沟通交流都很重要。大家交流多是用手写信件，这给邮政投递和书写地址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改良生僻字和地名，似乎也是相当可行的方案。

所以，郭沫若的这一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比如胡乔木，他看到报纸后受到启发，去信给刘澜涛，表示陕西省许多难认难读的生僻地名字，建议可以带头改一改。刘澜涛阅后表示认可，又将这封信转递给张德生。张德生看后认为可行，批示后交由陕西省民政厅办理。

陕西民政厅的效率非常高，1964年9月10日，距郭沫若那篇文章发布才四个月后，陕西省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发出《关于更改盩厔等13个县和商雒专署名称的通知》。文件中表示，要高度重视更改地名生僻字工作，推动汉字简化和整理工作新进展。

于是，成就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改变了陕西14处千年地名的传说。修改的地名如下：

盩厔县改为周至县，郿县改为眉县，郃阳县改为合阳县，鄠县改为户县，雒南县改为洛南县，邠县改为彬县，鄜县改为富县，葭县改为佳县，沔县改为勉县，栒邑县改为旬邑县，洵阳县改为旬阳县，汧阳县改为千阳县，醴泉县改为礼泉县，商雒改名为商洛。

平心而论，这些地名中确实有不少生僻字。修改了以后，从识字、书写和传播的角度上来说，确实提高了推广，降低了难度。只是从文化底蕴上来说，又好像抛弃了一些传承。

我们现在普及了教育，提高了认知。而汉字也凭借着他强大的生命力和国家建设的发展魅力免除了废止的命运，成为全世界都要争相学习的一种语言。那么，现在回头看这14处改动的地名，好像就有点遗憾。

比如盩厔县，这个地名的含义是“山曲曰盩，水曲曰厔”，这名字用了两千年，甚至有出土的银锭为纪念。改为周至，确实是念起来通顺许多，但好像就没了那股子味道。

比如醴泉县，县北有泉甘美如醴，此名也延用千年，孙中山还曾为张裕公司书写过“品重醴泉”的字样。更名为礼泉县，虽然认字书写都顺畅了，但是感觉就不是很有文化的样子。

其实，陕西这十来个地名修改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倒是陕西的省会西安，原来曾经是汉唐的古都长安，取长治久安的意思。又因为代表了强盛的骄傲，读来别有一番深远意境。但是，长安的更名并不是因为郭沫若和他的文章。而是明朝初立后改名西安府，取西北安定之意。

其实，长安更早以前也不叫长安，周朝时候起名为丰镐，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别修建的丰京和镐京的合称。西周灭亡时，戎狄冲入镐京作乱，周天子东迁至洛阳，开启了东周历史。直到汉朝刘邦称帝后，才将此改名做长安。隋朝时又改名为大兴，唐朝时又恢复了长安的地名。

历史上，王莽建立新朝后，就曾经大肆的改过许多地名。偏偏新朝历史实在短暂，到东汉时又基本恢复了西汉的地名。所以，这一通瞎改，除了让大家觉得他胡闹外，好像也没有留下什么故事。比如，王莽把凉州改名为雍州，交趾改名为交州，这还算有点靠谱的。

但是，他后来改名癖发作，将全国八成的郡和一半的县都改了名字，还把许多的地名相互交换。比如，他非要把武威郡改名为张掖郡，又把隔壁的张掖郡改名成设屏郡，将酒泉郡改名给辅平郡，将敦煌郡改名为敦德郡。

反正河西四郡全让王莽改完了，而且他又把齐郡改名为济南，把隔壁的济南改名为乐安。因为他不喜欢“无”字，所以就把无锡改名叫有锡，把无盐改名为有盐等等。总之，王莽改名都改得乱七八糟的，后来光武中兴，才这些地名全都给改了回去。

所以，地名的更迭，在时光交迭中，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么一想，六十年代，陕西省的那些地名，改得都还是挺有道理的。只是破除了生僻，并没有瞎改和乱改。不过，让人感到比较遗憾的是，那些拥有千年文化底蕴的地名，或许就此长眠于历史的长河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