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汛典型人物（南京城里650岁的超级劳模）

梅雨季，防汛成为重中之重。受地域面积和地形地势的影响，我国河流众多。从古代开始，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一直想方设法治理水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治水和防汛抗洪经验：为了治理水患、改善城市供水，苏轼先后在三处所任职城市修建“苏堤”，合理运用“堵”与“疏”的治理手段；为了从制度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金代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而南京城里，更是有650多岁的“超级劳模”武庙闸坚守岗位。

“超级劳模”武庙闸，从明代工作至今

已经650多岁的武庙闸，是南京城墙重要的控水系统。

走到玄武湖东南角的解放门附近，循着轰鸣的水声而去，便可以见到武庙闸了。这里，是玄武湖主要泄水入城水道，也是城内珍珠河的主要源头。记者在现场看到，玄武湖湖水通过泵机，源源不断流入水关。整个水关由两个半圆形闸道组成，湖水通过第一个闸道，经过过滤网，垃圾和水草被拦截下来。随后，湖水湍流直下，进入下一个闸道，穿过涵洞，向城墙下方流去。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专家介绍，武庙闸的水道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东吴宝鼎二年，孙皓在此开城北渠，引湖水入城。刘宋大明三年又在此开“大窦”，引水入华林园的玄渊池。明初朱元璋在此修建通心水坝，清朝时因武庙移至附近南侧，才改名为武庙闸。历经650多年沧桑，武庙闸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现在在玄武湖内能看到的武庙闸，主要是用巨型条石砌筑的方形深井。深井上方平台设有四块两两相对的绞关石，用以承担绞关，悬吊铜闸，均为明代原制。

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教授袁俊平介绍，武庙闸起到了调节南京城内蓄水量的巨大作用。为了保证水闸能够长久工作，武庙闸拥有许多超前设计之处，比如，武庙闸设计为弧形，有效地将水流的动能大大消减。

除了武庙闸之外，南京城里还有20多处这些小型水关、涵闸，它们同样历经了650多年沧桑，仍坚守在城墙各处，沟通着城内外水源。

江苏徐州苏堤，是苏轼的抗洪杰作

古代防汛史上，大文豪苏轼是不得不提的人物。

南京专栏作家金陵小岱（笔名）长期研究苏轼，她告诉记者，苏轼对水利工程一直都很有兴趣，且非常专业，在他任职过的徐州、杭州、惠州，都留下了一条“苏堤”，“徐州这条苏堤就是苏轼抗洪的杰作。”

公元1077年，黄河洪水包围徐州城，形势危急，时任徐州知州的苏轼征集民夫五千余人抢修堤坝、加固城墙，同时还请驻扎徐州的禁军协助抗洪。“后来洪水逐渐退去，百姓生命财产得以保全，但苏轼并不认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极为担心黄河洪灾再来。”金陵小岱说，为长远打算，苏轼决定未雨绸缪，修缮完固徐州的水利工程——“木案工程”。后来他还将抗洪经历和经验撰成《熙宁防河录》，可惜该书已佚。

古代还有很多史料文献中记载着城市如何防洪。《管子·乘马》对城市选址与防洪减灾有很好的论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也就是说，都城选址首先应避开洪涝灾害频发的地区。

同时，《管子》中还提到，建好城池后，还要“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因此，筑城墙成了古人防御洪水的重要方法。此外，“疏”也是城市防洪的一项重要措施，即开挖沟渠，遇到大雨时，这些排水系统能够调节水流，减轻排水压力。

现存最早防洪法规《河防令》，规定了“涨水月”

为了保障防洪防汛顺利进行，我国古代还制定过许多防洪法规。两宋时期，金泰和二年（1202年）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

为了保障黄河和海河流域防洪安全，《河防令》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

此外，这部法律还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规定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要求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

南报融媒体记者 邢虹 翟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