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汛典型人物(南京城里650岁的超级劳模)

梅雨季,防汛成为重中之重。受地域面积和地形地势的影响,我国河流众多。从古代开始,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一直想方设法治理水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治水和防汛抗洪经验:为了治理水患、改善城市供水,苏轼先后在三处所任职城市修建“苏堤”,合理运用“堵”与“疏”的治理手段;为了从制度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金代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而南京城里,更是有650多岁的“超级劳模”武庙闸坚守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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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劳模”武庙闸,从明代工作至今

已经650多岁的武庙闸,是南京城墙重要的控水系统。

走到玄武湖东南角的解放门附近,循着轰鸣的水声而去,便可以见到武庙闸了。这里,是玄武湖主要泄水入城水道,也是城内珍珠河的主要源头。记者在现场看到,玄武湖湖水通过泵机,源源不断流入水关。整个水关由两个半圆形闸道组成,湖水通过第一个闸道,经过过滤网,垃圾和水草被拦截下来。随后,湖水湍流直下,进入下一个闸道,穿过涵洞,向城墙下方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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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专家介绍,武庙闸的水道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东吴宝鼎二年,孙皓在此开城北渠,引湖水入城。刘宋大明三年又在此开“大窦”,引水入华林园的玄渊池。明初朱元璋在此修建通心水坝,清朝时因武庙移至附近南侧,才改名为武庙闸。历经650多年沧桑,武庙闸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现在在玄武湖内能看到的武庙闸,主要是用巨型条石砌筑的方形深井。深井上方平台设有四块两两相对的绞关石,用以承担绞关,悬吊铜闸,均为明代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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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教授袁俊平介绍,武庙闸起到了调节南京城内蓄水量的巨大作用。为了保证水闸能够长久工作,武庙闸拥有许多超前设计之处,比如,武庙闸设计为弧形,有效地将水流的动能大大消减。

除了武庙闸之外,南京城里还有20多处这些小型水关、涵闸,它们同样历经了650多年沧桑,仍坚守在城墙各处,沟通着城内外水源。

江苏徐州苏堤,是苏轼的抗洪杰作

古代防汛史上,大文豪苏轼是不得不提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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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专栏作家金陵小岱(笔名)长期研究苏轼,她告诉记者,苏轼对水利工程一直都很有兴趣,且非常专业,在他任职过的徐州、杭州、惠州,都留下了一条“苏堤”,“徐州这条苏堤就是苏轼抗洪的杰作。”

公元1077年,黄河洪水包围徐州城,形势危急,时任徐州知州的苏轼征集民夫五千余人抢修堤坝、加固城墙,同时还请驻扎徐州的禁军协助抗洪。“后来洪水逐渐退去,百姓生命财产得以保全,但苏轼并不认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极为担心黄河洪灾再来。”金陵小岱说,为长远打算,苏轼决定未雨绸缪,修缮完固徐州的水利工程——“木案工程”。后来他还将抗洪经历和经验撰成《熙宁防河录》,可惜该书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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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还有很多史料文献中记载着城市如何防洪。《管子·乘马》对城市选址与防洪减灾有很好的论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也就是说,都城选址首先应避开洪涝灾害频发的地区。

同时,《管子》中还提到,建好城池后,还要“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因此,筑城墙成了古人防御洪水的重要方法。此外,“疏”也是城市防洪的一项重要措施,即开挖沟渠,遇到大雨时,这些排水系统能够调节水流,减轻排水压力。

现存最早防洪法规《河防令》,规定了“涨水月”

为了保障防洪防汛顺利进行,我国古代还制定过许多防洪法规。两宋时期,金泰和二年(1202年)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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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黄河和海河流域防洪安全,《河防令》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

此外,这部法律还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规定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要求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

南报融媒体记者 邢虹 翟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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