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历史能给当代社会什么样的启示）

　　霍布斯鲍姆“漫长的20世纪人生”见证了20世纪世界格局、经济技术发展、思想潮流的剧变。在《论历史》（[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8）中，他对史学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的种种风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如今，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舆论的声音纷纷扰扰，我们应该如何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霍布斯鲍姆深邃的洞见仍然能给今日的读者带来启发。

　　就过去而言，我们处于何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什么关系？这不仅是所有人都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人们无法回避的。

　　历史的功能

　　通常意义上，过去是打开遗传密码的钥匙，凭借遗传密码，每一代才能复制其后代并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老人的意义，他们象征着智慧，这不仅仅因为他们经历之长，也因为他们记忆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因此可以判断事情是怎么回事以及应该如何加以解决。美国国会和其他议会高级机构中的“参议院”一词，就印证了这一设想。在某些情况下，现在情况依旧，法律制度中的先例总是基于习惯（也就是习俗、传统）法即为明证。但如果今天“先例”成了主要是必须予以重新解释或偷梁换柱以适应与过去迥然不同的形势的某种东西，那么，先例在过去、现在都成了一种墨守成规的教条。

　　历史的另一个功能是，如果现实令人不满，历史则可以提供模型，使现实按令人满意的形式重建。过去的日子以前被视为——今天依然如此——逝去的好时光，它也就成为社会的当然归宿。这个观点今天依旧盛行不衰：世界上所有的人、政治运动都把乌托邦视为恋旧症，要求回归过去的良好道德、过去的宗教，回归1900年美洲小城镇的价值观念，回归对古代文献《圣经》或《古兰经》百分之百的信仰，等等。但今天，人们几乎不可能回归哪怕看上去是一成不变的过去。……现在显然不是、也不可能是过去的复制品；它也不能在可操作意义上成为今天的模型。自工业化开始，每一代所造就的新事物都比过去的同类事物更令人惊异。然而，在许许多多的国际事务和人类事务中，过去依然具有权威地位，因此，真正过时的历史或经验依然像在我们祖先时代那样发挥着作用。

　　由于现代社会科学、政策的制订和规划总是追求一种科学形式和技术操作的模型，这种模型系统地、故意地忽略人类的经验，总而言之，也就是历史的经验。分析和预测的时髦模型就是把所有可得到的现行资料输进国家或真实的超级电脑中，由它来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普通的人类经验与理解力不会——或许还不到时候，或者仅仅为了非常专业化的目的——如此行事。这样一种与历史无关的甚至是反历史的计算，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这是闭目塞听，甚至比不上那些眼睛尚能管用但缺乏整体视觉的人。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灵敏的仪器一度显示了苏联的核导弹看上去正向美国飞来。毫无疑问，某位将军已经为立即采取行动做好了准备，这时只是在等待其他灵敏仪器进行快速检核，看这些读数表是否出现了什么故障，或是否有什么无害信号被误读——究其实际，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开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仪器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整个运行过程必然是盲目的。要是战争爆发，仪器实际上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对策，所以程序本身不得不基于对任何时候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的假设上。但不论仪器上如何显示，当1980年6月这个事故发生时，没有人有意识地去揿核按钮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时的形势根本就不像核战争爆发的样子。我——并希望我们每一位——当时能作出这种判断，这并不是基于某个理论——因为一场突然袭击并非在理论上不可想象——而仅是因为与其他仪器不同的我们头脑中的电脑，已深深地融入了，或是能够融入历史的经验。

　　历史赋予了当代社会什么启示

　　现在让我谈谈更为复杂的问题，即历史赋予了当代社会什么启示，因为它们完全不同于过去，因为它们没有先例可以援引。

　　尽管对那些希望把他们的行动和计划建立在远非神视、占星术或简单的唯意志论可比的东西的基础上的人而言，历史知识和历史洞察力是不可或缺的，但追寻人类历史进化足迹的目的，不是为了预测未来。历史学家能蛮有把握地告诉我们的赛马结果，只有“马已飞奔而去”而已，更不用说为我们的愿望或我们的担忧、为人类的命运揭示或设计合理的途径了。不论我们是否认为人类社会的目标是无穷无尽的进步，抑或是共产主义社会，抑或其他东西，历史不是世俗的末世论。这些是我们强加到历史之中的，但无法从历史中推断出来。历史只能揭示一般历史变迁的形式和机制，尤其是揭示过去几个世纪里急剧变快、变广的人类社会的变迁。这远非预言或愿望，而是与当代社会及其前景直接联系在一起。

　　这一课题要求对历史的分析必须有一个逻辑分析的框架。这一框架必须以客观可见的人类事务中的定向变迁因素为基础，而不涉及我们主观的或现时的愿望、不涉及我们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不涉及人类自古以来不断增长的采用体力和脑力劳动、采用技术和生产组织等方式来控制自然的能力。历史上全球人口——没有重大的倒退现象——的增长，尤其过去几个世纪里，生产和生产力的增长充分证明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称之为“进步”。但是，人们不应在意我们用什么来称呼这一发展趋势，任何试图真正理解人类历史的人都必须把这一趋势作为研究的起点。

　　马克思对于历史学家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因为他把他的历史观和历史分析建立在上述发展的基础上，迄今尚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

　　人们现在假定：一旦目前的危机被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取代，经济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因为过去从来都是这样；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贫民和心怀不满者都会永远安贫乐道。第一个假设看来不无根据，但我们同样要意识到，它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现实性：世界经济、各国的结构和政策，以及发达世界的国际格局——它将会产生于当前的康德拉捷夫阶段——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情形截然不同，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最后那段漫长的危机时期一样。以上是基于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历史给我们的一个启示。除非在极短时期内，否则第二个假设并没有什么依据。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假设贫民不会再像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那样被鼓动起来参加抗议、示威以及全国性和国际上的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作为政治甚至军事力量——尤其当他们没有被富足生活腐化的情况下——将永远不再有什么作为。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历史无法告诉我们将来的一切：只留下我们将来不得不着手解决的问题。（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