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时代的思考（数字时代的信息触手可及）

信息膨胀与信息丢失，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悖论之一。从文字产生、印刷书籍、再到数字记忆，存储技术的发展并没有解决我们对于记忆的困扰。网络平台一旦关闭，我们的回忆、爱好、生活感悟、学习资料都会消失。数字时代的数据不断膨胀，也在不断丢失，信息触手可及，我们却记不住任何知识。

在《互联网没有记忆》这本书中，作者追溯史前时代至今人类如何保存记忆的历史，提醒我们数据存储不是记忆，引导我们思考：在互联网时代的数据洪流中，有限的注意力应该用来记住哪些信息？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处理膨胀的信息？消失的记录会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谁来决定哪些信息可以传播和流传至后世。

本文经授权摘编自《互联网没有记忆》，艾比·史密斯·拉姆齐著，史兵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0年11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配图均来自本书。

作者｜艾比·史密斯·拉姆齐

摘编｜李永博

数字记忆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早在4万多年前，人类就学会了如何欺骗死亡。他们把思想、情感、梦想、恐惧和希望转移到不死之物上。他们在洞穴的墙壁上作画，在动物骨头和石头上雕刻，用这些方式将他们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延续到未来。世代相袭，人类已经创造了复杂的技术，可以将思想委托给更持久、更小型、更便携的对象。从6000年前的泥板文书到莎草纸，再到印刷、摄影、录音，一直到现在的微型便携数字媒体工具，记录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使知识的存储得到了丰富，这无疑是人类这一个物种取得成功的关键。在数字时代，我们极大地扩展了记录信息的能力，让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好奇心，并寻求更多雄心勃勃的问题的答案。

但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超越我们自己，我们不得不努力追赶我们的发明创造。我们所处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记忆系统（memory systems）的承载能力大大落后于我们产生信息的能力。自20世纪90年代万维网诞生，到过去10年间社交媒体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被信息淹没。与此同时，我们又被信息丰裕所蕴含的强大力量和希望所吸引，甚至陷入狂热。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信息，越来越大的数据量。然而，似乎我们拥有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难以掌控已知的知识。我们究竟该如何赶上自己？

旧石器时代的壁画，位于法国东南部的肖维岩洞。约3万年前，人类在这些壁画上留下了赭石红的手印。

人类淹没于自己的精巧发明所创造的财富之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创新都会促成一段时期的信息生产过剩以及信息膨胀，大量的信息使我们无法管理我们生产的信息，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至今一直如此。拥有大量的知识却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同时又渴望获得更多知识，这是一种人类状态，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的产物。

但如今，我们面临的情形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所不同。我们再也不能依靠几千年来磨炼的技能，通过管理实体物件（无论是纸莎草卷轴还是平装书）来管理我们的知识。我们必须学会精通电力网、计算机代码，以及我们用来创建、存储和读取记忆的大型机器。精通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精通就是当今的前沿知识。

我们面前的数字景观大多还未探明，我们只有进入它进行探索才能了解其中的未知之地。幸运的是，尽管未知领域可能很广阔，但数字技术本身也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它能加快新知识在急于探索未知领域的人与缓步适应的人之间的交流。随着这些前沿技术不断被攻克，我们认识到长久以来对人类集体记忆的理解已经过时，它不再需要附着于不死的实物之上，也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数字记忆（digital memory）无处不在，虽然它无比脆弱；数字记忆无边无界，虽然它先天不稳定。因此，精通数字记忆意味着在开发其优势的同时，还要克服其弱点。我们将在数字时代研究记忆存储的未来（the future of memory），探索数字记忆的优缺点。

我在1997年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人类记忆走向数字化所产生的后果，当时我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带领一个策展人团队策划一场综合馆藏展览。这场展览前所未有，图书馆刚刚获得了它的第1亿件藏品，我们要从中挑选数百件来展示国会图书馆200年的历史，乃至美国人民的历史。藏品如此丰富，我们挑花了眼。国会图书馆是美国版权局所在地，并且它始终忠实于其创始人托马斯·杰斐逊的愿景，致力于建立一个综合的全景式人类知识收藏库，可以说它的藏品包含了每一种记录信息的介质，从宣纸、棕榈叶、油印纸、葱皮纸，到鲸骨、鹿皮，再到蜡筒留声机、早期的电视显像管、记录无声电影的硝酸胶片、画有地图的牛皮纸、平板电脑大小的玻璃板底片，当然还有记录计算机代码的磁带、软盘和硬盘。

真理神圣不可否认，还是真理不言而喻? 《独立宣言》初稿，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修订。

从1亿件藏品中挑选出几百件非常容易，因为每件藏品都有一个故事。例如《独立宣言》的初稿讲述的是美国如何诞生的故事，它是在1776年7月由托马斯·杰斐逊在几天之内起草，并由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罗杰·谢尔曼和罗伯特·利文斯顿共同修订完成的。在这份初稿上，托马斯·杰斐逊的手迹清晰易读，其中有一些段落被浓重的黑墨水线条大胆地划掉，一旁有亚当斯和富兰克林的修改。

看到杰斐逊的这篇受人崇敬的文本上有这些生动的修订痕迹，人们总会感到惊叹。他们震惊于这份著名文件中最著名的那句话—“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并不是杰斐逊所写的，他写的是真理“神圣不可否认”。我们今天熟知的这句话实际上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修改而成的。《独立宣言》的追踪修订版令人陌生又熟悉，却直观地表明了开国元勋之间的分歧和妥协。原始文件用一种陌生且全新的方式呈现了过去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事件的戏剧性、动机的复杂性和结论的不可预测性。

历史学家们继续挖掘这份四页纸的草稿，从中寻找殖民地叛乱早期阶段的线索。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熟悉处理原始文件的兴奋之情。我也知道直接使用原始文件进行研究是多么激动人心，甚至有时会让人心潮起伏。这几张在时间里褪了色的纸使得现在和过去建立了奇妙的物理联系。然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份草稿对游客的冲击。对许多游客来说，图书馆只是他们走马观花式的首都游的其中一站。他们到图书馆的时候常常又累又热，而且他们往往对历史不感兴趣。但这份原始文件却有与众不同的魅力。他们在走近陈列柜时会安静下来，低下头朝玻璃里望去，他们专注于一行行被划掉的文字，仔细辨认字里行间的潦草字迹，理解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他们的反应是发自内心的。即使在光线昏暗的防弹玻璃陈列柜里，这份原始手稿仍然散发出一种“神圣不可否认”的气息。

就在那时，我开始认真思考记忆存储在数字时代的未来—尽管我更想用“担心”这个词。200年后，或甚至50年后，我的继任者会展示哪些藏品？如果过去没有留下不可否认的实物，人们会如何与过去的人产生这种独特的发自内心的联系呢？我们在1997年展览的藏品都是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事物。数字信息将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一点不言而喻。到那个时候，互联网页面在更改或消失前平均存在时间仅为44天。我们似乎正以惊人的速度，从产出相对匮乏的知识经济，转向产出无限丰富的知识经济。根据2015年的最新统计，国会图书馆拥有超过1.6亿件馆藏，和1997年的1亿件相比有惊人的增长。但是与网络上流通的信息数量相比，它的馆藏虽不至于说是匮乏的，也至少可以说是可控的。工程师们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平方千米阵列（Square Kilometre Array），他们估计，这台望远镜投入使用后每天将产生“多达1艾字节（也就是1018字节）的数据，大约相当于整个互联网在2000年全年处理的数据量”。而网络本身也在势不可挡地发展。据一家数据存储公司估计，全球网络数据增长速度从2012年的27亿太字节（TB）跃升至2015年的80亿太字节。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计算数据却没有人真正知道，甚至尚未达成一致。

新技术模仿旧形式:左侧为《美因茨大圣经》，右侧是古登堡印刷的第一本《圣经》，印刷品在模仿手抄本。

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被数据洪流淹没？过去，书写材料的成本，复制书籍所需的人力成本，以及传播和提供书籍、图册、照片、胶片和录音的成本都很高。这些成本限制了生产速度，实际上也就筛选了谁可以接触到哪些知识和创意。维护大量冗余的物理存储需要巨大的开销，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花很高的成本保存并使它们长期维持功能，问题仍然是：“我们花费重金应该存储哪些东西？”

如今，突然之间，这种筛选消失了，信息以电子的速度传播，几乎没有障碍。现在，每个拥有电脑的人都可以出版自己的书，发行自己的电影，播出自己的音乐，并在全球即时发布他们硬盘或智能手机上的内容。现如今的问题是：“我们能忍受错过哪些东西？”

尽管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很多过去的信息，知晓人类以前是如何做出这些选择的，因为长久以来人类遇到过许多次信息膨胀。记录技术的每一次创新都无一例外地伴随着这一问题。苏美尔人第一次发明文字来记录粮食收成信息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难题，不知道该把这么多泥板放在哪里才能保证它们不会损坏或被盗，还能保证它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方便拿取。欧洲人推行印刷术后，市场上就充斥着与《圣经》这类权威文本相互竞争、相互矛盾的书籍。而当我们通过唱片记录音频时，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唱片会因为处理不当而破裂，而硝酸盐胶片上记录的电影画面，即使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也会燃烧和爆炸。每一项创新都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利用这些使人惊叹的先进存储技术，每一项创新都充满了未知潜力，而这些潜力只有通过实验才能发现。每一次进步都需要花费巨额成本，更换已经安装到位的信息基础设施。创造者、出版商、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都在争先恐后地追赶每一次技术进步和创新。无论它们在当时看起来代价有多高，最终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重新想象人类集体记忆，也能够捕捉更多的人类体验。

人类共有知识和专门技术的体量不断增长，这一点决定性地塑造了我们与其他物种截然不同的命运。随着我们改进记录技术，发明出更多更结实、更便携的媒介来保存我们的知识，我们获得了对地球的统治权。我们的文化和技术是我们最根本的权力工具，使人类的适应策略远远超越了生物进化规律，而其他物种仍然必须严格遵循这些进化规律。然而，在21世纪初，我们却毫无预兆地开始了一场巨大的自然实验，4万年来人类利用实物保存思想并战胜死亡的方法变得过时了。永久地保存知识，这一承诺已然一去不返。我们正在用计算机代码取代书籍、地图和视听记录，而计算机代码的稳定性甚至不如人类记忆本身。代码会迅速被新代码覆盖或过时淘汰。人类获取数字数据完全依赖于机器。反过来，这些机器则完全依赖于不间断的能源供应，并且只有服务器农场才能进行存储和提供数字数据。

我们如何保证这个不受控制的人类记忆实验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处？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将回顾过去，探索我们过往如何克服信息膨胀的挑战。我们将一窥人类的大脑，去了解在没有显意识帮助的情况下，大脑的自然筛选系统如何决定保存哪些信息，丢弃哪些信息，我们会发现从中获得的见解往往出人意料且与直觉相悖。历史经验和当代科学为维持人类的集体记忆和管理我们个人的数字档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

记忆载体与唯物主义思想

要使我们身处的这场实验取得好的结果，我们需要消除两个主要的错误观念。第一种观念认为，今天的富足是一种新现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它始于计算机，由科技推动。这就像是把你脸上的瑕疵归咎于镜子。技术是人类意志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的确，信息生产的速度加快了，计算机能够轻易地进行完美的复制，这毫无疑问增加了冗余信息的存储量。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推动已经膨胀的数据宇宙继续膨胀。但是，当前的信息膨胀并非始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商业化之时，也不是始于20世纪40年代军方发明电脑之时，它始于19世纪上半叶。另外，使我们身处目前境地的，也不是技术创新，而是一种思想。这个革命性的思想认为，宇宙和世间万物都处于物质的因果链中。

公元前7 世纪的楔形文字泥板，记载了将人和动物的天生缺陷解释为神圣的预兆。

哲学上称之为唯物主义（materialism），这种思想本身非常古老，它是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思想的核心，因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9—前55年）的《物性论》中的一首诗而不朽。我们也可在古代印度和中国哲学中找到它的踪迹。但是当西方科学家掌握了物质存在因果关系的观点后，他们没有像哲学家那样仅关注于用物质解释世界。他们分析物质，探索新的知识来掌握大自然的秘密，而他们的政治对手则利用这些知识来改变世界。因此，到了19世纪30年代，对物质证据的大搜寻开始了。调查研究工具被迅速发明出来，推动了新信息技术的扩散。从1838年的银版照相法，到2013年发明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中用来检测新的亚原子粒子痕迹的强大影像工程学，我们的信息技术都源自这样一个洞见，即物质记录了宇宙的历史，因为它是一种缓慢而客观的信息，宇宙用原子书写自己的自传。人类集体记忆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到万维网的演变过程，讲述的就是将物质作为存储载体这一思想是如何和为何占据主导地位的，以及它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

文化的发展是断断续续的。历史的进程充斥着虚假的承诺和“死胡同”，随着环境的变化，在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的实验随后又被证明不合时宜。但是当多种力量联合起来加速和改变事件轨道时，也会出现快速变化的时刻和拐点。引领和推动19世纪科学进步并使之成为今天信息膨胀的开端的拐点有4个：（1）在美索不达米亚以行政和商业为目的而发展的文字以及对征税的专业管理；（2）古希腊人为了追求知识而把图书馆作为培养知识的场所；（3）文艺复兴时期希腊罗马著作的复兴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共同推动了西方进入了现代；（4）18世纪的启蒙运动重塑了知识，它转变为一个动词——进步，并增加了国家的责任，确保信息自由。

这些拐点都指向18世纪初的关键时刻，当时一些好奇的地质学家发现岩石就像时钟，只要得到正确的解读，岩石可以用来测定地球的时间，而地球比人们想的要古老得多。也就是从那时起，科学从理性时代进入了当今的物质时代，开始了对世间万物的物质证据的伟大探索。在我们探索世界和自身的传奇历程中，数字时代只是最新的一个阶段。当今席卷全球的丰裕信息经济就源自西方思想史的这一拐点，也正是西方创造了当今通行世界的文字：在全球网络上传播的数字化代码。

巴黎的圣珍妮维叶芙大教堂(1838— 1850 年)。为了引入自然光，避免火灾，亨利·拉布鲁斯特 (Henri Labrouste)在阅览室采用了新式铸铁，这样一来，数百位学生就可以同时坐在阅览室学习知识了。

我们对记忆的看法，

为什么是过时的？

第二个错误观点是我们对记忆本身的过时看法。计算机不是对大脑的精确模拟。科学家们现在明白了，自然记忆是动物适应环境的主要机制。刺猬和人类都拥有自然记忆，它与我们用来存储信息的书籍和硅晶片等人工记忆（存储工具）不同。记忆是动物一生中获得的全部知识，目的是为了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生存。本质上，动物所知的一切都没有预先编入其DNA中。考虑到世界的复杂性，自然记忆采取的是“少即是多”的路径。它在处理日后很可能会派上用场的信息时节制而有预见性。就像一个旅行家花一周的时间把所有必需品都塞进一个小旅行袋一样，大脑通过精密的关联网络，把大量的相似信息组合压缩在一个个微小空间里。

通过学习新事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与时俱进。幸运的是，我们的记忆不是固定不变的，不然我们将处于极端的毁灭境地之中—世界突然停止，变得一成不变。我们必须善于忘记不再真实或不再有用的东西，善于记住有价值和必要的东西。当我们在生活中承担了新的角色和责任时，比如父母、伴侣、工人或公民，我们就摆脱了旧的角色，比如孩子、学生或依赖他人的人。不锻炼的肌肉会变得软弱，记忆也是一样。正如打包的艺术，我们舍弃什么和我们装入什么一样重要。同样，记忆的艺术也依赖于遗忘的艺术。

数字记忆长什么样? 布鲁斯特·卡尔和互联网档案馆的一堆机器可读的数字数据，包括图书、音频、视频，他们都存储在同一个设备里。

这对于数字时代来说，意味着数据不是知识，数据存储也不是记忆。我们使用技术来积累关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事实。但事实只是记忆的附带产物。他们有时甚至会妨碍我们专注思考和解决问题。至关重要的是，信息要具备在现在和将来都能派上用场的能力。而我们的情感能够感知什么对生存和幸福是有价值的。当我们被太多晃眼的东西和发出嘈杂声的设备分散注意力时，我们就无法学习或开发稳固可重复的记忆，我们将无法构建对我们未来可能有用的重要知识和经验储备。这将危及未来。因为记忆不只是过去，更是未来。

人类的记忆是独特的，因为从储存在我们大脑的信息中，我们不仅能回忆起过去或现在存在的事物，还能创造“可能”存在的事物。通过过往，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景象。我们知道有过去，有现在，也有未来，我们可以在脑海中自由地穿梭于不同时代。在我们之前，就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出生和死亡，而我们也注定会死去。这种对时间深度的深刻感知在自然界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能够进行精神时间旅行（mental time travel），想象未来可能的样子，或者回到过去，重新建立现在的事物是如何变成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过程。我们的记忆越丰富，我们的想象力就越强。我们能够解决一个个难题，根源就在于这种臆测思维。

当我们思考数字时代的记忆时，会看到电子信息的惊人力量，也会看到瞬时满足使个人记忆得到增强，有时又受到损害。我们还将“大规模”地研究记忆，就像计算机工程师说的那样，人类的集体记忆在数千年里不断增长，有时也会缩减。集体记忆是跨越多种文化的一代代人的创造，它是人类学习的全部范围，是我们每个人都为之贡献并从中汲取营养的知识和技能的共享体。我们将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的单一行为如何能够共享和积累，从而成为知识；一代代人又是如何努力保障知识，并使知识代代相传；以及每一代人如何积累更多的知识。数字网络使人类的集体记忆跨越政治和语言的界限。每个能够联入互联网的人都可以将个人记忆和所学转化为共享的知识，确保人类的集体记忆在以指数级增长的同时继续保持文化多样性。

声音的图像:实验物理学家卡尔·哈伯用设备绘制亚原子粒子的轨迹，这是挽救那些脆弱介质上的声音记录的技术基础。

数字技术正在从根本上重塑集体记忆的过去和未来。我们如何保证这一跟人类记忆有关的不受控制的实验对我们有利呢？没办法保证。但是事情都在我们掌控中。而社会和个人面临着关键的决策：如何重建记忆系统和实践以适应信息丰裕的经济。很少有哪一代人能够塑造如此丰富的、未来几代人将继承享有的世界。本书的目标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记忆在创造未来中的作用，并拓展想象的可能性，以使我们为数字时代重建记忆系统。

这是一本关于这一伟大思想的小书。它不是一本预言书，因为未来是不可知的。它也不是一部通史，或是对文化和生物记忆的分析。相反，它是对记忆、过去和未来有关的新领域的探索。就像所有在未知领域的旅行者一样，我们必须走过迂回之路，才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我们必须遗憾地回避一些非常有趣但会分散注意力的路线。对于那些只想了解一些简明主题的读者，我在书后列出了研究中使用的关键资源，注释中也有对特定资料的提示和一些评论。

我们的旅程始于回顾过去，进入人类记忆的深处，了解我们是如何到达这一关口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用个体事例，在一些关键拐点上着力研究这样一个议题，即有关记忆的思想发生改变后是如何与分享知识、扩大人类潜能的技术相互作用的。记忆生物学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研究这一领域是为了深入了解大脑的自然筛选系统，该系统捕捉有价值的信息，丢弃其他信息。当我们在数字时代努力掌握大量的记忆时，我们最终会思考我们所面临的个人、社会和文化的选择。

校对｜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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