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皇帝的太监王振（明朝宣宗年间太监）

其实，宦官王振靠着自己的通晓书文、狡猾多智，早在宣德年间便已得到了宠幸。宣德九年，宣宗出巡塞之前，便下令“命太监杨瑛、李德、王振、僧保、李和等提督皇城内外一应事务”，可见此时王振已颇受重用了。作为宣宗的心腹，他被派去照顾东宫太子，做了一名“局郎”。所谓“局郎”，《明史·职官三》言：“及置东宫典玺、典翰、典膳、典服、典药、典乘兵六局，局设局郎一人，丞一人。”这个职位乃是东宫中掌事的宦官头目之一。

英宗出生不到四个月便被立为太子，直到登基的时候年龄也实在幼小，所以一直未曾接受正规的文化教育。在宣宗驾崩的几个月前，宣宗还和三杨等老臣提出“明年春暖，东宫出文华殿读书”，可见在此之前，英宗并未出阁读书，日常接受的便只是一些识字书算的启蒙教育。这些教育，便是靠王振这样有一些文化水平的东宫内侍来完成的。王振于英宗，不光是生活上的照顾者，也担负着启蒙老师的作用。因此，英宗一直称王振为“先生”，又对他“雅敬惮之”。这“敬惮”二字，便可以看出英宗幼年对王振的依赖、敬畏之心。

由于和小太子有这般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登基之初，便越过老资格的金英做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其实，他进入司礼监的时间可能更早。《罪惟录·王振传》记载：先是，长随刘宁以恩幸掌司礼，而不知书，上（指宣宗）命振代笔。寻宁奉诏他出，以政务委振，振安之。宁归，不肯谢事，遂移宁为南京守备。若此说可信，则他很有可能在宣德年间就以入掌司礼监了。但是正统初期的王振不但不曾作恶，反而还能常常教导小皇帝戒绝玩好，又能委婉讽谏张太后的一些错漏。

《罪惟录·王振传》载：振既为司礼，宣庙崩，英宗年幼，呼先生名。上尝与小臣击球，振至而止。诘旦，驾在阁中，振跪奏曰：“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上愧无所容。三杨叹曰：“宦官中宁有是人１而文林《琅琊漫抄》则言：北京功德寺后宫像设工而丽。僧云：正统时，张太后尝幸此，三宿乃返。英庙尚幼，从之游，宫殿别寝皆具。太监王振以为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母后大德，子无以报，已命装佛一堂，请致功德寺后宫，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许之。复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经在，不可就寝，遂不复出幸。当时名臣尚多，而使宦者为此，可叹也。

在王振这般兢兢业业的行事作风之下，三杨等老臣似乎也开始对他慢慢的不设防起来，甚至有时还对他青眼有加。王振聪明乖觉，立刻便发现想要在朝中站稳脚跟，非得要讨好三杨不可。因此他也卖力地在三杨面前扮演一个明礼法、懂尊卑的好宦官。《罪惟录·王振传》中记载：“（振）顾传旨每立阁外，不敢入，三杨呼入坐以宠异之，振自是权侵重。”有了小皇帝的敬重，太后和老臣的放松警惕，使得王振便有些飘飘然起来。英宗年少，免不了寻常男孩子喜欢打闹、不爱读书的毛病，王振便投其所好，在武事上迎合少年天子。宣德十年年底，王振便怂恿小皇帝搞了一场盛大的阅武大会。

时辅臣方议开经筵，而振首以武事导帝。是年冬，诏振偕文武大臣阅武于将台，以私人指挥纪广为第一，擢都督佥事。先帝大丧刚过，此时三杨等老臣们正准备着要让小皇帝开经筵，学习儒家经典，小皇帝却和他的亲信宦官搞出了这样一场盛大的阅武大会，这样大的动静不能不让老臣们心生不安。皇帝年纪幼小，性格未定，人生目标也还未树立。此时对他加之的影响，很可能会他将来一辈子的施政方针形成重大导向，也与将来哪一派的臣子能在朝廷上真正站稳脚跟有重大关联。三杨这些老臣历经数朝，浸淫儒术，只想着要把小皇帝塑造成仁德之君，自己便可安享帝师王佐之称。大兴武功，在他们看来绝非正道。自然，罪魁祸首便是引诱着小皇帝走上邪路的宦官王振。

于是，转过年来，也就是正统元年二月，杨士奇在《请开经筵》疏中便含沙射影地写道：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皆留圣心，为皇上慎选左右随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举动轻佻，语言亵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随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觉其非，言听计从，后来欲去其势，难矣。尽管这时候王振的手还未伸到政事上，不过是带着小皇帝玩些男孩子都喜欢的“骑马打仗”之类的过家家，但是老臣们似乎已有了不祥的预感。“随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觉其非，言听计从”，这十六个字，仿佛一面镜子，已照出了十几年后的将来。

经筵是开了，太后和内阁为小皇帝选的老师也都是当世的一流学者，除了三杨，还有掌铨十多年的老臣王直、大儒李时勉、钱习礼、后来相继入阁的陈循、苗衷、高谷、马愉、曹鼐等等。只是明代的经筵，有时更侧重形式和礼仪，小皇帝似乎对经筵始终抱着一种任务心态，和这些老臣、儒臣们从未有过交心之举。很多年后，李贤在《天顺日录》中回忆正统年间的经筵时，便记载了时人的一句评论，可谓一语中的：考功李茂弘先生尝言：“可忧者，谓君臣之情不通，经筵进讲文具而已，不过粉饰太平气象，未必无意外之祸。”相比之下，枯燥无味的儒家经典，显然不如骑马打仗更能勾起男孩子的兴趣。就在同年十月，王振又怂恿着小皇帝召开了一次更加盛大的阅武大会，这一回，不光是王振出席了，小皇帝也亲自来了，还赐了夺魁的驸马都尉井源一杯美酒。只是武将们似乎对此都不大领情，还酸溜溜地说：“往年王太监阅武，纪广骤迁，今天子自来顾一杯酒耶？”似乎比起王振，便是天子的威势也大大不如了。

年幼的小皇帝大概还不能完全理解王振这些收拢人心的手段，他大概只是觉得看着这许多武艺高强的大将在自己面前俯首称臣，是一件万分激动的事。从他登基算起，到此刻也已近两年了，小皇帝渐渐觉出了指点江山的妙处，因此那颗心便也慢慢敏感起来。和所有的少年天子一样，他最怕臣子们看他小，对他阳奉阴违，也怕这父祖传下的江山社稷，落到他手上，无法发扬光大。当时的朝政是什么样子的呢？正统元年五月，十三道御史李辂等人联名上了一封奏疏，便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朝野的情状：官场毫无尊卑，嘱托公行，文武百官每日朝参，及遇节行礼，多有不循礼法，纵横往来，嘻笑自若。或嘱托公事，议论是非，或于外朝见辞官员班内亲识讲说事情，及至立班，多不依品级搀班次，又有将带家小在朝房住坐者…近年在京官员多有政事无闻，声誉不佳，年老残疾，尸位素餐者，甚至奔竞希求进用者。

军士因循懈怠，扰乱市井，内府各衙门守卫官军纵令无牌面旗校军匠人等穿走，甚至挑行李酒食等物，出入略无忌惮。其守卫官军有带牌回家，及在街游荡者，门下止有二三人，或立或卧，又有不候交班辄去者…五城兵马不务巡视街衢，捕获奸盗，点视更铺缉访是情，却乃纵令弓兵在街罗织生事，强取米果蔬菜等物。这还是京中情形，便足以看出在这“盛世”的名头之下，文武官员都已松散懈怠，倦于公事。而在边关战场，这种颓靡不振之风亦不能避免。当时鞑靼残部尚在甘肃、陕西边外来去，动则饱掠边城，边将守御无能，还往往遮掩败报，希图获功。宣德十年四月，鞑靼几千人马入寇大同桦皮沟，大同副总兵曹俭被虏寇大败。就在朝中科道尽皆弹劾曹俭之际，他的上司大同总兵方政还敢为他开脱，说“左副总兵都督曹俭领兵巡捕杀死鞑贼数十人，获其弓箭袋等物”。这样的谎话，连小皇帝也瞒不过，他立刻斥责道：“岂有杀虏数十而不获一马者乎？今后报捷务验其实，不可轻信，切宜戒之。”

这是将领的德行，那么普通士兵呢？正统三年，一队前往宣府、大同轮班备操的士兵经过北直、山西的旷野乡村，结果导致了一嘲灾难”：时宣府、大同轮班操备官军经过州县乡村，多纵马驴食践田禾，偷刈粟谷，及潜行径路，震耀兵器，肆为奸盗。其头目官因资以为利，不复禁制，甚至敺伤驿丞，索取财物。这样一队军纪荡然无存的官军经乡过境，恐怕和敌人扫荡也没有什么区别了。要靠这样的军队来御敌，又怎么能够打赢敌人呢？军队如此，朝中机枢更无御敌良策，面对在边境屡屡骚扰的鞑靼，三杨之辈只知道“赦其抢掠之罪，许以来降，用散贼势”，但蒙古人哪里是能被几句好话感化的？说到底也不过是毫无用处的空谈而已。正统初政，看似上有太皇太后英明果断，下有三杨儒臣兢兢业业，号称“天下清平，朝无失政”，却也不过是花花架子下一戳即破的假象而已。

在这满朝因循守旧，暮气沉沉的情况下，少年天子锐意进取，如何忍耐得住？此时，身边的宦官王振便与他一拍即合，作势要拿这些老臣开刀。正统元年十二月，正值西北战事吃紧，小皇帝要兵部要尽快拿出应对章程，不料过了五日，兵部还未将回复上报皇帝。小皇帝只急得焦头烂额，心中更是对兵部的拖拉作风愤怒之极。这日早朝过后，小皇帝便亲自将兵部尚书王骥叫到跟前，劈头盖脸便是一顿臭骂，说：“边情紧急如此，尔等何故迟延不议，欺朕年幼邪？”随即便将尚书王骥和侍郎邝埜统统下狱。

此事，所有史书统一口径，都说是王振挑唆的。其实王振不过是顺从上意，“欺朕年幼邪”这种话，听来未免孩子气，可除了这点小孩子脾气，难道少年英宗便真没有对举朝万马齐喑的痛恨么？在传统儒家看来，好皇帝其中的重要一条标准，便是安静不生事。所谓的“万马齐喑”，在他们看来，未必不是另一种“举措清静”，这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有助于休养生息的大好事哩。只是小皇帝却不能忍受这种中庸无为的价值观，在处置了王骥和邝埜后，又将未能出面纠合王骥等人的言官们杖责二十，夺俸三月。这件事，也被算在的王振这位教唆犯的账上。《明史》总结称其为“（振）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明通鉴》则称“自是言官承振风指，屡摭大臣过，自公、侯、驸马，伯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劾，或下狱，或荷校，甚至谴谪，殆无虚岁。”

这些所谓“重典御下”的事例，后来还有很多。比如正统三年一年内，便屡屡有大臣下狱，例如礼部尚书胡濙、户部尚书刘中敷、户部侍郎吴玺、都御史陈智等，刑部尚书魏源竟一年两下狱。但细考这些官员下狱之由，便可看出其实也算不上是王振的过错，反而能看出王振帮助英宗锐意振作朝政。例如本年两次下狱的刑部尚书魏源，第一次下狱，是他在审判一桩民妇谋杀亲夫的案子中误判，后来证明此案是冤案，第二次下狱，则是魏源在会审辽王时没有查出他的诸般重罪。这两次下狱，都可算是魏源玩忽职守，虽说部院大臣下狱有失体面，但毕竟也不是凭空冤枉了他。而涉及户部尚书刘中敷的另一桩发生在正统六年的案子，如实录中记载：下户部尚书刘中敷、右侍郎吴玺、陈瑺于狱。时瓦剌使臣朝贡带长行马驼存留大同牧放，上问户部官：“存留马驼数几何，应支草料数几何？”中敷等不知，无以对。中官王振言于上，执中敷等下狱，会官鞫问，论罪应斩，遂禁锢之。

作为户部的堂上官，连瓦剌使臣朝贡的驼马数量、草料多少都说不上来，只能说是庸碌无能之极了。王振虽然插手了此事，导致刘中敷等人下狱，但也实在算是这些人罪有应得。这类事迹，若统统认为王振是在陷害忠良，未免太过武断。但不论后来这些“教唆”的事实如何，正统元年腊月里的这一场板子打下去，已是满朝震惊。刑上大夫，乃是极大的丑闻。士大夫们自然觉得小皇帝乃是年幼纯良之辈，做出这些事，自然是被他身边的小人王振挑唆的了。

对于王振此人，起初太皇太后和三杨都对他都是缺少足够的重视，由得他在后宫、内阁、朝堂、军界之间出入串联。直到此时此刻，才渐渐觉察出，此人绝不是安分守己之辈。他是皇帝最心腹的宠臣，若不及早将他控制住，谁知道将来他会教唆着皇帝做出什么事来？于是，第二年开春便发生了两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太后尝遣振至内阁问事，士奇拟议未下，振辄施可否，士奇愠，三日不出。太后闻之怒，立鞭振，仍令诣士奇谢罪。且曰：“再尔，必杀无赦

几日后，又出了第二桩大事，这件事也更为知名：一日，太后御便殿，召英国公张辅、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濙入朝。太后左右女官，杂佩刀剑，侍卫凛然。上西向立太后旁，五臣东面稍下…有顷，宣太监王振至，俯伏，太后颜色顿异，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时女官加刃振颈，上跪为之请，五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岂知此辈自古祸人家国，我听帝暨诸大臣留振，此后不得令干国事也。”振自此稍敛戢。已而太皇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这两件事是否是真的，古人便有过争论。尤其是第二则，大约最早见于成化、弘治年间士人何孟春的《余冬叙录》。只是王世贞在《史乘考误·卷4》中便指出，正统中并不见太皇太后召见诸大臣之事，在三杨各自的文集中对此事亦不见有丝毫记载，有可能只是以讹传讹。而夏燮却在《明通鉴·纪22》正统二年正月此事的“考异”下言，三杨不敢将此事记入文集，乃是因为其时王振正横，他们不敢将此事写入书中触王振的霉头。

当时的真相究竟如何，已不可还原。但既然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下来，便足以证明当时王振与朝臣及朝臣背后的支持者太皇太后的矛盾已公开化了。但细思之，便可品味出诸般端倪：至始至终，太皇太后对王振都没有杀心，充其量只不过是为了给他一个警告。否则堂堂太皇太后真要杀个宦官，真是易如反掌。就算不杀人，将王振赶出皇宫，随便发往南海子种菜或是昌平守陵，哪里不能打发了他？而事实上是，除了这一通吓唬，太皇太后对王振再无什么具体的遏制措施。惟一的防范，也不过是如李贤在《天顺日录》中所言：每数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阁，问连日曾有何事来商榷。即以帖开某日中官某以几事来议，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验之，或王振自断不付阁下议者，必召振责之。

而且从以后的事情看，就连这样的防范也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太皇太后又开始默许王振插手政事。正统四年，朝中出了一件小事，这件小事，却被史家拿来大做文章，认为是自正统二年王振被斥责后，势力复起的一个标志：居亡何，福建佥事廖谟杖死驿圣，事下法司，杨溥欲坐谋抵罪，士奇引因公致死律，互争不决，请裁于太后。振秉间言曰：“溥与驿丞、士奇与佥事，皆同乡，未免有私。但只偿过重，因公过轻，宜对品降调。”太后然之，振自是始稍稍决事，侵内阁权。太皇太后不许王振干政的扬言犹在耳边，王振却仍然可以在她的眼皮子底下从容接触政事并发表看法，太皇太后居然也无任何反对态度，从此便可反推正统二年的这一场闹剧，亦只是做姿态而已。何况政事上阁臣意见不一，乃是很正常的事，纵然各有偏私，也不过是臣僚的常态。王振却趁机挑拨，既赢得了太皇太后对自己的赏识，又趁机中伤了二杨，可谓一石二鸟。而太皇太后居然也顺势认为三杨有私心，因而不肯在此事上完全支持他们这一方，便可知《明史·杨士奇传》中所谓“太后推心任士奇、荣、溥三人”的话，也不是完全真实。

没有杀成王振，有人以为乃是太皇太后“优柔寡断”，但其实却并不能真正窥知太皇太后的心意。因为太皇太后作为女人，想要协理朝政，少不得要用宦官作为中间人和大臣们沟通。而身为司礼监掌印的王振，自然是最合适且最名正言顺的人眩从“太后尝遣振至内阁问事”这类词句看来，小皇帝登基后，便一直是王振在充当太皇太后和大臣们之间的传声筒。而正统二年之后，只怕仍然是王振在充当这个角色，而太皇太后也缺不了这样一个既聪明能干，又能和皇上沟通的宦官。也许在这两年里王振的行事的确有所收敛，但他的权力其实并没有真正萎缩。只要他愿意，他仍旧可以随时可以插手朝政。

以太皇太后作为靠山的老臣，和小皇帝之间，已开始出现不可弥合的鸿沟，这条鸿沟的始作俑者便是王振。他不断阿顺着小皇帝想要“锐意有为”的性子，带着他和三杨心中崇尚“中庸”的儒家政治越走越远。随着英宗年岁渐长，即便是作为长辈的太皇太后，也无法左右皇帝的意见，更不用说只是仰太后鼻息的三杨之辈了。垂垂老矣的太皇太后，和少年锐气的英宗相比，谁占优势，不言而喻。在这件事中，三杨表现出来的软弱不争和阿顺上意，一直被史家所诟玻其实站在三杨的角度上想一想，若他们胆敢支持太皇太后杀掉王振，那么无疑就是公开和小皇帝撕破脸了。就算小皇帝一时能隐忍不发，将来也免不了清算。这些老臣在朝中翻滚多年，自然是不会做这样得不偿失的事情的。

不过，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三杨以及其所掌控的文官集团是非常“乐于”看到王振崛起的。因为随着王振的崛起，一个穿越时空的惊天大局将正式拉开帷幕，即便三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先后去世，但是他们所布这个局的影响直至今天…这个局就叫做：土木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