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老师作文300字（我的小学老师上）

上世纪的1970年秋，父亲由三虎地公社完小调任大黑沙土东风大队中心小学，我的整个小学读书生涯都在那里。

由于身体的原因，我没有完整地上过一年级，一年级的前半段是在家里父母教的。从一年级后半段开始，冀有亮先生就成了我走进校园的第一位班主任老师。

冀先生出生于1944年农历六月，那时只有27岁。他戴一副白塑料框堪比洋瓶底叾子的近视眼镜，颜面黝黑，瘦脸短颏，稀疏的偏分多半丝丝缕缕沾在额头，三季中山正装解放胶鞋，夏天白布衬衣塑料凉鞋，当然一律黑胶痼圙。

冀先生是白家营子自然村人，姊妹九个排行第四，是村里为数不多在张天祥小学读过书的高小生之一。他家在村西头属二队，我家住村中属三队，隔得不远。

第一次跟着父亲到学校，就发现冀先生跛行，一条腿稍短且不能弯曲。后来才知道，1965年，冀先生21岁，在兴修水利的热潮中，东风大队在五台坊子自然村南面坡上打大井。作为青年突击队员的冀先生在坑底突遭井壁塌方，一条腿瞬间被砂石压埋，骨头断裂。当时众人急于救他并防范二次塌方，便死命拖拽，导致骨头大错位，更严重伤了筋，虽被大队用大皮车紧急送到康保毛不浪村第二天坐大卡车到了张家口医治，终因伤势严重和时间拖延，可能也是当时的医疗水平所限，在险些要了命后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因为是工伤，不能到大田劳动，大队就照顾他到推销处当了唯一的售货员，后来在大队部值守下夜看摇臂电话，村里当民办老师的知青陆续走了，就让他当了民办老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冀有亮先生办的残疾证，可惜没起过作用)

冀先生始终没有成家。年轻的时候曾订过两次婚。头一个对象是化德县土城子转达沟的，因琐事起纠纷而退婚。第二个对象是尚义县七甲荞麦皮窑子的，因冀先生成了残疾后不了了之。当了民办教师，作为准光棍的冀先生从大队部把铺盖卷儿一圪夹，就在学校里安了家，教书连带看学校。他住的屋子是和办公室隔了两个教室的独间房，倒炕加锅台就占据了半间屋子，靠南的窗台下一个学生桌子和一个油漆剥落的老式一揭子柜就是全部家当。炕上是牛皮纸加席子，后来发展成刷了清漆的油布。墙上自然是样板戏的剧照，很多年后李铁梅横眉立目双手攥着大粗辫子和杨子荣左手撩开大氅右手甩起马鞭的形象还在记忆里。

冀先生一日二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做饭的次数却很多。很多半夜，电灯或煤油灯下，小屋成了老师、有时也掺和大小队干部和社员们打拼伙的场所，搅拿糕，蒸连皮糕，炸油饼，也炕糖饼，偶尔还包一顿饺子，喝一点儿暑干酒。童年饥饿的迷迷糊糊中，父亲拿回家的美味缭绕鼻口，酣水滴落枕头后风卷残云的源头就在那里。冀先生捏的大板片子、老汉儿靠墙，蒸的开花馒头，我都吃过。校园南门隔一条大路有一片校田，年年都种山药，从夏末骟山药蛋开始，冀先生的锅里开始有了稀粥煮山药，馏山药，焖开花山药，还有闻着让人迈不动步的山鱼子炖鸡蛋。我曾无数次吃过冀先生的饭，多半因为他和我父亲是同事，我是他的学生，当然也有孩子不识惯后渐厚的脸皮，饥饿年代孩童的不懂矜持、内敛。多年以后，想起冀先生的这份情，我还眼睛湿润。

冀先生的家还是那个年代村里的棋牌室，三凿一、打五十一是常玩的牌戏，偶尔也有人下象棋、军棋。冀先生牌技和棋艺都不错，缺憾是眼不亮，所以总被别人捉弄，偷牌换棋是常有的事，冀先生也有在一盘棋上一口气用炮打死过对手三条车的精彩，而他却浑然不知。很多时候，老师学生或炕上或地下讨论诸如一只小船如何把狼、羊和白菜运过河去之类的益智话题，抑或是关于十万个为什么的讨论抬杠，诸如雀儿究竟能不能碰烂飞机、几根火柴棍儿能摆出多大的数字之类的较劲儿。有时候宣传队半夜排练节目的学生困了也会去炕上迷一会儿。

（左后吹笛者为冀有亮先生，前拉手风琴者为父亲，右拉二胡者为李亮先生)

冀先生爱好很多，会吹笛子，会拉二胡和四弦，还会打竹板儿。夏日，他常在下午放学后吃完饭坐在门外的板凳上圪锯胡胡哨哨枚，多数是本地土曲，有时也以随想曲的散漫解构《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社员都是向阳花》，旋律漫无目的地在空旷的校园里游荡。成年以后才明白，冀先生其实是以那种方式消遣独身的苦闷和烦躁，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寻找慰藉。学校成立宣传队，冀先生自然是乐队的主力之一，偶尔也客串一下艺术指导，提出点不甜不咸的建议。直到如今，村里大礼堂舞台上左侧的冀先生在煤油圪蛋红火映衬下汗流满面、眼镜儿滑落到鼻尖儿仍沉浸或吹或拉的忘我境界里的姿势还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

冀先生还喜欢打篮球，但多半是俗称打半场的四人赛。他不擅奔跑，大多在篮下咋呼着虚张声势，做着跃跃欲试的架板儿，等着传球过来他投篮；每进一球就掏出手绢抹抹眉露骨，有时也擦擦眼镜，倒也打得津津有味，入情入理。半场下来，帽子当扇、跛行慢踱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冀先生还会骑自行车，虽然自己没车，碰到有人骑车到校园，冀先生一般是要骑行一两圈儿的，然后对车子做一番很内行的评价。

冀先生上课有时讲得很有精神，激动处声音高亢，接近嘶吼；有时低眉垂目，有气无力，但总归也能让学生听懂。尼克松来中国到走后的一个月，我们造句只围绕尼克松，气得冀先生手拄直尺捣桌大喉：“谁再提尼克松就抄课文二百遍！必须写在光帘纸本子上！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几个牛牛！”一张光帘纸七分钱，能卖七块儿糖蛋子，谁还再敢提尼克松。冀先生讲完课多半就叫马上做作业，免得晚上灯下坐班判。他总是叫几个学习好的轮流上讲台判同学的作业，自己则搬个板凳坐在门口或门外，熏一烟锅圪垯或卷一不浪工农兵烟丝混旱烟。我在讲台时，顾不得体验手捉红蘸水笔的良好感觉，只专注于空气里弥漫着的润鼻无声的烟的香味儿。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有了“当老师真好能管学生还能吃烟多好啊”的远大理想，竟也一语成谶。

冀先生偶尔也体罚学生，多数是拿黑板上划线的直尺打手心。新课本发下来，我翻开《小马过河》，勉强看懂几成，就好奇地问：“老师，小马跟老马怎就能说话呀？”冀先生很矜持地盯着我说：“这是童话。”“童话的马就说话？四队的小白玉点儿跑得那么快怎了不能说话？”冀先生脸有点红，食指朝上勾我：“过来，过来。”他轻轻地抓住我右手掰直手指，顺手拿起讲桌上的尺子，电光火石般照着手心“啪”了一下。看我龇牙咧嘴热泪盈眶，冀先生笑眯眯地从洋瓶底叾子上面瞅着我：“你把我从圪棱撵了沟黑儿了。你说咱们大队的马都不说话到底是因为甚？这回知道了哇。”我眼泪花花地点点头，似乎真的知道了。挨过冀先生很多次打，当然这一次也没敢和父母说，不过毒蛰蛰的疼还是一辈子记住了，至此也少了很多刨根问底。

也就是我三年级的这一年，冀先生的人生道路开始了大逆转，并且永远离开了学校和讲台。

后来，很长时间都会回忆起冀先生夏日黄昏背操着手，拎着布袋子一瘸一拐向村子后面最后一排房子走去的身影。袋子里是象棋，那排房子的最东头住着他的棋友，—— 一位从外县来村倒插门说话声音有点嘶哑的精瘦汉子。后来才知道，下棋只是前台，汉子只是配角，隐藏在幕后的还有一位因不满父母之命奋力挣扎、企图改写婚姻现状的女主角，二人于无声处粉墨浓妆，联袂上演了一出在当时堪称大戏的桃色闹剧。

直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那位村宗姐究竟图冀先生的什么。冀先生要人没人，说钱习穷，不是美男子，身有残疾，一个月七块钱的补助，一年值不了多少钱的360个工。也许那位村宗姐是对自己命运的反动和撞击，也许是无奈之中有意识的作践，反正两股略带苦涩的情欲纠缠在一起从萌发滋生，到蠕动疯长，在终于冲破了楚河汉界后不久，败露在一个小雨后空气清新的凌晨：声音嘶哑、在人们印象中雷声大雨点小的精瘦汉子终于“砂锅子滚了”，在“拿双”现场用杀猪刀释放出了长时间的憋屈愤懑和处心积虑！不过，只是在非致命处挑豁了一下。

是日上午，两个村的人同时涌向大队部前面的大路上，争相围观躺在大皮车上的冀先生。先生满脸血污，死灰般木然，闭目不语，只有眼皮偶尔跳动一下，表露出心里的翻江倒海。现在我也很难描述当时自己的心境，可能是愕然，害怕，不知所措，也许还有一点点看红火的小兴奋。

冀先生被二套皮车送到公社医院后不几日便回了村。书是教不成了，补助和工分儿自然也没了，污点也不是一下子能洗去的，作为准犯罪分子的冀先生只能回家和老父亲闭门蛰伏残喘了。那个时候，冀先生和老父亲的屋子里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去耍牌，冬天无煤生火，只能是柴草烧干锅。冀先生多数蜷伏在炕头，偶尔也参与打一把。生活浑浑噩噩，死气沉沉。

那件事以后的很长时间，我都很少见到冀先生，记忆中好像他离开学校直到我外出求学工作后都未曾见面，只是听村人偶尔说起过。父亲和我也曾议论过冀先生。作为同事，父亲和冀先生的关系其实不错，但父亲对冀先生评价不高。父亲认为，冀先生虽然不是小人，也绝非君子，“色关打不破”，“不足道也”，不知收敛，在放荡处毁了自己；如果不是发生那样的事，民办教师当下去，后来很有可能就转正了，后半生的命运史就彻底改写了，享天伦之乐也未可知，断不会落魄潦倒近于殍殣，最终薄棺殓身，绝嗣少飨。我觉得父亲的评价是中肯的，其中带着很深的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今天，我觉得，当我们再回顾评价冀先生和当年参与那场“大戏”的其他两位当事人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再非议他们了。毕竟成了历史，况且在那个个体身心远没有现在自由、思想和行为被禁锢的年代，这样惊天动地的事已经对当事个体产生了深重的伤害，三个人的人生也彻底脱离了既定的轨道。那位村宗姐经过了难以计数的纠葛后最终挣脱了那段婚姻后远走他乡，直到今日，正安享天伦之乐；那位同样值得同情的精瘦汉子回了老家后也曾经再婚，但不久之后因病故去了。唯有冀先生宿命般的结局令人唏嘘。

冀先生在经历了灰头土脸的精神折磨和肉体伤害后，据说大队干部还想照顾他，但终敌不过喧嚣的舆论和村风民情的鼓噪而作罢。此后，冀先生在大集体、分田到户的波折中不能凭劳动自食其力，生活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在国家开始改革开放走上发展快车道、老百姓的生活开始大为改观，村集体的管理能力却日见衰弱，社会保障机制还未形成的社会转型期，不得不操起二胡成了卖唱的乞丐，靠嘶哑的讨吃调谋生。

作为光棍人，冀先生基本算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闷骚。他后来竟然还去过人家家中，被他的替代者打得鼻青脸肿，差点儿被掐死，要不是乡党拼命拉扯，几乎出了人命；他也曾在周边的村子里数次挨打。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北面距离白家营六七里地的一个村子里，被人家的男人捅了一刀。没有人知道他七拐八练是如何从刀下逃生、怎样翻过山坡回到家中的，但有人亲眼目睹了浑身是血的冀先生颤抖着血手上炕找见针线笸箩，大白粗线纫进大叉针，咬着牙亲手在自己大腿上近半尺的刀口上缝合了十来针！没有喝酒，哪有麻药！每想起这个细节，我都不寒而栗，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感情。色胆包天、魂惭色褫而又有些刚骨的冀先生，实在是一个很难简单说清楚的人。

（前排左二为冀有亮先生)

他先后领过不同的女人走村串户，多少挣点小钱，尽口腹之欲后尽数砸在了露水夫妻短暂的温柔乡里了。其间，冀先生还心血来潮，在白家营和南边二喇嘛村召集了一班儿孩童，成立了所谓的“东风文艺宣传队”，煞有介事地排练节目，也在村子里演出过一场，但不久就偃旗息鼓，黯然散伙了。我想，之所以会这样，还是源于冀先生对过去岁月的留恋，在贫困的窘境中，他企图以这样的方式重新构建自己的心理天地，体验曾经的心理满足，但终因脱离了时代而成为了一个近乎笑话的小闹剧。随着岁月的流逝，特别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损伤，冀先生连讨吃调也唱不下去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待在老屋子里，身边只有侄儿照顾他。肺气肿越来越严重，自己身无分文，弟兄姊妹自顾不暇。死前的最后一个月，他弟弟从打工的北京专程回村照顾他。如今说起来，冀有云还是泪流满面，一个劲儿地自责没钱，如果能输几天液，冀先生肯定死不了，至少还能熬过冬天，再活些日子。临死的前一天，冀先生闭着眼满嘴浪口吃下了七八个没肉的山药馅儿的莜面大饺子。一天后，病情突然加重，骨瘦如柴，脸塌目陷的冀先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58岁。那一天是2001年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十一……

滴水成冰的小寒节气，村干部出面用义务工打下了墓坑，一具五分板凑合、下葬时小头已开裂的棺材里盛殓的没有换一件新装老衣裳的冀先生，草草地被掩埋在村西祖坟地里父母的脚下，凝固了贫困屈辱又放荡不羁，让人可怜又可恨的悲剧一生。

近年来，我常常想起冀先生，想起那个在苦命线上不停挣扎、被侮辱损害、人生残缺零落的可怜人，也内疚于后来没有当面给过他一丝抚慰和帮助。有时突然想起，假如冀先生能稍微洁身自好，稍假时日，低保户，幸福院，精准扶贫识别，越来越好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亲朋好友越来越好的光景，绝不会让他以那样的方式走向生命的终结。可惜，人生永远没有“假如”。

寂静无声的夜晚，键盘上敲击得腕困指麻之时，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冀先生的忌日，估计是有侄男外女在他的坟头点张纸的。但今年的那个时候，我定当回村寻冀先生的坟茔，以薄酒纸钱、素花纸烟祭奠先生，感谢他对我的启蒙之恩……

庚子年五月十八日　商都